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发表之后，胡风在给舒芜信中曾写到过的“联络人”“争取人”的话，被认为是胡风的“反革命手段”。而事实上，1945年6月26日，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写到“联络人”“争取人”，是针对舒芜的前一封信说以前都孤独地作战而作出的回应说法，而且是反问式的，舒芜从信中引出这些话，却只字不提来龙去脉。这当然不是由于他的疏忽，他这么做自有他的用心所在。直到他在1997年发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时重新引用胡风的信时，依然只字不提他的信在先的事实。似乎胡风给他的信都是胡风的自说自话，。还有一些话，如胡风信中有提到某人“奉了十二块金牌”离开了重庆，这原是舒芜信中的话，胡风不过重复而已，而且是否定了舒芜的猜测。而舒芜引用这些信时，却回避了客观的背景和事实，将一件具体的事抽象化，并随意解释。舒芜不愧为一个有城府的人。
这些所谓“材料”正是在这种“欲加之罪”的行径下诞生的。
当年第二批材料和第三批材料的主要注释者林默涵在事隔33年后回顾那段历史时说：
参加整理信件的有我、何其芳、刘白羽、张光年、郭小川、袁水拍和中宣部的一些同志。我们又整理出第二批材料、第三批材料，在摘录整理这些材料时，我们反复核对了原信，以免弄错了信的原意。
（《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
整理者们也许真是“反复核对了原信”，但他们所作的结论是否真的避免“弄错了信的原意”呢？
以“第二批材料”的第一封信为例。
一、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
胡风致路翎信（自北京）
文艺这领域，笼罩着绝大的苦闷。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的存在着……
【带上了枷】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全国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人们都是欢欣鼓舞的。但胡风由香港经东北初到北京，立即诅咒新中国的文艺领域“笼罩着绝大的苦闷”“带上了枷”。【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健康的愿望，指反革命的愿望。普遍存在，指反革命分子到处都有。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已解放的地方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但反革命分子已感到很不自由，故说像“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的存在着”。
凭什么依据认定“带上了枷”就是对新中国文艺的诅咒？又凭什么依据认定“健康的愿望”就是“反革命的愿望”？整理者没有说明，想来也说不出依据。
还有张中晓那句“我恨一切人，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
张中晓的这封信写于1950年，当年他只有20岁。他由于严重的肺结核长期卧病在家。他的这封信长达3000字，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生活状况，也很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恨”的真实意思。（此信全文已收入2006年出版的《无梦楼全集》。）此后，他受到过胡风的开导，在以后的信中曾检讨过自己的不良的情绪。而整理者却回避事实。包括前文已提到的由林默涵加了按语的那封信，胡风在回信中对其进行了开导，张中晓也接受了胡风的意见，他在1950年8月15日给胡风的信中这样说：
你所说的一点，我是知道的，爱与憎是分不开的，我憎恨的是这个社会秩序，这个秩序逼疯了无数的人。但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彻底，我在努力向路翎先生的作品学习。
如果说“努力向路翎先生的作品学习”在这里意思不明确的话，那么另一封信更可以说明。
1951年8月22日：
我觉得，真正的（真正的）爱憎是不能分的。只能真诚地对待人民，深入人民，和这个社会的黑暗面的各种各样的根须肉搏接战，才能走向明天，走向真正的人民道路！这些日子，我在无情地批判自己，毫不宽恕，对自己，我比任何东西都严厉。我知道，我对若干事物的看法错误（写给你的信中就有许许多多），虽然由于自己的浅陋和无知，但主要的还是根源于我的人生态度。我知道，健康的人能抗病毒的。所以，我在鞭打自己，用现实人生来磨炼自己。我向路翎先生的作品学习就是这个意思。我学习他的感受方法，经受他所受的热情的激荡和心灵的苦痛。
这一封信，林默涵当然是尤为熟悉，因为，由他加上按语的就是这封信。也就是在这封信中，张中晓还写了一段话：
以上的一些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写给你，这些非常之平凡的事，就我们的苦难的祖国所经历的苦难来说，该是最微小、最微小的。
这样的胸怀和感情也许真是“革命队伍中的好些人”所不如的。
“反复核对原信”的整理者们和注释者们没有引述这些话。对于这些同样出自“密信”的话，又当如何理解？是暗语？是符号？是反话？
历史的公正，在于张中晓的信有不少在劫后发还给了胡风，之后，由胡风家人一起收存，这些信现已由人梳理抄写，已经收入《无梦楼全集》（武汉出版社2006年出版）。
第二批材料共摘录了68信，第三批材料67封。将这些信一一列出，不仅是繁琐的，也是乏味的。且不论这165封信中的其他164封信所加的注释是否都合乎了“原意”，至少这里列出的事实，与注释中所说是有不小的距离的。
