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上海的朋友，文代会前他已经向中央递交了四份材料，其中有一份建议不要开文代会，应先开一两个小会，谈一谈文艺界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决定文代会要解决什么问题，重要的是不能恢复“旧贯的官僚体制”。但是文代会让胡风感到文艺界还是重复了以往的体制，历史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胡风出狱后所关心的显然不是他个人恢复名誉，也不是他个人的委屈和得失。他关心的是文学的环境，或者说，他是要改变他认为长期以来存在于文学界的官僚体制。这可以说也是他五十年代就在力争的事。世事变迁，他依然一如既往。但胡风显然不了解，即使是毛泽东已经去世、“四人帮”也已经被打倒，社会政治的变化仍然还有漫漫长途。
胡风的这封长信，还谈到别人提到的关于个人恩仇问题，对于舒芜，他是永远不能宽恕的，但这“决不是从他对个人负心出发的”；而对于死者，他“实在制不住激动，因而无法不怀念他们”；对于有人提醒他要少树敌这一点，他说他是应该注意的，但他还是强调，“这不是某个人造成的结果”，“这个倾向是有群众基础的，不涉及相关的必要人物，是不能说明实际的”。
这里所引和所述的只是这封信中的一小部分，该信将来定会全文发表，它将有助于人们了解出狱时胡风真正的思想。胡风这一时期的思想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代，他递交的材料，他所努力的目标，可以说是“三十万言书”的继续。
1980年春节过后，胡风身体状况不好，还引发了旧症，出现幻觉和行为失控的情况。在成都治疗不见好转，终于得到允许回京治疗。三月底，胡风及家人回到已离别了十多年的北京。他暂时仍然无家可归，在友谊医院住了几个月后，胡风被安排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内。
此前两三年间，无数冤假错案的平反使许多人获得了新生。尽管对定案于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也时有传出要平反的信息，但却迟迟不见确实的消息。可以自慰的是，在胡风回到北京的同时，其他在各地的“胡风分子”们，也都有了相对的行动自由。朋友们也就有了见面的机会。
在北京的绿原最先在医院见到了胡风。
这是相别二十五年后的一次重逢，他颤巍巍站在大门口望着我们进屋。虽说不完全是“相对无言”，也实在讲不出一句多余的客套话来，就像38年前和他第一次见面一样……
（《胡风和我》，《我与胡风》第367～568页）
同在北京的牛汉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望了胡风，他告诉胡风他已经恢复了党籍，并对胡风说，整个案子也能得到全面的了结。
从他的神情我感到他对形势和我谈的问题都并不乐观，他缓缓地摇了两次头。
（《重逢》，《我与胡风》第630页）
回到北京后的胡风和在成都时的胡风在心境上已经有了差异。
到1980年年中，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大部分人都由各地方先作了个案处理，牛汉、曾卓恢复党籍，贾植芳已重新执教……这实在是一个悖论，当这些当年被作为“集团”内的重要成员都被宣布打成“胡风分子”是错误的，那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概念也已经抽空了它的实际内容。
7月，上海为同案受难已在“文革”中去世的彭柏山昭雪并补开了追悼会。胡风没有收到讣告，但得到了消息，他要求上海的朋友代他送一个花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露出不能直接悼念朋友而感到的伤感。事实上他并不知道，他连送花圈的愿望也没有能实现。
除了治病，没有什么人来正式与他谈论过复查的事，即使有一些以领导身份前来看望他的人，对他说的话也不过是“安心养病”之类的话。这并不是胡风所期望的。住院期间，他听到了许多人在“文革”中遭遇的事情，他还真正了解到了他的朋友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的不同经历，他见到了分别了二十多年的路翎……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一切却都是事实。1955年，胡风曾希望自己“承担一切”，但却有无数的人在这次劫难中受到牵连。还在成都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死了一大片，虽然早在意料中，但接触到了事实又似乎意外。植芳叫我不要难过，到老年才感到这两个字的意义。这些死者，我能有一天纪念他们么？
