第一（节） 康熙皇帝与清朝捐官制度
孙嘉淦（1683-1754），一生勤学问、重政绩、察民情、讲实话，以直谏之名蜚声朝野。
孙嘉淦认为：国家施行仁政的关键在于得人，在人主进君子退小人的一念之差。
《三习一弊疏》通篇不足两千言，却深刻地揭示了康乾盛世之时统治者沾沾自喜，开始固步自封的趋势。具有难能可贵的盛世之下的危机意识。
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花钱买官的事情历代都有，然而，清朝以前买官的人数极其有限，手段也大都比较隐蔽，所以对社会的影响不大。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日趋发达和封建政权的腐朽没落，政府对商人阶层的依赖性不断加深，捐官制度就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捐官成为定制当在清朝初期，然而却又贯穿清朝始终，形成清代有别于其他封建王朝的一大特点。康熙皇帝亲政以后，正是边疆几大藩王快速发展割据势力的几年，以吴三桂为首的藩王们拥兵自重，大有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势头，年轻的皇帝果断做出铲除边地藩王的决定，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政权。然而满清贵族入关不过三十来年，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导致了国库财力的极度空虚，朝廷用兵需饷甚多，于是康熙把目标转向了富有者阶层，这就是政府用捐纳的方法来解决军饷匮乏的部分问题。康熙十三年（1674）朝廷颁布捐纳诏令，文职捐官由此开始。康熙本拟暂开捐例，以解燃眉，三年之后，有御史宋得宜奏称：“开例三载，知县捐至五百余人，始因缺多易得，踊跃争趋，今见非数年不克徘徊观望，宜限期停止。俾输捐恐后既有济军需，亦慎重名器。帝纳其言。”（《清史稿》卷112）云南等地收复，捐纳中止。然而兵事之后，又有西安拯荒、永定河工事宜，捐例再开。康熙五十一年（1712）增置通州仓廒科臣，有奏请再开捐例者，得到朝廷的允准。捐官文职可至郎中道员，武职可至千总把总至参将。康熙晚年，又有青海用兵，当时就有内大臣建议，暂停各途守选，迁补专用捐资助饷者。由此可见国家财力的紧张和一些人对捐纳的认可程度。经过一番争议后，便将捐纳作为正途之外的升官制度确立了下来。
清朝中期的雍正、乾隆两朝，捐纳更为频繁，有常捐，有大捐，常捐只捐出身虚衔，大捐实授知府以下官缺，一些地方大员在财力不济时借机开捐，捐纳成为科举正途之外的入仕途径，弊端甚于从前。时人曹一士对盐商捐纳的批评尤其尖锐：“向来积弊，每有众商公捐之举，其实皆非出自商人本心，缘为大吏者，每遇一事，必传商纲授意，遂尔勒派众商，勉强从事。究之所捐在此，而所欠在彼，于国家实无裨益。并有奸商借端高抬盐价，以致闾阎并受其累，所在官司以其方行输捐，遂任彼所为，置之不问。……司盐官吏以及地方有司，因与众商交往亲密，称掣之时，往往任其夹带，不完课税，皆称官盐，恣意射利。”（《皇朝经世文编》卷50）鸦片战争以后，捐纳更甚于从前，积贫积弱的清朝政府每遇一事，辄向富商伸手，捐纳成为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暂渡难关的主要筹饷办法，一些富商也乘机加快与官方的勾结，花钱后迅速跻入仕途行列。比如闻名海内外的山西票号有一项重要业务就是代办捐纳，同时票号财东们也为自身及儿孙捐买官职。国内最早出现的票号平遥日升昌票号的财东李箴视就是这样的一位捐纳者，他不仅给自己捐了官，还给死去的父亲、祖父以及兄弟儿孙共12人捐纳官职；平遥蔚字票号经理毛鸿翙为其家族从父亲到玄孙五代31人捐了“将军”、“大夫”一类的虚衔。类似的捐官当时很多，这里无法一一枚举。甲午之战后，政府财政拮据状况空前严重，捐官的范围更广，富商、地主趋之若鹜，显赫的政治人物背后必有资财雄厚的财东支持，如左宗棠有胡雪岩的慷慨解囊，李鸿章有唐廷枢、盛宣怀作帮办，这些财东也均因资助清朝中央而授官府道，荣耀一时。然而，捐纳的盛行，加快了清朝政治的腐败进度，也加快了清朝政府的最后灭亡。
