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曲解的胡风
胡风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量的令人难辨其事实真伪的评论和批判文字犹如团团迷雾，遮掩了他的真实形象，也隔膜了人们对他的理解。在近二十年来有关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文章或著作中，有不少是涉及胡风个性的文字。三十年代鲁迅说过的“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这半句话是许多关于胡风的书要引用的，说那是半句话，是因为鲁迅原话中还有下文，认为胡风“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明明是有为的青年”。而这下半句话是很少有人引用的。事实上，鲁迅的这段话主要是批评周扬的（见《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切下鲁迅的半句话来作为概括胡风性格的依据，对鲁迅对胡风都是不尊重的。
至于“胡风脾气不好”“胡风得罪了太多的人”“胡风树敌太多”这样的说法更是常听到或看到，甚至，有著作认为，胡风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性格的悲剧。
胡风当年也许真的“树敌”不少，不过，他也有许多熟悉或不熟悉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或文友。“鲠直”会使一些人怨恨，却也会受到一些人的欣赏。胡风的脾气如何，不敢妄议。但《我与胡风》一书中胡风生前的友人笔下的胡风倒是很可亲的人。胡风“得罪”文坛上的一些人或在文坛上“树敌”是有着与文学和政治有关的深刻的原因的，个性方面的因素不能成为是非的依据。
胡风受到过太多的误解、曲解，甚至中伤。这阻碍了人们对他的了解，包括他的性格，他的思想。
2．踏进了是非泥潭
胡风出生于湖北蕲春县一个农家，1925年，考取北京大学，一年多后，由于对所学的古籍课不感兴趣，遂回到家乡参加国民革命组织。1929年参加湖北留学考试被录取，即赴日留学。1933年6月，因在“九一八”之后在日本参加抗日活动，胡风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从而结束了他已达四年的留学生活。
回到上海的胡风，不久就接受周扬的热情邀请担任了“左联”宣传部长。这在他或许本来以为是大有可为的新开始，而他却由此踏进了文场的泥潭。仅仅只过了一年，他就不得不主动辞去了“左联”的职务。有关胡风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特务的谣传使他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而此时的周扬也一改当初的热情，对胡风的辞职要求态度漠然。一年多来，周扬和胡风的工作合作得并不愉快，胡风对于作为“左联”领导的周扬无论在工作作风及文艺观念上有很多地方都难以认同。而胡风的个性又不甘违心妥协，于是矛盾的冲突时有发生。这样的情形下，一些本来是缺乏依据的谣言在“左联”组织内部有了得以传布和取信于人的环境。既然无从申辩，辞职当然就是唯一的选择。
他决定做一个职业作家，主要写文论和批评。然而，离开“左联”使他一时摆脱了工作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左翼文坛的复杂的人事是非。从他离开“左联”到1936年鲁迅去世的两年多中，胡风不仅因为与鲁迅关系上的密切和深得鲁迅信任而遭到周扬、夏衍、茅盾等人的各种猜忌，还因为理论论争与周扬的关系更趋对立。其中最著名的两件事就是胡风和周扬关于文学上的“典型性”的论战和围绕“两个口号”所发生的曲直是非。前者虽然也已经表明了胡风与周扬在文学观念上的不同，但这个争论无论从论题的性质和产生的影响来说，都还可以认为属于文学范畴。而后者却引发了在以后几十年中无休无止地争论以及人事是非。
从1936年，由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和由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产生时起，直至以后的五六十年间，关于两个口号的产生的背景、原因、各种“真相”等等，发表过的回忆、考证文章、分析论述已难以计数，单篇、专著、汇编本也不难找到，叙说者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将一个本来并不复杂的事实搅得真伪混淆。综观这其中的恩恩怨怨，就不难理解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种种障碍。
此后，胡风被周扬、夏衍、茅盾等人认定是鲁迅和“左联”之间关系恶化的挑拨者，甚至是破坏者。这种无端的猜忌，在1955年以后更是被大加发挥。直到90年代，从夏衍的回忆录中仍有此类余音。