而回到北京后，令他感到痛心的不仅仅是死者，也还有生者。他在当时给绿原的人中写道：
你所说的“生者有负死者，若不勇往直前”对我说来，死者固然不少，恐怕实在有负他们，同样沉重的是也会有负生者了。你想一想，包括你夫妇在内，生者如路翎，我的负疚心情是无法表达出来的。
（《胡风全集·书信》第391页）
回到北京的胡风对于现实情况已经有了直接的感受。他的心情与在成都刚出狱时有了较大的改变。7月8日，他给上海的朋友信中写道：
我于五日出了医院，暂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牛汉来看过我，他很乐观。但至今未见到任何一位负责人，所以无法判断事情的解决。
7月中，中宣部宣传局派来两个人对胡风夫妇宣布，胡风为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顾问，梅志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
对这安排，他没有感到突然，也没有谦虚的表示，只客气地说了句谢谢。但他们走后，他立即起草了给宣教局的报告，要求发还他的稿件。
（梅志：《胡风传》750页）
胡风对这种安排显然没有太大的兴趣。事实上，他在回到北京经过治疗，身体虽有好转，但他再也没有像在成都时那样，以巨大的激情撰写材料，也不再对文艺界的事情表示什么态度。也许，他所说的他的“胆大妄为的最后一步”已经走完，而且并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目标，他终于止住了脚。也终于“谨慎”了，更准确地说，他对这个问题沉默了。
4．唯一个要求——安家
9月，身为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的周扬带着公务走进了胡风住的招待所。除了将中共中央决定为胡风案平反的文件稿请胡风家属提意见以外，周扬在这次时间不长而且多是客套言语的会面中说了两句名言：你们受苦了，我也受了苦。
周扬这两句话表达了怎样的心情，或者说是怎样的意图，是很让人费解的。“你们受苦了”和“我也受了苦”都是事实，但却是两个的事实。胡风自1955年起受难，是与周扬有关的，而周扬在“文革”中受迫害因而“受苦”却是与胡风无关的。周扬说“你们受苦了”，下一句如果是“我也有责任”则更合乎逻辑。但周扬却说了一句与胡风受难并无关联的“我也受了苦”，这是长期作为一个政治角色的周扬，又一次政治技能的表现。
胡风家属虽然被告知可以对平反文件提意见并且也确实提了意见，但意见并没有被接受。而胡风本人正在病中，家人不愿意因此再让他受到精神上的伤害。这个“征求意见”也许本身就是周扬去看望胡风时客套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文件不是为胡风个人平反，而是对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件重新作出结论。其意义是和在此之前平反的冤假错案不相同的。如果说是“征求意见”，就不只是对胡风及其家人而言。然而，除胡风及其家属以外，当年涉案的当事人，即使的受牵连较深的人，别说是“征求意见”，就是连文件下达后，他们也只能通过别人的传说了解文件的内容。按照当时的惯例，中共中央的文件层层传达下来，一般只到党内某一级为止。而“胡风分子”们有许多并不是中共党员，是没有听文件传达的资格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共中央76号文件，下发日期是9月16日，其中所附的检查机关的复查文本签署日期是7月18日。周扬在9月22日拿着文本去“征求意见”时，在医院的胡风一家人并不知道，文件已经在层层下达。周扬也许确信，以当时胡风的景况，家属关心的是对于事件的重新认识，而不会去注意文本上的数字逻辑。
从30年代到50年代，胡风与周扬围绕着文学问题争论了二十多年，到50年代，周扬的一篇《我们必须战斗》预示了随后胡风案的升级。几十年后，宣布为胡风平反的还是周扬。
说完了“你们受苦了，我也受了苦”之后，针对胡风家属对平反文件表示有意见，周扬又说，平反并不说明过去都是正确的，应当“实事求是”。
这场病房内的相会，虽说是来宣布为胡风平反的，但事实上较之1955年以前周扬与胡风的任何一次见面，周扬都更具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他的身份几乎是文学界的统帅，而胡风只不过是一个等待恢复合法身份的人，而且重病在身，无家可归。
平反的确不能说明胡风以往都是正确的，这本来是无须说的。而平反说明了以前对待胡风等人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才是重要的。而周扬强调前者而回避后者，这与他所说的“实事求是”未必是一致的。
