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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汉朝(5)

文帝十五年春天,文帝说:“我能够用牺牲玉帛来祭祀上帝和宗庙,到现在已有十四年。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以我这样一个不聪明不圣明的人而长期抚临天下,深感自愧。应该扩大各种祭祀场所和增多祭祀用的玉帛。过去先王远离恩德而不求报答,举行祭祀而不祈求福佑自己,尊崇贤才,不重亲戚,先民后己,圣明到了极点。现在我听说主管祭祀的官员向神灵祈求福佑时,都只为我一人祈福,不为百姓祈福,我非常惭愧。以我这样不德的人,而单独享受神灵的福佑,百姓不能分享,这就加重了我的不德。现在命令主管祭祀的官员按时向神灵表示敬意,不要为我有所祈祷。”

这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正在制定乐律和历法。鲁地人公孙臣上书讲述五德终始的学说,提出现在是土德时期,土德就会有黄龙出现,应当改变历法正朔、官服颜色和各种制度。文帝把这件事交下去,让大臣们与丞相讨论。丞相研究后以为当今是水德,就开始把十月为岁首和崇尚黑色这件事明确下来。由于他认为公孙臣上书所说是不正确的,所以要求不采纳公孙臣的建议。

十五年,黄龙出现在成纪,文帝又一次召见鲁地的公孙臣,任命他担任博士,阐明当今应为土德的道理。于是文帝下达诏令说:“有一个奇异的神物出现在成纪,无害于民,今年会有好收成。我亲自到郊外去祭祀上帝和其他各神。掌管礼仪的官员讨论一下所应举行的礼仪,不要怕我劳累而有所隐讳。”大臣和掌管礼仪的官员都说:“古时候天子在夏天亲自到郊外依礼祭祀上帝,所以称为‘郊’。”于是文帝初次幸临雍县,郊祀五帝,以夏季四月举行祭礼。赵地人新垣平以望气之术进见文帝,趁机劝说文帝在渭阳修建五帝庙。并说要想发现周朝的传国宝鼎,应当有玉石的精华出现。

文帝十七年,得到了一个玉杯,上面刻有“人主延寿”。于是文帝开始把这一年改为后元元年,下令天下百姓举行盛大的聚会,设宴同饮。在同年,新垣平诈骗行为被察觉,处死他的三族。

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文帝说:“我并不英明,不能远施德泽,所以致使中原以外的国家不得安宁。四方荒远地区的百姓不能平平稳稳地生活,国内的百姓辛勤劳苦,不得安居,这两种过错,都是由于我缺少道德,不能使德泽流布远方。最近匈奴连年为害边境,杀死很多官吏和民众,边地的官员和将领又不能理解我内在的心意,以致加重了我的不德。这样长期交兵,灾难不解,中原内外的国家如何能得到安宁?如今我早起晚睡,辛苦操劳天下大事,为千千万万的百姓感到愁苦,心里忧惧不安,没有一天能够把这件事情忘却。所有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道路上冠盖相望,车辙盘结,让他们去向匈奴单于说明我的想法。现在单于回到了古代正确的道路上,考虑国家安宁,为千万民众谋求利益,亲自和我一起抛弃那些细小的过失,在正确的原则上团结一致,结下兄弟般的情谊,来保全天下善良的民众。和亲的事情已经确定下来,以今年为开端。”

后元六年冬天,匈奴三万人进入上郡,三万人进入云中。文帝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扎在飞狐;以从前的楚国丞相苏意为将军,驻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守北地;以河内郡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在细柳;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屯兵霸上;祝兹侯驻军棘门,来共同防备匈奴。过了几个月,匈奴人撤走了,各路军队也撤了回来。

全国发生了旱灾,蝗虫为害。文帝命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废驰对山林湖泽的禁令,减少文帝的服饰、用具和游玩的狗马,裁减郎官的员数,打开粮仓,赈济贫苦百姓,民间可买爵位。

孝文帝从代国来到都城,在位二十年,官室、苑囿、狗马、服饰、用具,没有增加过什么,有对百姓不方便的地方,就进行改易,以利百姓。曾经打算修建露台,叫工匠计算费用,需要黄金一百斤。文帝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百姓十家的产业,我奉守先帝的宫室,常常担心给它带来羞辱,修建这露台干什么呢!”文帝经常穿着粗丝衣服,他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许衣服拖至地面,帏账不得织文绣锦,以此来表示敦厚质朴,为天下先做出一个表率。修建霸陵全部采用瓦器,不许使用金、银、铜、锡作装饰,不修高大的坟墓,想要节省一些,不去烦扰百姓。南越王尉佗自称为武帝,然而文帝却叫来尉佗的兄弟,赐予高官厚禄,以德相报,尉佗取消了帝号,向汉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违背盟约,入边寇掠,然而文帝只是命令边塞加强守备,不出兵深入匈奴腹地,害怕烦扰百姓。吴王假装有病,不去都城朝见,文帝立刻赏赐他坐几和手杖。群臣当中如袁盎等人论述事情虽然尖锐而又急切,但文帝常常以宽容的态度采用他们的建议。大臣中间如张武等人接受金钱贿赂,发觉后,文帝就拿出自己府库中的金钱赏赐给他们,不交给官吏治罪,使他们内心感到惭愧。文帝一心一意地致力于用道德教化百姓,因此,四海之内,殷实富足,兴起了讲究礼义的风气。

