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期，太原城池达到了空前宏大的规模，沿着汾河两岸形成一个城市集群，城周长42里，城门24座，东城、西城和中城并立，府城、县治分列，演绎出“龙兴之地”的盛唐气象。唐代太原诗人王维、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白居易，他们璀璨夺目经久不衰的光彩照亮了中国的文坛。
晋水汾河孕育了晋阳文明，周柏唐槐见证了太原兴盛。按照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要求，太原具备了比较充足的条件：一是保存的文物比较丰富；二是有相当数量的历史建筑物；三是一些街巷如米市街、羊市街、柴市街、棉花巷、剪刀巷等等都保存着宋代以来的一些历史环境和民俗风貌；四是太原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或者军事要地，发生过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重要事件和许多着名人物，如“三家分晋”、“刘恒治代”、“北朝称雄”、“李渊起兵”、“五代更迭”、“北宋毁城”，明清时期太原成为晋商之都，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太原在全国的影响力始终不绝，绵延两三千年。
三、太原已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做了很好的前期铺垫
2008年9月起，太原市正式启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程。太原市委、市政府有一个对历史文化以及太原可持续发展认识非常到位的领导集体，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同志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意识极强，文化兴城的思路清晰，他认为太原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进一步挖掘和保护太原现存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晋阳文化，打造古都品牌，提升城市品位，推进太原特色文化名城建设会大有益处。像娄烦县这样的过去以煤、铁、焦等高污染、高排放的地方，是山西省的水资源保护重地，因此太原市2006年初提出“放慢污染产业的发展速度，打造山西第一生态县”的战略。2008年以来，为了带动全省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太原市率先提出煤炭产业逐渐退出市区的发展思路，强化推行绿色城市化理念，积极营造生态宜居城市的全新形象，这些为太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做了很好的前期铺垫。
一个城市不能只有GDP等看得见的硬实力，还需要安全、秩序、精神、文化等看不见的软实力。软实力属于一种非显性的、内在的力量，但它有着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对城市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甚至可以直接左右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和未来走向。从全省范围看，太原作为我省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桥头堡，是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城市。今年，上海世博会将进行为期180天的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全球文化交流活动，太原应该力争早日加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这对提升太原的文化形象和综合实力，对太原未来的大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可持续城市化发展正在成为全球的核心议题，能源大省的省会城市如何成为能源（节）约的典范，成为文化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家园，世界肯定都会关注她——太原。
第九（节） 历史在文化开放中前行
每一个民族在继承弘扬本民族文化优势的同时，还须借鉴、吸收和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以保证充足的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恰恰“由于开放、包容，能够吸收新的内涵，排除陈旧因素，我们历史上的文化才能变革，才能前进。新的内涵是外来的，但更多是内在的，而且只有内在的改革要求时，外来的新内涵才能被吸收融会。”（申维辰：《华夏之根·序》）探求异域文明，中国自古不乏其人；西方人来华，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备受关注。当然，外来文化不仅仅指西方的文化，还有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化要走出去，也要走进来，历史上的山西曾经是一个文化开放度良好的区域，文化的开放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前进动力。
一、三晋大地开放的文化传统
