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博古找毛泽东谈话，让他去领导查田运动，就是说要毛泽东自己否定自己。
不去吧，是违背组织决定；去吧，又不能执行中央的“指示”，真是左右为难，有说不出的苦衷！毛泽东知道博古的用意。不过，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一方面，这是组织决定，必须服从；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查田运动有必要。因为，当年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时间上要求急了些，有些地方工作不仔细，土地分配不彻底，尤其是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没做好。所以，他认为这次查田的重点放在查阶级、定成分。只有这样，才能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深入下去。就这样，毛泽东于1933年3月，委派土地部秘书王观澜（原《红色中华》主编，被“左”倾领导人罢官）到叶坪乡进行试点。经试点工作取得了第一手材料和经验。
5月，毛泽东率领中央政府代表团到瑞金武阳召开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边抓春耕，边抓试点工作。
6月1日，中央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听取了毛泽东和土地部的汇报后，责成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6月2日，中共中央局也发出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训令》和《决议》都说道：“在中央区差不多占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的地方”，“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因此，要“查田”，而且，“刻不容缓”。这个估计，显然是对过去土地分配的基本否定。党政首脑机关又是训令，又是决议，终于拉开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大幕16月17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了瑞金、会昌、于都、博生、石城、宁化、长汀等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和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开展查田运动的动员报告，阐明了查田运动的目的和重点，对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了要求。
一场浩大的查田运动铺开了！随后，江西省苏维埃又相继召开了所辖县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贫农代表团查田运动大会，层层布置了查田任务，并作出了“三个月内彻底完成查田、分田任务”的决议。这期间，毛泽东忙开了，又是开会，又是调查，又是布置工作任务。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贯彻“左”倾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他根据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实际情况，划分了三种区域，并作了不同的部署：在发展区域的中心工作是没收与分配土地；在斗争深入区域的中心工作是土地建设与发展生产，在斗争落后区域的中心工作才是查田。此外，毛泽东还在有关报告、文件中强调：
“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和工人阶级”；“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那种说到查田就以为应‘插牌子’的意见是不对的”；“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要坚决“反对查田运动中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家的‘左’倾机会主义”等等。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可惜在查田运动开展后的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完全遵照毛泽东规定的指导方针进行。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倾向。据王首道、王震等的回忆：“开始并不那么‘左’，最初纠正分假田，分田不彻底，这是需要的、正确的……但中央路线一逼，就越搞越‘左’了。”
在查田运动的高潮中，“地主不分田，富民分坏田”的“左”的口号盛行。各地争相竞赛，唯恐落后，哪个地方查出的地主、富农越多，哪个地方就评为阶级斗争的“模范”。结果，各地越查越“左”，地主富民越查越多，许多地方把富裕中农、中农甚至把贫农也划成了地主、富民。有的地方“查到二、三代，甚至三、四代”，有的地方查贫农成分，“查到他的七代，结果划成了地主”！乱套了！一时，许多中农、贫农叫苦不迭。地主、富农面临绝境。人们心里出现了恐慌，苏区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毛泽东听到了这些呼声、怨言、控告，看到这些情况。他对王观澜说：“看来，我们得赶快制定一个统一的划分阶级的标准，明确政策界限，纠正下边出现的互相攀比、乱划成分的错误。”
9月1日，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布告，提出了纠正侵犯中农、富裕中农利益的错误倾向。
10月10日，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颁布实行。同一天，毛泽东还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决定》在开头就说：在分田和查田的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实际问题……人民委员会为了正确地发展土地斗争，纠正及防止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起见，除了批复“怎样划分阶级”，关于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各项原则外，特作下面的规定……
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在颁布这丽个文件的第49号命令中宣布：“凡在1933年10月10日以前各地处置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于是，苏区各地按照这两个文件的规定开始“纠偏”。不久，被错划的阶级成分基本上得到了纠正，人们也高兴起来。毛泽东如释重负般地长吁了一口气。
博古看到《红色中华》一篇又一篇关于各地贯彻临时中央政府这两个文件的报道，看到一户户被划成地主、富农的农民，又重新分到了土地，分到了好田，他恼火了：
“这是一股翻案风！土地革命的成果要被推翻了，这怎么得了！”他对毛泽东更加不满。博古把张闻天找来，要他发个文件，下令凡已确定的阶级成分一律不得翻案。张闻天按博古的意见起草了文件，以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名义于1934年3月15日发出中字第一号训令——（（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这个《训令》的颁布，实际上宣布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划分阶级标准与贯彻的《决定》作废。《训令》指责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给了地主富农以许多反攻的机会”，“必须紧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中字第一号《训令》发布后，一大批突击员被派下去督办，查田运动又翻烧饼了！毛泽东反“左”，他们却来个“反右”。毛泽东被再一次扣上“富农路线”的帽子！毛泽东如同一个逆水行舟的纤夫。他拖着这条苏维埃共和国的大船，在布满暗礁险滩的航道上行进。然而，他没有退却，也没有削减他的勇气和力量，他以“实干革命家”的态度，认真抓好苏区的农业生产和发展经济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苏区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是金子，放到哪里都闪光。
1931年11月初的“赣南会议”，集中火力批判了毛泽东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会议取消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务。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领导层之外。