后元七年六月一日,文帝在未央宫去世。留下一篇很长的遗诏说:“我听说天下万物生长,没有不死亡的。死亡是天地间的常理,万物的自然现象,何必过分悲哀。现在,世人都好生恶死,大量财物用于安葬,以致倾家荡产,长期服丧,以致伤害了身体,这些做法我是不赞成的。况且我生前不德,无益于百姓,如今死了,又让人们长期服丧哭吊,经历寒暑的变化,使人家的父子悲哀,损伤老幼的心灵,减少饮食,断绝对鬼神的祭祀,这加重了我的不德,怎么能对得起天下百姓呢!我能够奉守宗庙,以一个渺小的人凌驾于天下诸侯王之上,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依赖天地的神灵,社稷的福祉,国内安宁,没有战乱。我并不聪敏,常常担心有错误的行为,使先帝的遗德蒙受耻辱;时间长了,更是害怕不能善终。如今幸运地凭着天年能够供养侍奉高祖于地下,以我这样的不贤明,而有如此好的结果,还有什么可悲哀的呢!向天下官吏和百姓下达命令,命令到达后哭丧三天,然后全部脱掉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敬祀鬼神和饮酒食肉。应该服丧哭吊的人,都不要穿斩衰的丧服,绖带之围不要超过三寸,不要陈设战车兵器,不要发动男女民众到宫殿里哭丧。宫中应当哭丧的人,在每天的早晨和晚上各哭十五声,尽礼之后就停止;不是早晨和晚上哭丧的时候,不许擅自哭丧。下葬后,穿大功丧服十五天,功小衣服十四天,细布丧服七天,然后脱去丧服。其他没有规定在遗命中事项,全都根据这一遗命,参照从事。布告天下,使人们明了我的心意。霸陵地方的山川保持原样,不要有所改变。后宫夫人以下至少使,都遣散回家。”任命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典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调发附近各县现有的士卒一万六千人,调发内史现役士卒一万五千人,归将军张武指挥,负责安葬棺椁,穿圹掩埋。

六月七日,大臣们都叩首至地,对去世的文帝奉上尊号为孝文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对御史下诏说:“听说古代帝王称祖的是有功的人,称宗的是有德的人,制礼作乐各有一定的原因。又听说乐歌是用来发扬道德的;舞蹈是用来显示功业的,以醇酒祭祀高庙,表演《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以醇酒祭祀孝惠庙,表演《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君临天下,使关塞津梁畅通无阻,远处近处同等对待。废除诽谤罪,去掉肉刑,赏赐老人,收养孤独、抚育众生。减少嗜欲,不接受进贡的物品,不私自占有这些利益。犯罪的人,不收没他的妻子儿女,不诛杀无罪的人。废除宫刑,放出后宫美人,很重视绝人后嗣这件事。我并不聪敏,对这些不能完全认识。(实际上)这些事情都是上古帝王所赶不上的,而孝文皇帝却亲自做到了。圣德的浩大如同天地,惠泽流及四海,没有一个人不得到幸福。光明宛如日月,而庙中的乐舞并不相称,我很恐惧不安。应该为孝文皇帝制作《昭德》舞,用来表彰他那美好的道德。然后把祖宗的功德记载在史册上,流传万世,永无穷尽,(这种做法,)我是很称赞的。应与丞相、列侯、秩为中二千石的官员和掌管礼制的官员拟定礼仪奏上。”丞相申徒嘉等人说:“陛下永远想着孝敬先帝,制作了《昭德》舞来显示孝文皇帝盛大的功德,这都是臣子申徒嘉等人由于愚昧而想不到的。臣子郑重而又恭敬的建议:一代的功劳没有大过高皇帝的,德业没有盛过孝文皇帝的,高皇帝庙应该为本朝皇帝的太祖庙,孝文皇帝庙应该成为本朝皇帝的太宗庙。天下应当世世代代的献祭祖宗之庙。各郡国诸侯应当为孝文皇帝建立太宗庙。诸侯王、列侯的使者随从天子祭祀,天子每年献祭祖宗之庙。请把这些规定明文记载下来,向全国公布。”景帝下令说:“可以。”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汉武帝在位几十年,为西汉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06年,他多次要求地方上推举孝廉、贤良方正、秀才。并规定要按人口比例每年每郡推荐1~6人不等。不推举人才的地方官要问罪。被推荐的人按四个科目分类。第一科是德行,第二科是儒学和学术,第三科是明习法令的人,第四科是行政人员,后来又增设了茂材异图科。他的这种选举官员方式,就是“察举”制。同时,允许官吏和平民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有才能的人可以自荐。他在位时通过上书自荐得官的很多,如东方朔、徐乐、主父偃、严乐等。主父偃出身贫寒,怀才不遇,元朔元年(前128年),他上书听陈政见为武帝赏识,一年之内,四次升迁。第二年,主父偃建议武帝实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可以推恩将其余的儿子在自己的封地内再度封侯,但新封的侯不再受原封国的管辖,直接由各地郡县管理。此举名为皇帝恩德的推广,实际上剥夺和缩小了诸侯王的势力和实权,许多大的封国被分成几个或十几个小侯国。淮南王刘安就是由于对此不满而起兵叛乱的。

