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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两晋(5)

建兴二年(314)正月,刘聪建百官制度,除中央机构沿袭前制外,又制定了一套胡、汉分治的地方行政体制,置左、右司隶,各领民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共设内史四十三人,用以统治汉人。又设大单于,大单于之下设单于左、右辅,各领六夷十万落,一万落置一都尉,以其子刘粲为丞相,兼大将军、封晋王,以中山王刘曜为大司马,不久又以刘粲为相国大单于。

建兴四年(316),刘聪又派刘曜攻破长安,俘晋愍帝司马邺,灭西晋。

刘聪靠弑杀太子作了皇帝,并且在灭晋以后,经不起过度富裕的宫廷生活的腐蚀,很快就堕落,过起放纵、酗酒、荒淫的生活了。刘渊刚死,就与太后私通,接着又立太保刘殷二女为左右贵嫔。刘殷本刘聪近亲,刘聪娶刘殷之女,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又怕引起朝廷贵族们的不满,先试探左右大臣,太宰刘延投其所好,替他编了一套谎言说:“臣常听太保刘殷说,他是周刘康公之后,与圣上虽为同姓,但源出不同,联姻无妨”。大鸿胪李弘以魏晋时期的大儒王基曾娶太原王沈之女为例,劝刘聪娶刘殷之女,刘聪遂拜刘殷二女为贵嫔,又封刘殷的四个孙女为贵人,于是六刘之宠倾于后宫。此后,刘聪又封中护军靳准二女为左右贵嫔,大的称月光,小的称月华,又立靳氏二女、樊氏、刘氏为上下、左右四皇后,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又有七人。刘聪沉缅于皇宫之中,不问政事,常常外出打猎、观鱼,或以烛继昼同宫人们游戏于后宫,朝廷有事,由中常侍王沈等纳奏、贵嫔裁决,有功之臣不被录用,而奸佞小人数日之间便跃居二千石官,战争连年不断,但对出征将士无钱帛之赏,而对后宫侍僮的赐赏却动辄数千万,中常侍王沈的车服宅居过于诸王,朝廷上下,纲纪败坏,贿赂成风,一发而不可收拾。

当时河东发生蝗灾,平阳饥荒,流叛死亡者十有五六。部民逃奔石勒的有二十多万户,逃奔东晋刘琨的有三万余户,氐、羌少数民族叛离者有十万余落。汉国所面临的形势已十分严峻,而汉国内部的权力争夺又愈演愈烈,刘粲与刘夐争夺权位继承,双方互不相让。建武元年(317),刘粲、靳准、王沈在刘聪面前并称刘夐造反,于是刘聪召来氐羌酋长十余人严刑逼供取证,这些人在严刑烤打之下,诬招刘夐谋反,刘聪遂杀刘夐官属十余人,活埋士卒15000人,废杀刘夐,平阳街巷为之一空。

大兴元年(318),刘聪终于死于荒淫,由刘粲继位。刘粲之荒淫更过于刘聪,名义上尊靳准之女为皇太后,实则以靳氏为妻,靳准靠靳氏之宠作了大司空、司隶校尉,军国之事,全决于靳准。靳准斥异己,引起朝廷上下的不满,朝内重臣大都投奔刘曜,靳准乘机发动叛乱,将刘粲及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于东市,自称大将军,汉天王,称藩于东晋。接着刘渊族子刘曜从长安起兵同进驻汾阳的石勒进为犄角之势,靳攻平阳,平阳守军及巴、羌、羯十余万落投降石勒,石勒将他们迁往自己的管辖地,靳准被部下靳明所杀。石勒之子石虎帅幽冀之兵合同石勒进攻平阳,靳明帅,平阳士女15000人奔刘曜,石勒遂占有平阳和洛阳以东之地。刘曜封石勒为赵王。大兴二年(319),刘曜被迫迁都于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从玄言诗到山水诗

早在曹魏时代的正始(240—249年)年间,王弼、何晏等人就以“好庄老玄胜之读”而引起社会的共鸣。到西晋永嘉(307~313年)时代以后,玄学逐渐成为了全国思想界、哲学界和文学界的中心学派。《周易》、《老子》、《庄子》被称为“三玄”,因为《易》谈阴阳变化,《老子、》、《庄子》谈天道,都是玄而又玄的东西。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东晋南渡,经济文化崩溃,江左草创,士族不但不面对现实,寻求上进,相反竭力逃避现实,以空虚的玄言诗来麻醉自己,以求自我主观上的满足。

玄言诗的大盛与老庄佛理融汇,与郭璞、许询和孙绰三人密切相关,弥漫诗坛近一个世纪。东晋一代,文人名士以不谈玄学为耻。其时,佛学书已传播,且被文人名士之所接受,但他们对佛理还不像对老庄那样十分熟悉,因而老庄成为当时文人名士间时髦话题。《世说新语》载,孙绰和支道林(名僧)一同去拜见王羲之,正值王羲之要出门,车已备好停在门外。支道林说:“请稍等一下,我与您讲几句话。”随口便论述庄子的《逍遥游》,口若悬河,才藻新奇。王羲之立刻下车更衣,留他作终日谈。许询年少时,自以玄学为最佳,人们把他比作王修,他很不满意。一次,众人都在会稽的西寺谈玄,许询专门跑去与王修辩驳,使其难堪。对于玄学领悟的高低,成为文人名士的品评标准。郭璞是玄言诗的倡导者,他的《游仙诗》虽也有“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等佳句,但纵观其诗,深察其味,又是借老庄之言而表达慷慨悲愤之意的。玄言诗的大作家,以许询、孙绰为代表。《隋书·经籍志》载孙绰有诗集十五卷,许询诗集三卷,但都已佚失。因为他们的诗是老子《道德经》的讲义,《庄子》的注疏。所以孙、许二人都自诩甚高。有人问孙绰,你对自己的评价如何,孙绰说:“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以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又有人问孙绰,你与许询比较,谁的诗更好的?他说:“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对自己评价甚高。他们不仅自我欣赏,世人也对他们的诗也衷心推崇。许询曾造访简文皇帝,当夜风静月明,两人共作曲室闲谈,许询辞寄清婉,使简文皇帝大加感叹,与他促膝长谈,通宵达旦,并佩服地说:“你的五言诗,真可谓妙绝时人。”

玄言诗不仅内容上贫乏空虚,而且把诗味、诗形都抛弃了。诗歌要发展,必然要改换一种新形式。这便是山水诗的兴起的原因,并以义熙元年(405年)谢琨的诗出现为标志。谢琨和殷仲文留下来的诗并不多,从实际看,山水诗是从玄言诗中脱胎并演化而来的。山水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道家理想的表现,所以谈玄和游览山水是很难分开的。玄言诗的大家孙绰就曾“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晋室南渡以后,南方秀丽的自然环境和名士们追求自然的心境相结合。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高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也曾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这样,在玄言诗兴起的同时,山水的美已感发了文人名士的灵感,但由于中心涡流的影响,对于山水美的感受也只能零星地夹杂在玄言诗之中。随着“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山水诗才逐渐从玄言诗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成为东晋后期一直到齐代文学的主流,也成为这一时代对于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绝大贡献。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并不是文人名士的思想和对于宇宙人生的认识观的改变,而主要是一种感,一种媒介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