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到赣南、闽西之后，毛泽东的眼界开阔了。尤其是看到赣南、闽西革命基础那么好，群众革命热情那么高后，他感到自己原来的认识，如同井蛙观天一般不全面。所以，在长汀“辛耕别墅”前委扩大会上，他主持并作出了建立赣南闽西割据区域的决策，接着在4月5日给中央的信中，又提醒中央应该重视农村的斗争，认为“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
后来，毛泽东又从陈毅带回的中央“九月来信”提出的“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论点中受到启发。他觉得，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革命要夺取最后胜利，一定要特别重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将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使根据地不断扩大，最后才能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
毛泽东打定主意，给林彪复信的内容，就讨论这个问题，既帮助林彪，也帮助其他同志提高认识。
1月4日，毛泽东离开蛟洋，绕道小池，部署了二纵队阻敌任务，午后回到古田，住进赖坊村“协成店”。
这是一家姓傅人家做生意的临街小店。毛泽东住在店中狭小的左厢房内。
当晚，毛泽东就着那盏“美最时”马灯发出的光亮，根据在蛟洋想好的思路，展笺挥笔，写了起来。他的思路如滔滔长江之水，遏止不住，一口气写了三十多页，洋洋洒洒八千余言。
毛泽东最后写道：
我要对你说的话大致已经说完了，拉开了话匣，说得未免太多，但我觉得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有益的。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果然正确地解决了，影响到红军的行动实在不小，所以我很高兴地写了这一篇。
末了，还有两点须要作一个申明：（一）是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正写到这里，“砰砰砰！”传来几声敲门声。毛泽东放下笔，抬头一看，“嗬，天亮了！”他赶紧去开门，只见贺子珍站在门前。这时毛泽东才想起今天要送子珍到蛟洋去，让她留在那里生孩子。
“怎么，又是一夜没睡，还没写完呀？”贺子珍关切地问。
“唔，快写完啦，你进来坐吧？”
贺子珍走近前，只见毛泽东疾速地继续写道：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而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润之，你怎么将女人生孩子的事也写进去呀？”贺子珍看后禁不住地问。
“哈哈，这叫‘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革命高潮何时到来，就像是你们女同志肚子里的婴儿一样，条件成熟了，它就要到来的！”
“真有你的！”贺子珍怕影响毛泽东，转身离去。
毛泽东接下去写完最后一段后，还在下面龙飞凤舞地签上“毛泽东”几个字，并注明“1930年1月5日于上杭古田”。
写完信后，毛泽东长长地打了个大哈欠，拉开房门走到小街上活动了一会儿，又返回店内。正好陈警卫员已打好了洗脸水。毛泽东嘱咐说：“我要睡一觉，没有特殊情况，上午十点以前不要叫醒我！”
当天下午，毛泽东将信交给冯文彬，要政治部尽快印给全军党内领导传阅。
林彪一个月后才读到这封回信。他毕竟年轻，接受新思想快，他同大家一样，受到了深刻教育。
毛泽东一觉醒来，已经过了上午十点钟。他吃了点东西，便来到贺子珍的房间，见子珍早已将行李打点好，便嘱咐说：
“子珍，我已让前委秘书处派一位同志送你去傅柏翠家里。你生下孩子后，就在闽西住一段时间，还可以找个学校读点书。”
贺子珍点头不语，有点依依不舍，最后还是走了。她先到蛟洋，后被送到龙岩城爱华医院，生下了一个小女孩。
当毛泽东还在给林彪写信的时候，朱德就已按原计划率一、三、四纵队向连城进发。7日，汀州、上杭之敌赶至连城，隔断了与二纵队的联络。朱德又率部队离开闽西，进军赣南，威胁敌后，以解除闽西威胁。
毛泽东也于当日下午前往小池，指挥二纵队出击敌人，掩护主力向连城行动。9日，二纵队完成了阻敌后返回古田。
毛泽东在古田召开前委会议，决定二纵队仍按原计划开向龙岩梅村，以与在连城的主力取得联系。
下午，毛泽东率二纵队向梅村前进。途中才知道主力已向宁化方向运动，于是，便连夜追赶。
宁化、清流、归化三县，地处武夷山脉中段。高山连绵，沟壑纵横，林木森密。时值“小寒”、“大寒”节令。俗话说：“小寒大寒，拧水成团。”寒风怒吼，雨雪扑身。沿途只见房檐下挂着串串冰柱。陡峭崎岖的小路上，厚厚的积雪结成了冰冻，又硬又滑，一不小心，滑倒了，一溜就是数丈远。尖兵用木棍或枪托砸开冰层，有的地方铺上稻草或沙石。这样或许好走些。可是，走的人马多了，泥浆四起，照样滑得很。有些高山大岭，根本就没法铺什么稻草沙石。大家就这样顶风冒雪，跌跌滑滑，艰难地行进着。
毛泽东和战士们一样行军。他拄了一根木棍，胶鞋底上又套了一双草鞋。雪地行军，他有经验，上下坡时，两只脚慢慢地横着向前移动。这样，虽然好一些，但还是跌了不少跤。一次，他不小心滑倒，“哧溜”一下便朝山下滑去，眼看就要溜下深涧，身边的人急得尖叫起来。幸好，一棵大松树拦住了他。大家忙解下绑带扔过去，让他抓住，才慢慢将他拽上来。大家都吓坏了。可他却风趣地说：“哈，这个溜溜板坐得没滋味！”大家都被他逗得笑起来。
走在队伍前头的红旗手，步履却很稳健。只见鲜艳的红旗，在一片银妆素裹的雪山中飘舞。白雪，红旗，和战士们红扑扑的脸交相辉映，形成一幅壮美的雪里行军图。
激情澎湃的毛泽东触景生情，在马背上吟诗一首——《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1930年1月19日，部队经宁化县的安远，翻越武夷山，向广昌县前进，24日与主力一、三、四纵队在宁都东韶会合。
又回到赣西南来了。与半年前红四军离开赣西南第二次入闽时相比，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已大大向前发展了，到处呈现一派“风展红旗如画”的大好形势。
1930年3月，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应共产国际之邀，赴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大会，中共中央的领导大权，便落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手中。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原名隆郅，笔名唯真，曾留学法国，192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工人运动，受到过斯大林三次接见。毛泽东和他不仅是同乡，而且是老战友，曾共同领导过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