总之，清代捐纳的始作俑者非康熙皇帝莫属，虽然捐纳制度当时解决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财力匮乏问题，然而它带来的负面作用不容低估。
第二（节） 康熙皇帝与清官于成龙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人。康熙朝历任广西罗城知县、四川合州知州、湖北武昌知府和黄州知府、福建按察使和布政使、直隶巡抚以及两江总督等职。史书载，于成龙“躯干修伟，红颊隆准，美髭髯，精神炯炯四映”。任职两江时，常常微服私访，当地官吏“遇白须伟貌者，群相指自慑”。于成龙辗转仕途20余年，从七品知县做到了一品大员，其中的奥秘就在他始终坚持了爱民惜财、廉洁奉公这两条为官做人的基本准则。于成龙不崇尚华丽的辞藻，也不讲无物的空话，一生清贫却以天下为己任，换来的是百世流芳，一代英名。
顺治十八年（1661），44岁的于成龙由副贡举人授罗城知县，从晋西北前往几千里外的广西。在这土瘠民贫、百废待举、天高皇帝远的偏僻之地，于成龙始终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初到罗城时，“累土为几案，旁置爨釜一、盂一，召吏民从容问疾苦”，虽为一县之令，却夏布冬棉，粗茶淡饭，有人怜惜他做官清贫，“间敛金钱跪进，云：‘知阿耶清苦，聊供盐米资。’公笑谢曰：‘我一人何须此？可持归市甘旨，奉若父母，一如我受也。’”（《国朝先正事略》卷7）在罗城七年间，家人前来探望，罗城人带上银两前去慰问，依然被于公拒绝。如此这般安贫乐道，忠于职守，不以温饱为念，但求顺应“天理良心”，钻营刁滑者无机可乘，百姓黎民无额外负担。于成龙为官一任就是要造福一方，招抚流亡，赈济孤贫，整饬风俗，修建学宫，在罗城建树颇多。离开罗城时，百姓夹道送别，竟有哭送数百里之外者。日后，于成龙几次升迁，属地百姓每每惜别这位与民同乐同苦的清官大老爷。于成龙到福建按察使和布政使任上时，性甘淡泊，吏畏民怀，大臣、朝使来到于成龙的居室和衙署，只见“几案间蛛丝鼠迹，文卷书册，外无长物”，称为闽省廉能第一。据《清史稿》载：于成龙体察百姓疾苦，拒绝所有馈赠，去世之后，江宁将军、都统及其属吏入视居室，“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噩耗传开，江南百姓“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
于成龙就是要以一己之所向，陶冶一世之民风。江南历来为奢华糜丽之地，也是国库赋税的主要来源之区，交给不贪赃枉法的于成龙，朝廷放心，百姓舒心。从直隶来到了江南，于成龙一如既往，外放不带家眷，出门不纳小妾，为了社稷，为了人民，雷厉风行，敢作敢当。于成龙带儿子单车赴总督衙署任职的举动，无疑就是新任总督廉洁奉公的一次亮相。入主衙署以后，上至总督，下至家人亲兵，生活中一切从简从便，于是上行下效，江南士大夫之家减了车马，婚嫁不用音乐，豪滑之人率家远避，人人争衣布褐，官吏望风改操，市民百姓欢欣。于成龙官位高了，不敛财物的情操始终不改，甘享清贫的习惯始终不改，公而忘私的品格始终不改。有江南某按察使准备一餐为其祝寿，于成龙婉言谢绝：“以他物寿我，不如以鱼壳寿我（鱼壳是当地有名的大盗）”，按察使遂以千金招来名捕，除掉了祸害百姓的盗贼，维护了地方的安全。任过左都御史的山西籍大学士陈廷敬说过：“上官廉则吏自不敢为贪，上官贪则吏虽欲为廉而不可得。……为督抚者，不以利欲动其心，然后能正身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为心，然后能加意于民。”（《清史列传》卷9）于成龙就是能够“正身董吏”、“加意于民”的督抚大员，之所以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显赫地位，不靠逢迎，不靠谄媚，不靠送礼，不靠结党，靠的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高尚情操，靠的是为社稷为人民着想的赤胆忠心，靠的是为百姓为地方办实事办好事的能力。
