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兰经》第十八章“山洞”（凯海府）中记述真主“预告行善的信士们，他们得受优美的报酬，而永居其中”。【注1】“当时，有几个青年避居山洞中，他们说：‘我们的主啊！求你把你那里的恩惠赏赐我们，求你使我们的事业完全端正。’我就使他们在山洞里几年不能听闻。”【注2】后来，真主左右翻转他们的身体，想使他们觉醒，“以便他们互相询问，其中有一个人说：‘你们逗留了多久？’他们说‘我们逗留了一天，或不到一天。”，【注3】至于他们到底是几个人，“有人将说：‘他们是三个，第四个是他们的狗。’有人将说：‘他们是五个，第六个是他们的狗。’还有人将说：‘他们是七个，第八个是他们的狗。”，最后，“他们在山洞里逗留了三百年，（按阴历算）他们又加九年。”【注4】在这个故事中，避祸山洞的七个青年人，受真主保护，在山洞里沉睡了三百零九年，最后回到人间。这个“七眠子”在“洞天福地”避祸的故事影响颇为深远。
埃及同时也是阿拉伯世界现当代文坛最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的陶菲格·哈基姆（1898一1987），在戏剧创作尤其是哲理剧的创作上成绩斐然。其成名作和代表作是写于1929年发表于1933年的哲理剧《洞中人》。剧本就取材于《古兰经》中关于“七眠子”的宗教传说故事。作者根据《古兰经》中“有人将说：‘他们是三个，第四个是他们的狗。”’【注5】这段话，将剧中主人公改为三人。他们在古罗马时代，为逃避宗教迫害，躲进一个山洞里，沉睡了三百零九年，醒来后还以为只睡了一夜。重新回到人世社会以后，他们被视为圣徒，所到之处备受尊敬，并且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三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使他们这些生活在过去特定时间和环境中的人物，无时无事不与新时代、新事物发生矛盾。他们感到无所适从而宁愿重新回到洞中死去。此剧借古喻今，前半部分表现“洞天福地”的主题，后半部分试图说明在人与时间的矛盾中，人无法摆脱时代的制约，给人以深深的哲理思考。
无独有偶，这类关于“洞天福地”主题的故事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
东晋刘义庆（403-444）是创作六朝志怪小说的佼佼者。他写的足以与《搜神记》相匹敌的志怪小说《幽明录》中有一则“刘晨阮肇”的故事，写的也是这类内容。“汉明帝永平五年，刻县刘晨、阮肇共人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盟漱，见芜著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掺。相谓日：‘此知去人径不远。’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大溪，溪边有二女子，资质妙绝。”继后刘、阮二人与二女同住。“至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最后二女送刘、阮二人出山。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间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人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注6】故事中的“洞天福地”即天台仙境与人世间相比，其所住、所食、所乐虽无大异，但其乐融融，“令人忘忧”。尤其是山中半年而世上七世的时间差，却令人慨叹不已。刘、阮传说十分有名，骚人墨客不断播人诗词。唐《游仙窟》、清《聊斋志异》中的《翩翩》等皆源于此后世“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说法就与此故事有关。
《古兰经》中“七眠子”故事和《幽明录》中“刘晨阮肇”故事大同小异。所描写的“洞天福地”虽属奇思妙想，但令人神往。它们都表现出一种宗教的出世思想。《古兰经》本身即是先知穆罕默德传教时宣布的“安拉天启”，充满一神教的神圣与神秘性。《幽明录》的作者刘义庆身为佛教信徒，撰写此书不排除有弘扬佛法的动机。这不仅说明宗教信徒都需要一种避世生存的“洞天福地”，一种避乱隐居之所，而且表现出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中国人都有一种求仙出世的思想，一种渴望幸福安定生活的心理状态。
“反咬一口”的主题在中外许多作品中都有表现。《古兰经第一二章“优素福”中描写被哥哥投入井下的优素福遇救后被卖给埃及人。这个购买他的埃及人对其妻“说：‘你应当优待他，他也许对我们有好处，或者我们抚养他做义子。’……他（优素福）的女主人，把所有的门都紧紧地关闭起来，然后勾引他说：‘快来〔拥抱〕我啊！’他说：‘求真主保佑我！他是我的主，他已优待了我不义的人必定不会成功。’……他俩争先恐后地奔向大门。那时她已把他的衬衣是从后面撕破了。”明察秋毫的埃及人发现优素福的衬衣从后面撕破的，就知道优素福是无罪的。然后说：“优素福，你避开此事吧！［我的妻子，］你为你的罪过而求饶吧，你原是错误的！”【注7】其故事内核主要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是男女二人是母子关系，二是女性主动，达不到要求即诬陷好人。这种故事内核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
《东周列国志》第二十七回，骊姬设计陷害太子申生，诱使晋献公召回申生。“申生应呼而至，先见献公，再拜问安，礼毕，人宫参见骊姬。骊姬设飨待之，言语甚欢。次日，申生入宫谢宴，骊姬又留饭。”当夜，骊姬向晋献公进谗言，诬陷申生调戏她。“妾怒而不应”，“欲前执妾手，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妾试与太子同游于囿，君从台上观之，必有靓焉。”次日，骊姬以蜜涂于发上，蜂蝶纷纷。她让申生驱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矣。”【注8】申生最终受骊姬诬陷被杀。
