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与路翎、绿原等人根本的不同，在于后者在接近胡风时或在认识胡风后，都欣赏胡风的思想，这使他们能真正成为思想相通的朋友，除了文学观点的接近，在对于文学信念的执著这一点上也颇为相似。也正因为如此，在他们与主流的思想相冲突时，他们不容易妥协。他们总是坚持，哪怕孤立。
舒芜却不是那种不适时宜的人。
4.道不同者
舒芜认识胡风时只视胡风为“名人”，对胡风的文艺观念并不了解。他的回忆文章中也说过，他当时甚至还没有读过一本胡风的书。他的文章受到胡风的积极推荐得以发表，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往来。然而《论主观》一发表就在左翼文坛遭受到批评，给舒芜以不小的打击。虽然开始时，他也接受胡风的意见写了应对的文章，但都未被胡风认可。而此时，舒芜在执教的大学里因人事关系上的矛盾也加深了他的烦恼。他于是急迫地连续写信给胡风，希望胡风能想办法让他“进京”（进重庆城内）工作，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胡风“上坛”（即文坛）。这不仅使胡风感到为难，也实际上使胡风对舒芜有了新的了解。
1945年6月13日，胡风致舒芜信（《胡风全集·书信》509页）：
……昨天回来，得到了三封信。……
看情形，似乎你很不安。但有些问题，真不知从何说。
这封信，是在一些处世方式上胡风向舒芜积极开导。此后，6月26日的信，胡风则是劝导加批评了。
前得要进京的信，不知怎样回你。后来，嗣兴兄和梅兄来玩了两天。嗣兴兄昨天回去。今天又得两信，都提到要进京的事。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你才好。回想起过去你偶而露出的和我的想法相反的事情时，更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
顶可能的办法是在重庆或郊外做职业或教书，一面也就上了文坛。但这得托剑熏兄，我是无办法可想的。
嗣兴兄看过你的信，说你好像慌张起来，急着想找教条救命似的。我觉得，不仅是向教条，还有一些出我意外的幻想似的。
……
修筑道路不容易。最近的短文，嗣兴也都看了，感想和我差不多。浮了起来，不是从一股底的力发出来的。原因不清楚，想象得到的是：有了自信可以轻而易举的罢？如果是的，恐怕不大好。未上坛已经如此，上了坛不知又如何。
（《胡风全集·书信》510～513页）
7月1日，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说：
附上管兄一信。这已不止是急于向教条主义求救命了。……人底想法会差得这样远，是只有吃惊的。我今年碰到了三次“上”“坛”的问题，卢君、骆才子（为吕君呼冤）以及管兄。觉得可怕得很，恐怕非开跳舞会不可了。……
（《胡风全集·书信》240页）
“未上坛就如此，上了坛不知又如何”。胡风对于尚未成名的舒芜的文品有了质疑，他的信也是很婉转地向舒芜提出了忠告。
尽管如此，尽管《论主观》颇受争议，舒芜依然将自己所写的一些文章交给《希望》发表。
11月间，胡乔木抵重庆，要求胡风约舒芜谈话。胡风与舒芜同往。对于胡乔木对《论主观》的指责，舒芜并不服气。1946年1月，舒芜见到陈家康，自感博得了精神上的支持。
然而，即使陈家康的精神支持又如何呢？胡乔木、乔冠华、陈家康，等等，他们的出场已不完全代表他们个人，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意志对于长期在国统区的人来说是还缺乏了解的。好在，事情到这里总算暂时结束。1946年初，抗战胜利已经半年。胡风已定于2月里返回他离开了8年的上海。舒芜也随着女师大的解散赴江苏省立江苏学院任教。离开了重庆，《论主观》的争议也随之淡化了。而此次的各奔东西，使胡风与舒芜之间在思想和处世方式上已存在的差距暂不至于扩大，彼此尚存的友谊也得以继续。
1948年，舒芜偕新婚妻子抵达上海度蜜月，就住在胡风家中。
5．被冷落的天才
离开重庆到江苏省立江苏学院任教不到半年，舒芜又转到桂林师范学院（后改为南宁师范学院）任教。这段时间，他的心境似乎并不好。除了因个人工作或生活的不顺心之外，还因为他似乎总是难展鸿图。
无论在重庆时还是离开重庆之后，舒芜文章的发表多是借助于胡风的关系。起初是《希望》，《希望》遭禁后，舒芜又向《呼吸》《泥土》等刊物投稿（这些刊物的编者也都是后来被说成“胡风分子”的人）。这期间，他曾努力想创作一些“大作”，也曾请胡风看过，并希望得到胡风的帮助得以出版。然而，却受到胡风的批评。
1946年11月27日胡风致舒芜信（自上海）（《胡风全集·书信》527页～528页）
杂文，也许可印，但还得改用一题名（序也改一改），为什么这样急地用大排场的书名呢？这对己对读者都没有生气的。××论著或文集之类，将来再用罢。
胡风建议舒芜改一改题名的是舒芜自编的一部书稿，他自定名为《舒芜杂文集》，胡风认为不妥，后改为《挂剑集》出版。胡风的信点出了舒芜自我夸张的心态。