李立三对来自共产国际的“左”倾盲动指示盲目崇拜，积极宣传和推行。他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连续发表近三十篇宣传“左”倾观点的文章。1930年3月周恩来离开中央赴莫斯科之后，他系统地提出了一套集中中央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准备建立全国性革命政权、实现革命转变的冒险主张，甚至提出了全国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口号。
为了让毛泽东接受他的观点，在三四月间曾指名要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去筹备召开并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毛泽东有自己的主见，他留在红四军没有去上海。
1930年4月，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连续几次向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发了命令。命令红四军快速扩大队伍，并把每一枝枪都集中到红军手中，充分做好攻打城市的准备，接着又命令红四军立即放弃闽粤赣红色根据地，速向长江流域推进。
对此，红四军军长朱德和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陈毅感到压力很大，左右为难。如果不执行命令，就意味着与李立三及其路线唱反调，不但个人要遭到打击，红军也将遭到意想不到的损失；如果执行命令，就意味着冒险，放弃根据地，红军将处于危险之中。经过商议后，他俩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听取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意见。
其实，对于李立三的命令，毛泽东的压力比朱德和陈毅大得多。因为去年（1929年）6月下旬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曾被错误路线排挤出红四军的实际领导层。末几天以后，毛泽东果然遭到李立三的批评，指责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
6月15日，中共中央给毛泽东发来第三道命令，严厉批评说：“中央过去曾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可是这一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懂，还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你们过去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表现得尤为严重，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央的指示最后十分严厉：“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根据这种情况，朱德提醒毛泽东说：“我们这样硬顶下去，恐怕不好，是否可以往北挪挪呢？”毛泽东听后心想，如果朱德的态度动摇，那么整个军心就会动摇了。于是他对朱德说：“中央要我们打南昌、进九江、攻武汉，凭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据悉，目前我党在武汉还只有两百个党员，赤色工会也只有150个会员，而帝国主义在武汉的势力就有10个师。南昌、九江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打，那只能是拿鸡蛋碰石头。因此，我们要坚定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只要对中国革命有利，我们就要坚持，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朱德说：“但是，中央这样一再催促我们，如仍我行我素，恐怕会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见朱德的态度如此，只好折中地说：“也好。不过我们不能直奔南昌、九江，一路打过去。我们的目的不在攻取南昌，而在于壮大我们的队伍，扩大政治影响。”
朱德点了点头。
第二天，红一军团发布了向南昌进军的命令。在向南昌进军的途中，红军连克樟树、高安，然后又折回南昌附近，对南昌实行佯攻。
随后，红一军团又发布了进攻长沙先取浏阳的命令。在向长沙开进的途中，红一军团在浏阳文家市歼敌一个旅。
8月23日，在浏阳永和与红三军团会师，组成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辖第一、三军团，共三万余人。
虽然是三万多人，但仍然是敌强我弱，因此毛泽东主张不宜攻打坚固设防的长沙，可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被接受。
攻击长沙的命令发布以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红一方面军首先在长沙附近的枫树河、新桥、龙头铺等地歼灭了大量敌人。由此，广大红军指战员攻克长沙的情绪更加高涨。在用毛泽东提出的“引蛇出洞”的办法全歼了敌人一个师之后，长沙守敌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了。初战的胜利，使全军攻打长沙的情绪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签署了《强攻长沙的命令》。
9月初，红一方面军开始强攻长沙。长沙守敌集结了31个团的兵力防守，且装备精良，工事坚固，援兵不断。虽然红军战士勇猛顽强，但牺牲重大，长沙久攻不下。
看到大批红军战士倒下，毛泽东的眼睛流出了泪水，他又一次体会到“左”倾路线给军队造成的严重危害。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坚决主张撤出长沙。这样，9月12日，一方面军主动撤离长沙，向东南的株洲方向进军。
在撤退中，毛泽东指挥红军与追敌进行了多次的战斗，不知什么时候，他的灰色八角帽被流弹打穿了，裤脚上也被子弹钻了两个洞，但他自己却不知觉。
当部队撤到株洲时，他的警卫员发现了毛泽东帽子和裤子上的弹迹，不由失声惊叫起来，大家也都感到后怕。他们心想，这子弹要是向下一点儿……
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摘下帽子，诙谐地对大家说：“敌人的子弹只能打坏我的帽子和裤子，伤不了我的一根汗毛。这帽子不能再戴了，这裤子可还得穿哟！”
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没几天，李立三便派周以栗督战，要红一方面军再次攻占长沙，切断湖南敌人与武汉敌人的联络。当天夜里，毛泽东同周以栗彻夜长谈，说明不再攻打长沙的理由，并给中央写了信，让周以栗带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