中外具有类似主题或题材的作品还有不少。如《旧约》“创世记”中，约瑟的主母想拖住约瑟，要和他发生关系。约瑟吓得逃走了，主母反而口口声声说他调戏她，于是蒙受不白之冤的约瑟被关进监狱。法国古典主义戏剧《费德尔》也写费德尔想得到继子希波吕托斯的爱，遭到拒绝后就诬陷他图谋不轨，最后希波吕托斯被杀。曹禺的戏剧《雷雨》写不知内情的繁漪与丈夫前妻之子周萍有私情，在得知周萍爱上四凤以后，周萍自杀，她也疯了，这其中也有此种倾向。
分析阐发《古兰经》中“优素福”的故事和《东周列国志》中骊姬陷害申生的故事，以及中外一系列类似主题的作品，很容易得出一个富于偏见的结论，即“最毒妇人心”，很显然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有意曲解，一种男性霸权话语在文学中的表现。此外，这些作品所表现的“乱伦”的社会现象，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又都反映出远古时期人类血缘亲、族内婚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以及最终形成种族世代遗传下来的一种心理上的文化积淀物。当这些集体无意识浮泛到人的意识中被作家写出来，就形成了作品。尽管这是一种人所不能理解的原始经验，是来自人类心灵深处某种陌生的东西，但它还是被写进了文学作品中。在这些问题上阿拉伯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如此相似的感受，反映出他们相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相通的审美心理素质。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巴登斯贝格（1871～1958）曾以“比较生物学”为例指出：“他们不是简单地比较‘同一群体’的类似事物……而是比较‘群体间在某种关系下被人忽视的种种现象，这些现象最正常地属于群体，但必须通过比较，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才能显示出来，这时人们得到启示：从前被认为毫不相干的群体，相互间是有着亲缘关系和发展过程中的联系的。"”【注9】
《古兰经》与中国造纸术、印刷术西传
公元646年，哈里发奥斯曼下令重新确定《古兰经》的官方版本。在萨比特等人努力下，重新确定的《古兰经》经奥斯曼批定，由萨比特用阿拉伯文抄在羊皮卷上，订成专册，作为哈里发国家的标准本，即“奥斯曼本”被保存下来。几百年来，《古兰经》一直被视为天启的神圣经典，因此在流传过程中不仅其内容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动，即使是其语言也不得更换。多少年来，不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也不论是运用何种语言的信徒，抄写和诵读《古兰经》都必须用其原文，即阿拉伯文抄写和诵读。因此《古兰经》的流传和播扬就与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结下不解之缘。
造纸术传人阿拉伯地区的时间要比印刷术为早。中国的纸和造纸术是通过陆路丝绸之路西传至阿拉伯地区的，直至19世纪，西方还认为纸是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去的。据考古发现经丝绸之路沿途的敦煌、楼兰、吐鲁番、库车、叶尔羌等地，中国古代的纸向西流传到了昭武九姓的康国，即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约5世纪初，新疆地区已开始造纸。
751年，唐朝和大食在位于但逻斯河畔，故址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的但逻斯一带展开了一场大战，史称但逻斯之战。双方对峙5天，唐军最后因为突厥葛逻禄部众倒戈而大败。在但逻斯战役中被俘的中国工匠将造纸术传人了撒马尔罕，建起中国境外的第一座纸坊。接着794年，大食首都巴格达仿照撒马尔罕的模式开办了又一家纸厂。其后，阿拉伯地区的也门、大马士革等地也陆续建立了一些纸厂。其中最有名的是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它在数百年间都是向欧洲供应纸的主要产地，所以欧洲一般称纸为大马士革纸。由于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大约在10世纪末，整个穆斯林世界开始使用纸张，并完全取代了形体笨重、不便传抄、不易保存的纸草纸和羊皮纸。“保存至今的，写在纸张上的最古老的阿拉伯文手稿，是9世纪伊本·赛拉木的著作《奇异的圣训》。这部手稿现藏莱登大学图书馆。”【注10】
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各地的穆斯林已不满足只有“奥斯曼本”的《古兰经》钦定发行，因而民间转抄的版本越来越多。在传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思想混乱。有鉴于此，以伊拉克为中心的阿巴斯王朝哈里发遂于10世纪时，指派7位当时著名的伊斯兰教神学家对之进行勘误校正，再次确定出《古兰经》的最后官方标准版本。由于当时中国造纸术早已传人阿拉伯，终于在11世纪用纸出版了第一部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从此以后，纸本的《古兰经》开始在穆斯林世界广为流传，并于12世纪40年代，第一次被译成拉丁文而传到欧洲。14世纪20年代初，第一部纸本的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手抄本又传入中国，并保存至今。