1948年9月27日胡风致舒芜信（自上海）（《胡风全集·书信》530页）
论真理，前月又看过，心境上，反不如从前似的。例如，“向真理哀悼”，这就流于“向后看”的心情了。
另据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中引述1948年3月17日胡风致舒芜信中，胡风对舒芜的《启蒙大纲》也提出了意见。
1948年，香港的左翼刊物集中地批判胡风、阿垅、舒芜、路翎等人，令舒芜受挫感更深。
舒芜说，他在40年代初期，就立下大志，要继承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传统，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主观》是他的第一次重大努力，然而，一开始就受阻抑。他“越来越发现，权威方面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实在不可调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权威方面”的不一致，正是舒芜与胡风、路翎认识时的某种接近之处。然而，在受到所谓“权威方面”的打击时，胡风、路翎等人除了对“出尔反尔”的“才子们”极为反感之外，他们始终执著己见。舒芜则不同，他说，他“内心的困惑，流露为失败主义的情调”。
天才少年舒芜虽说有良好的学养基础，似乎也有宏大的抱负，只是他的学品中缺少一点，就是信念。倘若《论主观》不被阻抑，倘若《论主观》为“权威方面”认可，学品上的弱点也许就不被显现出来。无奈，这个“第一次重大努力”就失败了。他要选择另一个能够通向“成功”的途径。
舒芜是不甘于寂寞、不甘于被埋没的人，更不甘于做那种不适时宜的人。
临近解放时，舒芜写完了他的《生活唯物论》一书。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中说，这“算是完成了胡风第一次给我的信中建议的工作”。
在重庆期间胡风的确曾向舒芜建议写这部书，对舒芜所写的初稿，他也明确地说过赞成的和不赞成的意见。然而，在《论主观》受批评以后，舒芜“急于向教条主义求救命”，并对这部文稿作了否定。胡风对此并不赞成。
1945年12月17日，胡风给舒芜信中说（《胡风全集·书信》520页）：
两信都收到。我想，还是要沉着一点的好。我说变换方法，只是说的要在战略上加些防卫而已。没有什么缥缈迷茫的。他们的战法不是已经领教过了么？而你却想根本不要生活唯物论的稿子，这却使我糊涂了。如果在你主观的要求上觉得非改写不可，那是应该的，否则，只要站得坚实，又怕什么呢？
胡风的意见表达得很清楚了。在四年多后，舒芜重写的《生活唯物论》以他自己的说法与以前的原稿“其实很少关系了”，那又何谈是完成胡风建议的工作呢。舒芜在这部书稿中大量增加了斯大林的言论和毛泽东的话。其用意也是很明了的。“成功”的希望又在前头。
然而，识时务者尽管聪明，但“迎合”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情往往都不能一厢情愿。《生活唯物论》终于未能给舒芜开辟成功的通道。
满以为解放后出版当不成问题。真到了解放后，形势大变，气氛大变，出版甚少可能，自己也觉得今是昨非，一切又要重新想过，于是此稿就始终未曾发表。
（《〈回归五四〉后序》）
“一切又要重新想过”，他将怎么样去想，又将想出怎样的结果。想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做。他在想过之后，又将有怎样的“大手笔”呢？
6．“向错误告别”
南宁解放以后，舒芜任南宁高中校长。他自认是被安排在改造者之列，而非在改造对象的地位。这多少使其自感安慰。舒芜虽然积极地投入工作，不过南宁似乎不是可以实现他的宏大抱负的地方。另外，受他改造的人又都是些普通人，这种工作仿佛是微小的。他一心想去上海或北京。犹如当初在四川白沙时希望胡风帮助他进重庆一样，舒芜连写了两封信给在上海的胡风，请胡风设法调他入京或进沪。1950年3月15日，胡风回信答复说，调上海北京很难，有一个朋友在东北行政学院，有意聘人，或可前往。东北不是舒芜想去的地方，于是解释说，南宁方面不肯放人。3月29日，胡风回复了一封长信：
管兄：
收到了三月九日、十三日两信，很高兴。我十五日有一信给你，想已收到了，发的是快信，当不会失掉的。那是代约你到东北行政学院（将改为东北人民大学）去教书，并负责文哲教员方面的思想领导。现在南宁情形如此，还是留南宁好，至少也要留一个时期才好。当为工作所需要，又为关系方面所信任，于情于理，都不应匆匆离开的。应该接近老干部，从他们身上学习，应该做需要你做的工作，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来履行思想的实效，我想，你们那里的工作当是非常坚实的。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文联等工作需要你做，当然应该做。不过，不要做得太性急，而且，要一面从领导方面和老干部学习。学校方面，你所得的结论，我以为是好的。不过，“一切的问题由学生的力量去解决”，恐怕还得加上不懈的教导和经常的帮助，否则，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再，自己只能管大处，事务要分工，否则，要吃力而又做不好的。也就是你所说的“科学的配置”。