当年，胡风从日本回到上海，鲁迅就到他的住处看望他，并热情为他引荐了上海的一些作家。此后，鲁迅对于胡风一直深为信任。鲁迅去世时，胡风是最早得到鲁迅夫人许广平通知并立即赶到现场的几个人之一。他与冯雪峰、宋庆龄一起商议了丧事的有关事宜，并受托起草了讣文。这也足见鲁迅夫妇对胡风的信任。然而，对“左联”时期和之后的积怨一直耿耿于怀的茅盾等人对于鲁迅与胡风的关系总是妄加猜疑，茅盾就曾说过，“我不明白，胡风何以有这样的魅力，使得鲁迅对他如此信任。”这句话提出的问题倒真应该是说话人自己好好思考的。事实上，鲁迅是怎样看待胡风的，是有过清楚的表达的。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在驳斥了徐懋庸的不实之辞之后，写道：
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以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鲁迅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胡风和周扬（周起应）在人品上的看法。胡风有多少“魅力”，似乎不成为一个难解的问题。
3．相识于《七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参与抗战，当时与冯雪峰失去了联络的胡风一时茫然。胡风在日本留学时参加日共，回国后，因与周扬等人的关系处理不好，未能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但自参与左翼工作时起，他以为自己所做的事与党的事业是相一致的。
他是文人，他能做的事，就是做文字工作。于是，《七月》周刊在他的奔波与劳作中诞生了。而此时，上海的形势也是日趋危机。为使家人免受战乱之苦，胡风带着妻儿回到湖北老家。将家人安顿好，他就前往武汉，继续做他要做的事。
10月，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七月》第一期在武汉正式出版。胡风说：“《七月》不是少数人占领的杂志，相反地，它倒是尽量地团结而且号召倾向上能够共鸣的作家。”在胡风这样的编辑思想之下，新的同道者走到了一起。从出版《七月》周刊到《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一批文学新人为读者所了解。半个世纪之后，那些由《七月》走上文坛，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在他们的回忆文中记述了当年胡风留给他们的深刻印象和给予他们的热情扶持。1993年，贾植芳在《我和胡风同志相濡以沫的情谊》一文中写道：
当胡风1938年在武汉办《七月》时，我就给他投稿，并成为这个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到了山西战地后，继续给他投稿，通讯，并被他约为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
（《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次年，贾植芳辗转抵达重庆，暂住一家报馆，并给胡风投去一稿。因未写报馆名，胡风接信后，几乎找遍重庆报馆才找到了尚未见过面的贾植芳，还带去了无法邮汇的贾植芳的稿酬。当一脸风尘的胡风出现在面前时，贾植芳不免惊异不已。
我看到一个体格宽大的中年人，戴一顶旧式的呢帽……一见如故。……胡先生的这次来访，使我很激动，也使我亲身体会到他的热情和纯真的为人品质和作风，他完全是一个平民化的的知识分子的朴素形象。
（同上）
也是在1938年，给《七月》投过稿的新四军战士孙钿因到武汉办理军务，与胡风有了相识了机会。
……我走进去，见到一个头发稀落的高个子，穿着白色短袖汗衫，我自报了姓名，他立即站了起来，满脸笑容，伸出手来紧握我的汗涔涔的手。他就是胡风。
（《与胡风同命运》，收入《我与胡风》）
当时还刚开始写“习作”的绿原也因为投稿与胡风有了联系。
1939年间，我从一个偏远的小城向重庆的《七月》编辑部寄去了一篇习作，并给主编胡风写了一封轻浮而狂妄的投稿信，大意是：这篇诗稿“如蒙见弃，则只能证明无名小卒无不皆然的命运”。那冒失的拙作记得是模仿当时流行的调子，把祖国或故乡比作“母亲”，把流亡青年比作她的“孩子”，惟愿抗战早日胜利，“母子”早日团圆云云，不被采用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欣慰的是，胡先生居然给我回了一封信，除指出那篇习作“缺乏生活气息”，“是从概念出发的”，“还没有化成诗”外，更针对我的信上那句自以为俏皮的话写道：“请先生看看本刊各期的目录，有哪几位作者又是文坛的名人？我们永远向新作者伸出手来，期待你写出更成熟的作品”。怎么知道这封信是胡风写的呢？原来信上正是我后来非常熟悉的字体，虽然并没有他的落款，而是盖了一个小小长方形的木质图章：“七月社”。附带说一下，我由此发现了一个秘密：全国第一流的文艺刊物《七月》竟没有一个编辑部，连退稿信都要主编动手来写……