康熙皇帝说过：君明臣直，政治清平，居官应以正风俗为先。而移风易俗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疆臣身体力行，方能去奢返朴，富国强民。把于成龙、张鹏翮、汤斌等廉能之臣，外放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之任，可以看出君王的取人标准和用心所在。康熙评价江南人戏称为“于青菜”的廉能之臣说：“于成龙起家外吏，即以廉明着闻。洊陟巡抚，益励清操。凡在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间有馈赠，一介不取。朕甚嘉之。”（《清史列传》卷8）并回击那些批评于成龙“因轻信或为属员欺罔”的朝臣说：居官如于成龙者能有几人？康熙即位时，满人入主北京只有十七八年，内有辅政专权，外有藩王分裂，忧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君主，比顺治皇帝更深刻地认识到前朝的腐败和刻削，怎样加速了明政权的崩溃，怎样招致了毁灭它的“流寇之乱”，所以他比较崇尚俭约，注重实务，修明朝政，整饬吏治，奖励廉能，惩罢贪官。康熙皇帝赏识这位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办事果断、一介不取的廉能之臣，称赞其古今第一廉吏，御书祠匾“高洁清粹”，标榜为清代文官的楷模，引导世风，勉励臣僚。康熙在位61年，为清朝百年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业，与他相随相伴的文臣武将也一个个名垂史册。于成龙故去的当年冬天，康熙皇帝南巡至江宁，对汉军镶黄旗籍的江宁知府于成龙（时人称其为小于成龙）说：“尔务效前总督于成龙正直洁清，乃为不负。又谕大学士等曰：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廉吏也好，清官也罢，在封建时代的高官行列中确属凤毛麟角。
于成龙是位具有相当政治才能的地方官员。康熙十三年（1674），湖北巡抚张朝珍荐举于成龙出任武昌知府。适逢吴三桂叛军屯踞湖南，朝廷用兵岳州，于成龙奉命在蒲圻修造浮桥接应。浮桥刚刚建成，就被洪水无情冲垮，于成龙被革职处分。此时叛军到处散布文告，煽动黄安、麻城、黄冈、大冶等地的山寨民人纷纷反叛，情况十分危急。巡抚张朝珍深知黄州人“素服”于成龙，令曾任过黄州同知的于成龙前往平反，将功补过。于成龙先去麻城招抚，再督清兵平定大冶的叛乱，平叛中身先士卒，火燎须眉之际，有人劝其退避，于成龙叱责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斩。”危难之际，清朝廷授予于成龙黄州知府，黄安、黄冈的局势随之稳定下来。此时，于成龙已经58岁，按理说不会再有多少功名前程，然而，于成龙在治乱斗争中显露出超常的政治才干，还是得到封疆大吏和朝廷要员甚至是君王康熙的认可。任职福建按察使期间，于成龙疾恶如仇，爱民如子，抑豪强，平冤狱，“执法决狱不徇情面，屡伸冤抑，案牍无停，不滥准一词，不轻差一役，而刁讼风息，扰害弊除。”（《清史列传》卷8）康熙十九年，64岁高龄的于成龙出任直隶巡抚，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官至两江总督。清代两江总督为疆臣之首，凡当此任者几乎都是有赫赫声名的高官。于成龙在任上举荐廉能，罢黜贪黩，治事常通宵达旦，在他留任两江总督的最后岁月里，自觉“精力衰退”，有“龙钟之状”，且又有御史弹劾“用人不当”，但康熙皇帝对这位一品清官的赏识和器重有增无减，对他的人品和才能深信不疑。
于成龙是一个奇迹，是廉臣遇明君的结果。封建社会政治体制下，通常是先有明君后有良臣。做良臣不易，做清官更难，清官遇上明君就难上加难。古人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与那些声名卓着的清代政治家相比，于成龙毫不逊色，他任劳任怨、不屈不挠、不贪图安逸享乐的品质，他勤于政务、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的作风，对清初社会的稳定和民风的转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节） 康熙皇帝评说名相吴口