对于那份平反文件，受难者其实是并不能认同的。然而，他们并没有对此发表意见的权利。他们即使被允许表示意见，又能怎么样呢？明知无力去改变其中不符事实的措词，那就只有接受。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可以损失了。无论怎么说，这个文件使受难者恢复了政治权利。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可以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胡风对宣布平反表示得十分平淡，似乎是他对此并不十分关心。只是周扬最后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他平静地说，他已经颠簸了几十年，只希望有个家。胡风性格一向不甘低头，在狱中时，曾被问出狱后会怎么样，他坚定地说，他再不会在群众中对那些头上放着金光的文艺领导人讲任何话，周扬就是他所指的那种人之一。胡风对周扬前来宣布平反的平淡态度，想来应当也有这个因素。然而，胡风终于提出“安个家”的请求，这个小小的请求的提出，对胡风而言，未必是内心很轻松的事，而出于无奈，他愧欠家人太多，他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家人获得正常安定的生活。
5．没有再去看鲁迅墓
胡风家属没有将平反文件给胡风看，是因为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好。胡风回到北京后，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在治病。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多给人以一种病重的老人形象。也因为他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好，人们对于他的病体的关怀远远超过对于他的思想的了解。他的身体状况也掩盖了他的精神活动。胡风从来没有对他获得平反发表过感想。他在后期，写了大量的文字，多是回忆友人、文学评论，没有对事件本身再作任何评说。他不会是没有感想，也不会是无法表达。他的身体虽然很不好，甚至一度精神失控，但他更多的时候仍然是思维清晰的。他在平反前后所表现的沉默较之他在刚出狱还在四川时表现出的激情正是他对于现实认识上的巨大变化。
1981年，胡风因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前往上海治疗。经上海几家大医院的精心治疗，胡风的精神病况大有改善，可以和上海的友人们会面了。除耿庸已在北京见过他以外，上海的贾植芳、何满子、王戎等都是平反后第一次见到胡风。五十年代初期，胡风由上海调往北京工作。相隔近三十年，回到上海的胡风已不是当年神采奕奕的诗人。而上海的朋友们也都饱经风霜。每见到一个朋友，无论是贾植芳，还是王戎等，胡风都很少说话，他总是止不住地流泪。
10月，病情已大有好转的胡风将要返回北京。临走前，家人问他，是否要去虹口公园看一下鲁迅像。他推说自己走不动了。医生说，只要他想去，护士会帮他推轮椅，不用他走路。他仍然表示不去。
胡风一生敬重鲁迅。位于虹口的鲁迅旧居原是胡风常去的地方，对于他必定是记忆深刻。1936年鲁迅去世，胡风是鲁迅治丧组的主要成员。不过，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并不是当年由一万多人出殡下葬的万国公墓。
胡风终于没有去虹口的鲁迅墓。他没有解释原因，但这肯定不是因为他真的感到自己走不动了。
1985年，胡风去世。他就此远离了一切是非荣辱。
胡风生前没有表示过他有什么遗憾，他也没有对他的名誉和成就的评价留下更多的要求。然而，他不会没有遗憾的。他的遗憾也不是他个人得到的评价。
据胡风的长子张晓谷所写的《不能忘却的回忆》一文中记述，在胡风去世前，家人有意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所遗留的关于胡风问题的“历史问题”提出申诉，询问他的意见，他没有表示任何看法。随着胡风病情的加重，家人决定再次提出申诉。但是，直到胡风去世，申诉并没有得到结果。
申诉直到胡风去世半年后，有了结论。然而，倘若胡风活着，这结论会对他又有多大的宽慰呢？到1988年，中共中央再次下发文件，言明，胡风文艺思想可以作为学术问题讨论。这从表面看起来，从政治问题的解决到思想问题的解禁，胡风案似乎已经有了终结，有了看似圆满的结果。然而，这也不是胡风所期望的结果。他当年不惜牺牲坚持的不是自己有一个说话的机会，他以后忍辱负重期待的更不是他有个人的名誉和他的思想能得到一个存在的许可。倘若他毕生所抵制（虽说力所不及）的和他毕生所坚持在人格意义和文学的意义上没有受到理解，那么，给予他多少诸如“理论家”“诗人”等头衔都是缺少实际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