（《胡风和我》，收入《我与胡风》）
这些回忆，描述出了一个清晰的胡风的形象。这个形象使人们不难理解，胡风对于那些无名的却有着理想追求的年轻人所具有的感召力。这些文学新人有很多的共同点，他们没有优裕的生活，他们必须为生机而挣扎。他们直接感受着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压迫。他们的作品也多是这种精神感受的直接表达。这些后来被定为“胡风分子”的诗人们，走近胡风有因为胡风个人在为人与文学理解上的魅力，但另一面，也因为那些作者，虽然年轻，却都有自己的思想。这才能使他们与胡风认识时有了迅速的交流和相通，和胡风真正成为“在实际战斗里长成的新的同道伙友”。
诗人绿原对此作过精辟的概括（《胡风和我》，收入《我与胡风》）：
“七月派”也罢，“胡风集团”也罢，流派也罢，“宗派”也罢，这一群普普通通的文化人是围绕胡风一人结合起来的；他们之间没有天然的共同性，有些人彼此甚至并不相识，因此他们的结合只能证明胡风本人是一个精神上的多面体；以这个多面体为主焦点，这个流派的基本成员各自发出缤纷的光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形成一个罕见的，一不可再的，真正体现集合概念的群体；虽然如此，离开了胡风及其主观战斗精神，这个群体又将不复存在，只能保留他的历史形态供后人研究，而其成员今后的个别成就都不足以产生流派的影响。
1966年间，身陷囹圄的胡风曾对夫人梅志说：“他们在认识我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我对于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片爱才之心……”，也因为这种相识的基础，胡风对于这些比他年轻得多、成就也晚得多的作者来说，视作“良师”确不为过，但视作“益友”却更符合彼此感情的实质。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下，武汉的左翼文化人士，纷纷撤出武汉，或去延安，或去香港。胡风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和安排，抵达香港。但不久，香港沦陷，胡风携妻带儿逃出九龙，在桂林暂时安顿下来。
他继续创作并又开始筹划编辑出版书刊的事。幸得一位友人相助，筹得必要的资金，成立了一个“南天出版社”，首批六册诗集以《七月诗丛》丛书名出版，立即受到欢迎。于是，《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中的其余五册也相继出版。“诗丛”与“文丛”的出版用了已经停刊的《七月》的刊名，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上的延续，而是反映了胡风一而贯之的文学编辑思想。这些作品的发表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后来被称为“七月派”，在文学史研究中备受关注。
4.《希望》在艰难中
1944年，胡风由香港经桂林等地回到重庆。为《七月》复刊奔波未果，遂以《希望》刊名向当局申请登记，得到批准。1945年元月初，《希望》杂志在重庆创刊。从编辑思想上，它是《七月》的延续，但在内容和思想性无疑更广泛。
《希望》第一期发表了路翎的小说和阿垅的诗论，还有其他一些“七月”诗人们的诗作。另外有一篇由一个新作者写的论文《论主观》。这篇论文在左翼文坛引来了激烈的批评，而这篇文章的作者——舒芜，日后对胡风的生死命运起到了重要影响。
1989年，林默涵将重庆当时对《论主观》的批评视作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第一次批评。他说：
1945年1月，胡风编的《希望》创刊号在重庆出版，其中发表了舒芜的长文《论主观》。胡风在《编后记》中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其实，舒芜的文章是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提供理论基础的。
（《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又说：
鉴于当时的重庆的政治环境，主要是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斗争，不可能对于文艺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争论，因此，只是在党领导的进步文艺界内部对胡风等人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没有在社会上公开。这可以说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第一次批评。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