开放的建国方略西周成王桐叶封弟，给了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特殊政策，叔虞在其封地，能够照顾不同民族的习俗，实施不同于宗主国的政策，发展经济，安定民心。父燮改唐为晋后，这种与宗主国区别的开放政策继续作为基本国策，实行多年。《孟子》中有梁惠王说的一句名言：“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晋人同戎、狄和睦相处，开放治国，国力日渐强大。六七十年以后，晋卿魏绛提出的“和戎”之策，又开创了汉民族团结少数民族的典范。魏绛称和戎有五利：“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怀威，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事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春秋左传·襄公四年》）晋悼公执政的15年间，北和戎狄，南联宋吴，疲楚伐秦，胁齐服郑，九合诸侯，将晋国霸业再次推向了巅峰。
开放的用人导向春秋霸主之一的晋文公重耳，曾被迫流亡19年，期间主要的追随者，不少都是异姓之人，晋文公2010深秋（张建武/摄）
返国后，不论贵贱高低，不分本族异族，只要对晋国霸业对国家有利，大多能得到合理使用。狐偃出自白狄，日后成为晋文公的股肱大臣；赵衰、先轸，都是异族之人，前者在晋文公改革内政时长于谋划，后者在晋楚城濮大战中指挥有功。史书记载，晋文公重义敦礼，尚贤赏功，同时，晋文公的霸业也不乏楚、宋等国人才的支持，我们耳熟能详的“楚材晋用”，就是源自晋国多年坚持的开放人才导向政策的成功实践。
开放的生活模式联姻是古代中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息兵止戈、友善亲和的重要手段。《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姬姓黄帝与姜姓炎帝，两族世代通婚，而晋国与周边的戎、狄也保持了恒久而频繁的联姻。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说大行其道，各国变革风起云涌，文化开放孕育催生了生命力更加旺盛的新文化。赵武灵王（约前340-前295）时，西边强秦压境，东南诸侯争雄，于是向北发展。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交战中，赵武灵王发现窄袖短衣的胡服有利于马上骑射，率先穿起胡服短衣，推行改革。赵国百姓也开始穿胡服，用胡食，使胡器，通胡俗。“胡服骑射”使赵国成为了军事强国，此后，赵国败三胡，灭中山，抗西秦，一跃而为威震诸侯的一流强国。
风俗习惯与生活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变革和创新。在平城（山西大同）建立政权的鲜卑拓跋氏，孝文帝时迁都洛阳，同时推行了全面汉化的社会改革，从百姓的衣着饮食到姓氏文字，一直到政治经济制度，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变革，山西地方的革新力度很大，对多民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大的影响。
二、历史上山西并不闭塞
中亚大批商人来到了山西作为中原和北方边塞的交通枢纽，山西始终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往来要冲。在民族冲突剧烈、文化融合迅速的南北朝时期，“中亚商人、艺人、普通民众大量入华，丝绸之路逐渐繁盛，西域文化大量传入，在平城、洛阳、西安、邺城、晋阳等地留下了许多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的实物证据。”（张庆捷等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377页）山西自汉代以来就是商人频繁活动与商品物资的集散地。北魏建国以后，山西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太武帝拓跋焘年间，就有柔然、车师、焉耆、鄯善、粟特等国前来朝觐。而商人的活动则更加频繁，特别是在山西的胡商人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古代中亚的栗特（今吉尔吉斯斯坦）、波斯（今伊朗）大月氏（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及其迤西一带）以及南亚的印度商人，源源不断来到了山西，考古学者也发现北魏平城时期，周围遗留了许多波斯萨珊王朝银币与金银器物，与波斯商人的活动大有关系。
在北朝的墓葬中，常常可以见到来自西方的器物随葬。从已经发现发掘的北齐娄睿墓、徐显秀墓等几座有代表性的墓葬壁画中，反映出太原曾经是中亚商人频繁出入的地方。娄睿墓道东西两壁上层壁画中，各有一幅载物驼队和高鼻短胡、浓眉深眼的粟特商人图，应该说墓主人生前与外国商队有相当密切的联系。而徐显秀墓葬壁画上的胡人、胡马、胡帐、胡床以及演奏的龟兹乐舞图，就是异域人在山西的出行与娱乐图。入华商人除了贸易，还要传播工艺、歌舞、乐器、绘画、雕刻，进行文化交流，这些来华的外国商人，有的就此定居，融入了华夏民族。一直到隋唐五代时期，外国人在山西的活动非常频繁，中外文化交流为中华文明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与活力。
第一位西行取经的高僧法显与《佛国记》诞生佛教传入中国后，开始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中国文化格局。而翻译佛经就是以开放的视野吸收外来文化的有效途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山西五台学子阎宗临求学欧洲，日后以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见长，考证注释法显《佛国记》和樊守义的《身见录》等着作，古代山西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