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就是经过自己表白让领导知道或感受到你所付出的努力。工作中只干不会“道”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领导所能目睹的你的工作最多限于“八小时以内”，在下属与领导分开办公的地方，领导对下属的工作了解就更少了。有些人只顾埋头工作，工作完成后一交了事，与领导交流很少，缺乏沟通。有很多情况你不说出来，没有人会知道，而且领导一般都很繁忙，有这样那样的事包围着他。你加了几个班、费了多大劲、流了多少汗水、耽搁了自己多少事等等，如果自己不主动说，领导一般都不会知道。而同事是很少会在领导面前提你的情况，你所付出的汗水也就默默无闻地白白流掉了。这与老牛耕地情况不一样，老牛的一举一动，每一个步伐都能直接展现在扶犁者的眼前，哪头牛偷懒马上就会挨鞭子，哪头牛努力，扶犁者也很清楚。聪明的下属要既会做又会说，这样你的能力和付出才会被你的领导所知晓，他才会给你机会，让你展示实力。
服从第一
“恭敬不如从命”，这一中国古老的至理名言。对领导，服从是第一位的。下级服从领导，是上下级开展工作，保持正常工作关系的前提，是融洽相处的一种默契，也是领导观察和评价自己下属的一个尺度。当然，服从也有善于服从，善于表现的问题。细心的人都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单位里，同样都是服从领导、尊重领导，但每个人在领导心目中的位置却大不相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掌握服从的艺术。有的人肯动脑子，会表现，主动出击，经常能让领导满意地感受到他的命令已经圆满地执行，并且收获很大。相反，有的人却仅仅把领导的安排当成应付公事，被动应付，不重视信息反馈，甚至“斩而不多奏”，结果往往事倍功半。
善于服从、善于表现要掌握一个火候，机会来临时，一定要紧紧把握。当领导交给的任务确实有难度，其他同事畏手畏脚时，你要有勇气出来承担，显示你的胆略、勇气及能力。敬业与服从，应该大力提倡。善于敬业、服从，巧于敬业、服从更为重要，因为在丰收的田野上，农夫有理由让人们记住他挥洒的汗水和不停的辛劳。这不是虚荣，是实实在在的人生需要，也是你迈向成功的平台。
维护好领导的权威
人都爱面子，这是人的天性使然。所以从古至今就有“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的说法。而在中国官场上，领导者则尤爱面子，很在乎下属对自己的态度，自己在下属面前是不是很有面子，很有权威。他们往往以此作为考验下属对自己尊重不尊重、会不会办事的一个重要“指标”。
从历史上看，因为不识时务、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而触了霉头的人并不在少数，也有一些忠心耿耿的人因不会变通、不会迎合冲撞了领导而备受冷落。现实中一些人有意无意地伤领导的面子、损害领导的权威，这样做的结果是刺伤了领导的自尊心，因而经常遭到穿小鞋、受冷落的报复。即使很英明、宽容、随和的领导也很希望下属维护他的面子和权威，而对刺激他的人看不顺眼。
唐太宗李世民是以善于“纳谏”着称的贤君，但也常常对魏征当面指责他的过错感到生气。一次，唐太宗宴请群臣时酒后吐真言，对长孙无忌说：“魏征以前在李建成手下共事，尽心尽力，当时确实可恶。我不计前嫌地提拔任用他，直到今日，可以说无愧于古人。但是，魏征劝谏我，不赞成我的意见时，我说话他就默然不应。他这样做未免太没礼貌了吧？”长孙无忌劝道：“臣子认为事不可行，才进行劝谏；如果只是随口附和，恐怕给陛下造成其事可行的印象。”太宗不以为然地说：“他可以当时随声附和一下，然后再找机会陈说劝谏，这样做，君臣双方不就都有面子了吗？”唐太宗的这番话流露出他对尊严、面子和虚荣的关注，反映了领导的共同心理。
面子和权威之所以如此重要，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与领导的能力、水平、权威性密切挂钩。一位牌技不高的科长在同下属打扑克时，常因输得一败涂地而对玩牌的人破口大骂，很明显地暴露出对下属“手下不留情”的不满，渐渐地，下属们不再同他一起打扑克，怕刺伤科长的自尊心。像这位科长一样小心眼的领导比比皆是，可谓防不胜防。平时娱乐时，一些人不喜欢和领导在一起，这方面的因素无疑是主要原因。得罪领导与得罪同事不一样，轻者会被领导批评或者大骂一番；遇上素质不高、心胸狭窄的人可能会打击报复，暗地里给你穿小鞋，甚至会一辈子钳制一个人的发展。扬雄在《法言·修身》中谈到“四轻”的危害时讲“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从与领导相处的角度讲，不慎言笃行，一旦冲撞了领导，就会影响你的进步和发展。