我想，做一个时期，可以走，能够走，就走，否则，只要工作关系好，做一两年也好的。（最难者莫如被人需要，被人所知。）
大文坛，实在乱得很，几乎非装死不可。港派还不放手，上海新华（港派主持）不卖《挂剑集》，北京在讨伐阿垅，何理论家在打你和我，可想而知。你那里书店要出书，我把《走向今天》寄还给你。可能时，印一印，如何？因为，《论主观》是一个大公案，何等、港派咬定你是为了反对“整风”的反主观主义而写的，我发表了它也是罪大不赦。现在的读者又看不到你的原文。我想，印出来，平心静气地写一篇文章，加以注释，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这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不如早点印出来（京沪绝对无可能印），虽然印出来不见得能达于广大读者中间，但总可以使有关方面、关心的人们见到，可作参照。我又想，印出来还可以给你现在的工作关系的，对思想问题有兴趣的干部们看看。过去，这些问题苦于不能见于天日，我想，只有见了天日，才能见问题的真相，也可以突进一步。当然，要有头绪，也许是几年以后的事，但尽可能把材料提出来，却是应尽的责任。好在，现在可以用明白的话把那含意加以解释，不像过去提笔时那么艰难了。你觉得如何？如能印，我想写一小文附在后面，解释我在编后记说的那几句话的心情和用意。他们一直故意地把那两句话曲解又曲解。再，《存在》《因果》，如可用，也不妨一道印上去。
我没有旧稿子可介绍。《生活论》，南宁能出就在南宁出，有效果，将来外面还会出的。经港派一闹，书店看见你的名字就摇头的。如果绝对无法出，那就寄来，但不过看机会而已。另挂号寄上原稿、剪报、小册子数本。接到后，望回信。
匆匆
握手！
胡风三·廿九日
诗发表了后，在读者里面引起了热潮，但文坛却想抹杀它，压下它。许多地方朗诵，广播。看了，写一点感想给我。有人愿意，可以朗诵看看。
东北方面，去一信，说明现在不能去，希望暑后有可能去。
（《胡风全集·书信》539～541页）
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中说，胡风的长信，“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解决《论主观》”。倘若不是舒芜在事隔四十多年后对旧事的错解，就是舒芜有意作出曲解。胡风的信中前两段是应答舒芜的来信的，舒芜却避而不谈自己信中的原话。胡风信中关于《论主观》的话，也只说希望能公开讨论，消除以往的曲解。舒芜将胡风的这封信作出离题的解释，甚至引申出，是由胡风的信启发他对《论主观》作出检讨，其内心城府是又胜于当年的。
胡风的这封信，所表明的一个客观事实是：胡风的处境并不好，他非但没有能力帮助舒芜实现进京或进沪这样的愿望，他更没有能力帮助舒芜出版他的著作。
胡风显然不是这个新的社会所欢迎的人。舒芜当然不想做这样的人。
既然以迎合“权威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活唯物论》没有得到欣赏，再写这类自以为迎合的作品也可能徒劳。舒芜悟出“今是昨非”，要想为“权威方面”所认可，唯有“痛改前非，重造新我”。于是，无人要求，无人指使，舒芜主动地写就了一万多字的《向错误告别》一文，又主动交到南宁市委宣传部，但是未得到明确意见。这当然也不奇怪，舒芜一心想离开南宁，正是因为南宁相对京沪文化中心城而言，既偏远又落后，南宁市的领导们未必有人了解当年发生在重庆《希望》杂志上因《论主观》而引起的争议。舒芜自己也承认，他在当时工作中并没有感到有因《论主观》而引起的压力。既然不存在“错误”这个前提，检讨也就没有实际的意义。
此时已经是1951年底。舒芜一边参加“五反”工作，一边关注着文艺整风的情况。1952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公开批评路翎。舒芜还注意到报章上有文批评吕荧时说，吕荧上课的讲义将毛泽东文艺思想放在最后一讲，他的学生中就有人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只作为资料翻翻。
舒芜在其中看到了重要的内涵。他“觉得是应该公开发表检讨文章的时候了”。（《〈回归五四〉后序》）检讨交给市委宣传部，只不过表明自己改过自新，有了新的觉悟。但这对于抱负远大的舒芜是意义不够的。公开发表检讨，才能向“权威方面”展示全新的舒芜。
仅仅几天的时间，舒芜以他出众的笔墨才能就完成了带他通往锦锈前程的大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