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称为部(州)。每部派刺史1人,在每年秋季巡行各郡国,监督地方豪强和官员的违法舞弊行为。经刺史考察优秀的地方官可以向朝廷推荐,有劣迹的可以罢免。刺史品级不高,不处理日常政事,使地方官惧怕,又不会危害朝廷的权力。同时武帝在朝中任用张汤、赵禹等一班酷吏,专门惩办违法官吏。武帝开挖昆明池时,所用十万劳役,竟全是因违法而被追究治罪的官吏。

武帝还进一步强化皇帝的用人权,削弱丞相的权力。汉初丞相都是由功臣充任。丞相总揽朝政,百官恭谨听命。即便是内史(都城最高长官)这样的高官,若与丞相冲突,丞相也可以先斩后奏。丞相推举的人,往往可直接任命为郡守或朝中的九卿。丞相与皇帝可以坐而论道,皇帝一般都很尊重丞相的意见。汉武帝改变丞相一职由功臣充任的传统,任用儒生为相。如出身贫苦的公孙弘,就被武帝破格任用为相,而不像功臣那样居功自傲,更不会与皇帝争权。后来汉武帝又把朝官分为中朝和外朝。将一些随时待奉左右的文人充实到“尚书”(原来主管文书档案)机构,让他们审阅公文,起草诏令,谋划政事。这些品级不高的尚书与同样品级不高的侍中、中书一起构成一个朝中之朝——“中朝”。实际上也是皇帝的智囊团。他们商量大事,作出决策后,再交给外朝的丞相去发布执行,丞相成了执行机构。外朝的九卿也可不通过丞相而直接上奏疏给皇帝。这样丞相一职实际被架空了,皇权得到加强。

建元年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太学应该算作我国第一个国立大学,是专门用来培养文官的。第一次将教育与选拔官吏结合起来,使西汉各级官吏的成份发生了很大变化。汉武帝时官吏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如司马迁、司马相如、卫青、霍去病、赵过、张骞、桑弘羊、金日、韩安国、霍光、东方朔、苏武等等。这些令后人也崇敬的人物,足以说明汉武帝时代,人才之盛。如果没有这些人,西汉历史,就会大失光彩的。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更体现在开拓疆土,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中原王朝大规模远距离奔袭草原民族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而汉武帝终其一生,始终保持了对北方民族军事上的优势,在历次大战中一直保持进攻态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正由于这一点,使西汉王朝也借势打通了西域的道路;加强了中原与天山南北地区的联系。

更为难得的是,武帝晚年能反思自己一生得失,公开检讨自己的过错。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东巡至海,眼望波涛滚滚,无边无涯,终于放弃了与海中神仙相会的念头。回程时,在钜定(今山东广饶县北)看到田里农耕正忙,便操起农具,亲自到田里参加劳动。在泰山祭祀时,对天神和大臣检讨自己一生好大喜功,“使天下愁苦”。并发誓:“自今,事有伤百姓,縻费天下者,悉罢之!”。回到长安,遣退了所有的方士。当桑弘羊上疏,请求在轮台(今新疆轮台)筑亭帐、驻军屯田时。汉武帝下了一个著名的“罪己诏”,向天下宣示,自己不忍再“扰劳天下”,而要“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与民休息。所以他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其为“富民侯”,意思是让他“思富养民”。又任命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让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先进的“代田法”和先进的农具。

武帝一生,南征北讨,耗费无数财力,建立巨大功业。晚年却能检讨自己,向天下表示忏悔,及时改弦易辄,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少见的。正由于武帝晚年政策的调整,西汉社会又趋于安定,为以后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西汉盛世又沿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司马光评论说“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是由于他“晚而改过”。汉武帝上承“文景之治”,下启“昭宣中兴”,不愧为一代雄才。

王莽篡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