善于察颜观色
商鞅在政治上投秦王所好，所以很快便飞黄腾达。这种人在春秋战国时特别多，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绝迹。在官场上有这么一种人，能适应各种差异甚大的主子、上司和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气候，他们如同变色龙一样，根据上司的口味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倾向，因而总能春风得意，人们称这种人为“代代红”、“代代香”。他们便颇有点商鞅的流风余韵，但像商鞅那样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并不多，绝大多数只是一些小角色。
汉元帝刘爽上台后，将着名的学者贡禹请到朝廷，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这时朝廷最大的问题是外戚与宦官专权，正直的大臣难以在朝廷立足，对此，贡禹不置一词，他可不愿得罪那些有权势的人物，只给皇帝提了一条，即请皇帝注意节俭，将官中众多宫女放掉一批，再少养一点马。其实，汉元帝这个人本来就很节俭，早在贡禹提意见之前已经将许多节俭的措施付诸实施了，其中就包括裁减宫中多余人员及减少御马，贡禹只不过将皇帝已经做过的事情再重复一遍，汉元帝自然乐于接受，于是，汉元帝便博得了纳谏的美名，而贡禹也达到了迎合皇帝的目的。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对贡禹的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他批评说：“忠臣服事君上，应该要求他去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其他较容易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应该补救他的缺点，他的优点不用说也会得到发挥。当汉元帝即位之初，向贡禹征求意见时，他应当先国家之所急，其他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就当时的形势而言，皇帝优柔寡断，谗佞之徒专权，是国家急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贡禹一字不提。恭谨节俭，是汉元帝的一贯心愿，贡禹都说个没完没了，这算什么？如果贡禹不了解国家的问题，他算不上什么贤者，如果知而不言，罪过就更大了。”
司马迁不明白，古代的帝王在即位之初或某些较为严重的政治关头，时常要下诏求谏，让臣下对朝政或他本人提意见，表现出一副弃旧图新、虚心纳谏的样子，其实这大多是一些故作姿态的表面文章。有一些实心眼的大臣却十分认真，不知轻重地提了一大堆意见，这时常招来忌恨，埋下祸根，早晚会遭到帝王的打击报复。但贡禹却十分精明，专拣君上能够解决、愿意解决、甚至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去提，而回避重大的、急需的、棘手的问题，这样避重就轻，避难从易，避大取小，既迎合了上意，又不得罪人，表明他做官的技巧已经十分老道了。
长眼色、察言观色是捧场至关重要的一项基本功。要投其所好，及时变色，不知道上头的心理和意图，说不定会拍错了马屁，“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唐高宗李治将要立武媚娘为皇后，遭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大批元老重臣的反对。一天，李治又要召见他们商量此事，褚遂良说：“今日召见我们，必定是为皇后废立之事，皇帝决心既然已经定下，要是反对，必有死罪，我既然受先帝的顾托，辅佐陛下，不拼死一争，还有什么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李勤同长孙无忌、褚遂良一样，也是顾命大臣，但他看出，此次入宫，凶多吉少，便借口有病躲开了；而褚遂良由于面折廷争，当场便遭到唐高宗的切齿斥骂。
过了两天，李勤单独谒见皇帝。李治问他：“我要立武媚娘为皇后，褚遂良坚持认为不行，他是顾命大臣，若是这样极力反对，此事也只好作罢了。”李勤明白，反对皇帝自然是不行的，而公开表示赞成，又怕别的大臣议论，便说了一句滑头的话：“这是陛下家中的事，何必再问外人呢！”
这句回答真是巧妙，既顺从了皇帝的意思，又让其他大臣无懈可击。李治因此而下定了决心，武媚娘终于当上皇后。反对派长孙无忌、褚遂良都遭到了迫害，只有李勤一直官运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