康熙皇帝是在忧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君主。康熙即位时，清朝廷进入北京才十七八年，内有辅政专权，外有藩王分裂，因此上这位八岁登基、十六岁亲政的年轻皇帝对国家对人民有着很强的责任感。
吴琠（1637-1705），字伯美，号铜川，山西沁州徐村人。他是康熙年间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曾任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等要职，“政绩卓越，相业辉煌”，时人称为一代贤相。康熙谈论吴琠说：“宽厚和平，持己清廉，先任封疆，军民受其实惠，朝中之事，面折廷争，必得其政，朕甚重之。”当年皇帝向朝臣夸赞左都御史吴琠、河道总督张鹏翮居官清廉深得民心时说：“吴琠居官，即为参劾之人，亦以清官好官称之，百姓尤深感服。”（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7）康熙对吴琠的评价应该是客观公正的。吴琠任确山知县时，“确山为中州瘠邑，又当七省通衢，明季流寇残破，鹄面孓遗，十室九空。先公极力抚循，苦心招徕，劝开垦，宽赋税，化蒿莱为活壤，农民永享其赐。又设义学，延名师，开月课校士，筹膏火优奖之，期年之间，士风丕变。”（吴钤：《七世贤良相国文端公传》，《铜鞮吴氏人文志》，1930年石印本）吴琠的政绩得到河南巡抚佟凤彩的赞扬，也得到当地百姓的一致肯定。他做清官好官的志向始终不渝，“每语任外吏者曰：‘地有远迩，俗有淳浇，然爱财异命，民情则一，能体此念，自为良吏矣。’”（《汉名臣传》卷12）他的爱财不是敛财，是爱惜国家财产，珍惜人民血汗，康熙二十年（1681），清初理学名臣的刑部尚书魏象枢荐举，吴琠升补通政司右通政，吴琠受魏象枢影响不小，严于律己，注重实践，一年后吴琠迁都察院右都御史，官至正三品，在任上他留下了《请复督抚巡历地方疏》，其中谈到：“国家之大本系乎民，而民生之大本系乎吏，所谓察吏以安民，乃当今第一急务也。……敕直省巡抚，亲历各属，以知守令贤否，或谓巡方恐劳扰百姓，夫督抚贤，则必能禁迎送，却供应，如其不肖，虽端坐会城，而暮夜之馈踵至矣，岂独巡行足以劳民哉！”（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7）吴琠回籍为母亲守制，谢绝所有馈赠，以实现母亲“得为清官之母足矣”的夙愿，表现了他廉洁奉公的高尚（节）操。他洞察人情世故的能力是很强的，提出地方官员应走出衙门，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解决百姓生活中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能勤于职守，廉洁奉公，在湖北巡抚任时，与湖广总督丁思孔妥善处理了三藩之乱后因裁撤冗兵而引起的大批湖北士兵哗变问题，当几千士兵围攻巡抚衙门进行抗清示威之际，吴琠采取了惩其元首、对胁从者一概不究的宽大政策，哗变平息，人心安定，百姓称善，朝廷满意。康熙皇帝赏识他的“有守有操”、“风度端凝”，冠以能识大臣之体的评语，能够博得这样称赞的人是极少极少的。
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说过：“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益加修身，恤兵养民。布宣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又谕：“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所得，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孟森：《明清史讲义》）康熙认为居官应以正风俗为先，移风易俗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能身体力行的封疆方能使国家的重赋之地去奢返朴，从康熙任命于成龙、张鹏融为两江总督，汤斌为江苏巡抚的事情上，都可以看出这位有为皇帝的这一用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