中国印刷术的西传已是13世纪末期的事了。一般认为，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和印刷品是在蒙元时代传到中亚、西亚、北非与欧洲的。可能由于穆斯林一度认为印刷《古兰经》是一种裹读真主的行为，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阿拉伯地区拒绝接受印刷术，以致形成印刷术经由中亚、西亚外传受到阻隔的局面。直至13世纪90年代，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乞合都在位时（1291～1295），由于他沉溺于酒色，挥霍无度，导致国库极度空虚。他不得不听从别人的献策：效法中国，流通纸币。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5月，乞合都发布制造纸币的命令。这种纸币直接仿照元朝的纸币形式，上面印有汉文的“钞”字。“在一张长方形的纸的偏旁，写着几个中国字，两边顶上是伊斯兰教信条：‘一切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使者。’在纸的中央圆圈内，标明币值，从半第兰到十底那几。”【注11】这表明13世纪末，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已经非常熟悉并十分娴熟地掌握了雕版印刷术，这无疑为阿拉伯地区大规模的印刷《古兰经》准备了条件。在后世的考古发现中证明了上述推断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19世纪末在埃及发雍地区曾发现巨量的纸张、纸草、羊皮文件，“其中有五十张木板印刷纸片，均为阿拉伯文，内有《可兰经》（《古兰经》）残页、符咒。三十年前又续有发现。西方学者依据阿拉伯文的字体，以为这些印刷品大概是九百年到一千三百五十年间的产物，并以为与中国及中亚有关系。”【注12】在埃及发现的印本《可兰经》（《古兰经》）与符咒，表明由于中国印刷术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最迟在13世纪、14世纪之交，《古兰经》的印本在阿拉伯世界已开始出现。
由于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人，使得集阿拉伯语言、修辞精华于一体的《古兰经》，不仅为阿拉伯散文树立了榜样，而且以伊斯兰教的宗教经典广为流传。阿拉伯穆斯林，乃至全世界穆斯林将《古兰经》视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加以研究。中古时期穆斯林许多杰出的学者和文学艺术家都曾对《古兰经》的内容和艺术价值进行过评论，并有针对性地对它做出过高度的评价。近代欧洲的不少作家还有意效仿《古兰经》中的某些章节和行文的创作风格以及抒情格调进行创作。这在歌德的悲剧《穆罕默德》和译作《穆罕默德》以及诗集《西东合集》中，都有突出的表现。在普希金的名作《仿<古兰经>》等作品中也体现得很清楚。而在阿拉伯穆斯林以及东方各族穆斯林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到处都可以发现《古兰经》的引文。《古兰经》中的情调和形象的痕迹则更是比比皆是。这足以说明《古兰经》对阿拉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难以估量的文学效应。中国同治元年（1862），云南杜文秀（1827～1872）以《宝命真经》之名颁印的阿拉伯文《古兰经》，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木刻本。
3.天方“圣经”的巨大穿透力——《古兰经》在中国大地的反响
《古兰经》的译介与误读
在伊斯兰教有关的经典文集中，《古兰经》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古兰经》不仅以其雄辩而秀美的有韵体散文，成为阿拉伯文体、文学的楷模和典范，而且更重要的是以伊斯兰教的圭之姿，成为穆斯林宗教生活、精神生活和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凭借《古兰经》的维系，所有以阿拉伯语为交际语的各族人民，才得以相互了解。因此，中国近代阿拉伯学界的学者，无不致力于《古兰经》的汉译工作。这不仅对中国的穆斯林，而且对其他人了解阿拉伯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1：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
【注2：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注3：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注4：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注5：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注6：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359页。】
【注7：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17页。】
【注8：冯梦龙，蔡元放编：《东周列国志》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8页。】
【注9：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一38页。】
【注10：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注11：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1页。】
【注12：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