然而，事隔33年，当事者林默涵居然还能自信地宣称当年“反复核对了原信”“以免弄错了原意”，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时至今日，《胡风全集》已经出版，其中“书信”卷篇幅达50万字，包括了能找回的当年被摘录后收进“三批材料”中的胡风信件的原文。这些当年被称为“密信”的私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自然已明了。
事实上，就以当年的“三批材料”而言，那些被精心从原件中选摘到《材料》中的断句，也并没有直接攻击共产党或攻击共和国政府的内容。被认为有反党反共和国倾向的结论都是注释者所加的结论。林默涵的《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就记述了那些信件的实际内容。
大约在1955年4月的某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我。他交给我一本装订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当时我认为私人信件没有什么好看的，就一起放在书架上，没有重视，隔了一段时间，我偶然拿起来翻了翻，发现其中有许多暗语，例如“两个马褂”（指何其芳、刘白羽）、“豪绅们”（指当时重庆进步作家们）、“官们”“权贵”、“老爷们”（指一些共产党和党的负责干部）、“抬头的市侩”（指茅盾）、“跳加官”（指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活动）等等；还有一些充满讥讽、憎恶的语言，例如……老实说，当时看到胡风在写给舒芜的信中对这么多党和非党的作家抱着这样仇视的态度，带着这样憎恶的感情，我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意外、也极为气愤。
（《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
林默涵的记录恰恰说明了胡风的信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算得上是“反党”言论。胡风对于当时文坛上各等人士确实多有不敬之词，但是这也不过是胡风对文坛中具体的人的一种看法，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的本身不是胡风的态度，而是因为被他所指的那些人自视或被视作为“党的干部”或“文艺界领导人”，似乎不容冒犯。于是，胡风对具体的人的不满就被上升为对“党组织”的攻击。
这却正是胡风所反感的文艺界弊病的最好印证。
4．发烧的文人们
1955年5月25日，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见报的第二天，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扩大会，通过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和撤销胡风在文艺界担任的职务的决议。与会者共700多人，都是文艺界有地位有名望者，26人作了大会发言，郭沫若作了总结。群情激昂。
就在这个文人们仿佛被注入了兴奋剂而亢奋异常的会议上，就在阵阵起伏的声讨声中，著名的美学家吕荧走上主席台，拿起话筒说：“胡风不是反革命……”
郭沫若立即按响终止发言的铃声，人们由声讨胡风转向责骂吕荧。此时，一个人冲上台夺下话筒，斥责道：“不准为胡风分子辩护。”紧接着，强行将吕荧拽下台去。张光年，著名作家，在这个气氛仿佛要沸腾起来了的会场里，他似乎已经不再满足于“动口”，而终于动起手来。
吕荧随即成为临时补充进去的“胡风分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也有了他给胡风的一封信。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吕荧给胡风信（自大连）
关于守梅兄的文字，都看到了，我觉得守梅兄该写一篇“歪曲和伪造不是批评”来答复的。（自然，引文是错了）。
【守梅兄的文字】守梅即阿垅，“文字”指阿垅写给“人民日报”的一封信。一九五○年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陈涌、史笃同志批评他的文章后，阿垅写一封信承认他歪曲地引用马克思著作的译文的错误。胡风集团分子吕荧在这封信里向胡风献策，认为“歪曲和伪造”的不是阿垅而是党报。吕荧鼓动阿垅向党报反攻，并且连文章的题目都代拟好了。在最近中国文联主席团召开的七百多人到会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开除胡风的会籍和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和时候，站起来替胡风辩护的就是这个吕荧。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95页）
吕荧的这封信实在是没有什么“反革命言论”，他与胡风等人也不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也许，他本来是不属于被认定的“胡风分子”成员的，就因为他在作协会议上的举动，他也被陪绑进了“三批材料”中。此后，吕荧被收审，一年多后释放，以后又卷入反右，文革中受迫害精神失常，终于致死。
《三批材料》陆续发表，“胡风分子”也相继入狱，一场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运动也随之掀起。从京城到省城，到大小城市，“揭露”“胡风集团”的文章充斥报刊，相关出版物也随即面世。《胡风这个反革命黑帮》《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文章汇编本或著作争相出版。由此不仅创造了当时的出版速度奇迹，也创造了以后二三十年里经久不衰的大批判话语和文体的样板。