1932年8月8日，经周恩来的反复力争，恢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可好景不长，同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又遭到猛烈批判，刚刚恢复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再次被撤销，把他从前方调到后方，又让他去做政府工作，实际上靠边站了。
毛泽东被罢官后，又病了，不得不去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养病。毛泽东被夺权了，人被整病了，心情十分郁闷。此时，与其同命相怜的贺子珍认为，这些“左”倾领导人该罢手了。可是，出乎她的意料，一场政治风暴又向毛泽东刮来。
1933年初，博古等人从上海来到瑞金，他们采取“敲山震虎”的策略，首先发动了对“罗明路线”的批判，’紧接着，又发动了对“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批判。批判他们的实质，是在继续批判和打击毛泽东，因为他们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被视为“毛派”分子。
泽东所剩的一点儿权力也被“左”倾领导人剥夺了。博古委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府和各部的实权都掌握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完全被架空。1932年2月l0日，博古代表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查田运动”。8月16日，又让毛泽东出任苏维埃大学校长。
毛泽东的权力一步步地被剥夺了。毛泽东“靠边站”后，心情十分郁闷。关于这一点，王行娟在《贺子珍之路》里说：
“这时，他们夫妻带着小儿，已经来到瑞金。过去，瑞金他们的家，经常是高朋满座，宾客盈门，毛泽东和贺子珍也都特别好客。如今是门可罗雀，谁也不敢轻易进他们家的门了。因为，现在已经不同于原来路线斗争了。路线斗争中是思想认识问题，毛泽东还可以同战友们来往；可现在被说成反党小集团，那是敌我斗争，谁沾边谁就成了反党分子。这个帽子不得了呀，谁戴了就翻不了身。”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形，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不再和同志们讲话，同志们怕加重他的‘罪’，有意避开他，不同他讲话。毛泽东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有时候，他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同外人讲一句话。这种日子有多难熬啊，贺子珍想想都觉得心酸。”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那段时间里，是他一生中最曲折、最坎坷的时期，遭到了一次次的打击和排挤。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沉默。龙困浅滩的毛泽东，只要通知他参加的会议，他一定出席，出席了就发言。不管“左”倾领导人爱听不爱听，他都要讲，他心里想的是中国革命的成败和红军的命运！
毛泽东虽已“靠边站”，但“左”倾领导人对其并未罢手，想方设法打击、排挤他
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影响下，1933年11月，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等人领导下，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主张抗日，并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秘密协定。
蒋介石获悉后，一边采用拉拢手段瓦解第十九路军，一边怒气冲冲地调重兵前去镇压。这样，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暂时处于守势。
毛泽东一眼看到：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好形势，可以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者，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他立即打开地图，研究国共双方的军事态势，还收集到了有关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经过分析、研究，他郑重地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极为重要而正确的两点建议：红军同蔡廷锴部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或者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毛泽东把写好的这封信，交给警卫员，令他火速送到瑞金叶坪党中央去。毛泽东焦急地盼望着中央的回音。
哪知道，他的建议在瑞金却遭到刚刚到来的德国“高参”——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嘲讽：“毛在那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养病，他所获得的军事情报早成了过时的消息，难道在病房里也会作出军事计划来吗？”毛泽东盼不到建议信的回音，相反听到的是“左”倾领导者不仅不接受他的建议，反而要立即派部队入闽，对第十九路军作战。
毛泽东愤懑而焦急，亲自赶到叶坪，向博古等人再次陈述意见：“我们要不支援蔡廷锴，他们就会被蒋介石打垮。蔡廷锴、蒋光鼐被打垮了，对我们很不利。”博古等人却说：“蔡廷锴、蒋光鼐都是坏蛋，他们打过我们，我们能同这些人搞联合吗？”毛泽东据理力争：“形势变了，我们应该同赞成抗日的人搞统一战线，壮大我们的力量。”
居高临下的“左”倾领导者不耐烦了，一顶大帽子压下来：“你有什么资格讲统一战线？你这是搞的投降主义路线！”他们不懂得民族矛盾变化会引起人民内部矛盾变化的道理，相反却认为蔡廷锴他们在搞“欺骗民众的把戏”，“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说：“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打不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垮台。”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蒋介石搞垮福建人民政府后，又分六路向苏区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危在旦夕。
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执行“关门主义”政策，丧失了打破敌人“围剿”的良机，不但不承担责任，吸取教训，反而把责任嫁祸给毛泽东。对此，毛泽东愤愤不平。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全会主观盲目地提出中国当时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强调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会议强调在党内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
“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反对毛泽东及其拥护者。全会作出了在组织上排挤毛泽东的决定。重新选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排序是：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毛泽东位居倒数第三。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四天，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原先由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则由张闻天担任。这是博古的精心安排，其目的是要分毛泽东的政府工作实权，架空毛泽东！“二苏大会”，使博古等人达到了目的。一天傍晚，博古对张闻天说：“这下毛泽东当加里宁了！”
毛泽东虽然当了“加里宁”，博古等人还觉得不够，还想法不让他当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得碍手碍脚。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红军损失惨重。李德、博古仍在瞎指挥。对此，毛泽东忧心忡忡，曾气愤地对前去看望他的人说：
“中国革命这个宝押在一个外国人身上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搞法？要不得嘛！他李德那一套在外国也许还可以，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嘛……必输无疑喽！”
李德听到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后，十分气恼：“这个毛，又在说我的坏话！他一定还在留恋他过去对红军的发号施令，现在没有指挥权了，就老挑我的毛病！”他气哼哼地去找博古，告了一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