以1955年7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一书为例，其中就不乏名人之作。
《一贯反革命的胡风》何家槐
《揭露胡风的反革命罪行》冯雪峰
《毒蛇胡风和他的“蛇窟”》冯宾符
《掀掉胡风在天津的地堡》方纪
《胡风集团的罪行》魏金枝
《剥去蒙面大盗绿原“诗人”的面具》石鼎
……
当然还远不止这些。1998年，山东画报社出版的万同林的《殉道者》一书中列举了更多的作者名录。正如他所说的：“……几乎囊括了科、教、文、卫、工、商等各个不同的行业，也几乎没有一个等闲之辈。”其中，文艺界人士当然最为先锋。
标题作得斗志高昂，内容更是语出惊人。以道听途说大加发挥，以不合逻辑推理作结论……假的权当真的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
有著名作家揭发说，胡风趁着鲁迅病重，不断去折磨他，终于把鲁迅折磨死了。事实上，胡风是鲁迅治丧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还是抬灵柩者之一。
有名人说，胡风在上海的住家平常不许人进去，有时却灯火通明，有一伙人的谈话说笑声，这是胡风分子布置阴谋活动的黑室。都“灯火通明”了，还算什么“黑室”？这种低级的谎言，出自那些自称信仰马列主义者之口，实在是极大的自我嘲讽。
也许是人们在那些极具煽动性和蛊惑性的“按语”前真的辨不清真伪，并且还被激起的斗争冲昏了头脑。但所有可以找得出的那些谎言出笼的客观原因，也不能成为合理的理由。相不相信胡风等人是不是“反革命”是一回事，捏造事实和制作谎言又是另一回事。也许是形势逼人，也许只是人云我云。然而，除了外在的因素之外，自身人格上的弱点也是很有必要检讨的。
一篇《怀念胡风》是巴金对故友的怀念，也道出了他对胡风、对路翎的愧疚。这类文章在胡风案平反后，即使是在所谓大谈“反思”中，也是很少看到的。
5．他们希望搞成什么样？
假如胡风没有上书三十万言，假如舒芜没有将自己与胡风的私信作为某种材料出示，假如没有周扬、林默涵等人将这些信件上呈到最高当局，假如毛泽东多一点“雅量”，……
可以说出各种“假如”，贯穿起来犹如连环扣似的事件，细节缺了哪一环，似乎都有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然而，历史已经发生。任何“假如”都只是一种虚设而已。
偶然性也好，必然性也好，总之，一个严重的事件并不仅仅是由于某几个个人行为的过失叠加的结果。它深刻地记录了一个时代文学所遭遇的强暴，也记录了一个时代里文人们的精神轨迹。
1997年，舒芜在他的《〈回归五四〉后序》（《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中说，由他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是非他始料所及的。
1989年，林默涵在他的《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第3期）一文中说：“毛主席写的按语，将胡风小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的小集团，这是出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料的。”
1989年，康濯在他的《〈文艺报〉与胡风冤案》（《文艺报》1989年11月4日、11日、18日）一文中说，当看到毛泽东将胡风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以后又上升到“反革命集团”的结论时，他对周扬说，他还接受不了。周扬则认为这是他认识的局限所致。
事件最重要的当事人周扬对于毛泽东的结论是否也有“意外”感呢，人们未必知道他本人的说法。但胡风案的主要受难者之一的绿原，在1989年发表的《我与胡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一文提供了一个或可参考的事实。1962年，绿原在被关押了七年之后获释，接受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在这里，他遇见了已成了“右派分子”的舒芜。
舒芜仍像1952年在武汉一样对我开诚相见，除了把近七年来一些国家大事向我评说外，仍像讲故事似的同我谈胡风案件的另一面，包括一些胡风思想的批判者后来变成“胡风思想的贩卖者”的人和事。有一句他讲过多次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他们都没想到会把胡风集团搞成“反革命”，这一点大概是可信的。但，他们当初究竟想到了什么呢？也说是说，他们想把胡风搞成什么呢？“密信”注释还能有什么另一种指导思想呢？我没有问过，舒芜也没有说过。
有理由相信，这些事件的重要当事者——周扬、舒芜、林默涵等等，他们确实都没有预见到事情会有以后那样的后果。在其客观上，他们对毛泽东的意图显然并不能预料。在其主观上，他们也许并没有想要将那么多人置于死地。
那么，他们想到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并不想搞成“那样”，他们又想搞成什么样呢？什么样的结果才是他们期望中的目的呢？
当事者只强调“没想到”，他们没有说过他们究竟想到了什么，他们更没有说过，如果他们想得到那样的后果的话，又当如何？是会尽量避免或减轻这种后果，还是以更先锋的行为推进或加剧这种后果？又有谁能肯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