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卷书》是古代印度一部非常著名的寓言和童话故事集，原文是梵文。6世纪中叶，一个名叫白尔才外的医生受波斯萨珊王朝国王艾奴·施尔旺之命，将这部书译成波斯巴列维文，书名是《五卷书》第一卷中的两只豺狼迩罗吒迦和达摩那迦的名字。公元570年左右，叙利亚（一说伊朗）的一名基督教徒，又将此书从巴列维文译成古叙利亚文，仍以两只豺狼名字为书名。这个译本目前只留有残本。公元750年左右，伊本·穆格法又将此书由巴列维文译成阿拉伯文，仍沿用原书译名，取名《卡里莱和笛木乃》（即原两个豺狼名迦罗吒迦和达摩那迦的变音）。
因为时代久远，人们口耳相传的文学流播广泛，所以《五卷书》的版本很多，原貌怎样，现已无法推断。公元1199年，印度一个曹那教的和尚补哩那婆多罗受大臣苏摩之命根据已有的一些《五卷书》的本子编纂成所谓的“修饰本”。即现在通行的版本。《卡里莱和笛木乃》因在8世纪中叶即已译成阿拉伯文，底本肯定不是《五卷书》的“修饰本”，无论就两书中相同的数字进行比较，还是对《卡里莱和笛木乃》中的故事进行具体分析，都明显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卡里莱和笛木乃》“不是一个纯粹的译本”，【注1】而是译著者伊本·穆格法在原作基础上增删改编再创作的一部新作品。恰如美国现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所指出：“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一种文学的再创作，而且还是一门科学。”【注2】伊本·穆格法就科学的重新描述了他理解的《卡里莱和笛木乃》的寓言和哲理，给人以借鉴后的再创新的艺术感受。《五卷书》通过阿拉伯文的《卡里莱和笛木乃》而传遍世界，并对世界各国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在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伊本·穆格法（724～759）生于波斯一个名叫“祖尔”的村庄，即现在的菲鲁兹阿巴德城。自幼受古老的波斯文化熏陶，信仰祆教，后改信伊斯兰教。他博闻强记，到历史文化名城巴士拉以后又获得广博的阿拉伯文化知识。此外，他对希腊文化、印度文化也很精通。这为他日后的译著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伊本·穆格法曾是艾赫台姆家族的释奴。释奴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阿拉伯人在扩张中俘获的奴隶，后获释而戍的自由民，另一种是早期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的异族人。因为释奴中多是波斯人，所以他们滋长了一种利用波斯的文化优势与阿拉伯抗争的心理。除著书立说以外，愿意将优秀的波斯文学译成阿拉伯文。这又为他翻译《卡里莱和笛木乃》奠定了思想基础。
伊本·穆格法生活的时代，时逢阿拉伯楼马亚王朝（白衣大食）与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交替更迭时期。无论是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还是文化生活、艺术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总的趋势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日益增多。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广博的知识和成熟思想的异族青年，他对现实充满厌恶和不满情绪完全可以理解。这也成为他翻译再创作《卡里莱和笛木乃》的直接动机。
伊本·穆格法将改革时弊的改良主义思想充分的表达在《卡里莱和笛木乃》这部新作之中，卡里莱和笛木乃是狮王身边侍从中的两只狐狸，它们“都聪明伶俐，富有经验”。全书以国王大布沙林和哲学家白得巴之间交谈为主线，以白得巴为国王讲故事的形式，进行道德说教，并阐释某种哲理。在这些故事中，除狐狸卡里莱和笛木乃以外，还出现了各种的鸟兽虫鱼（按出现前后排列，有的出现多次）：画眉、大象、鳄鱼、狮子、黄牛、狼、豹、豺、猴子、狗、兔、驴、蛇、乌鸦、鸬鹅、蟹、鱼、跳蚤、虱子、苍蝇、骆驼、海鸥、乌龟、野鸭、凤凰、海怪、雀、萤火虫、猪、虎、鸽子、鼠、羚羊、猫头鹰、白鹤、野猫、青蛙、融、鸟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些鸟兽虫鱼基本上保留了它们原有的习性，但都有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举止，是被作者有意人格化的作者思想的代言人。借这些鸟兽虫鱼在自然界的生活遭遇，来影射作者在现实人类社会里的体验和感受，并将它上升为哲理的高度来认识，达到以理惩恶扬善，教人弃恶从善的目的。
伊本·穆格法的“动物情结”是如何产生的呢？他在书的序言中主动地告诉读者的写作目的是最好的解释和说明。“第一，用没有理智的禽兽间的对话作题材，是为了吸引喜爱诙谐故事的少年人；他们最爱阅读动物世界尔虞我诈的新奇故事。第二，用各种形式表现动物的思想，借此影射帝王的心理，帝王能用这本书规劝自己，胜过普通消遣。第三，因这种体裁，投合帝王和一般人的喜好，让众人口授笔录，流传后世，不致淹没。传述和抄录的人也能获得教益。”【注3】其实，在印度《五卷书》成书和定型的过程中，由于民间的口耳相传，对它已有了解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因为《五卷书》中包含的统治之术和处世之方，恰恰反映了楼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过渡时期波斯和阿拉伯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五卷书》中的动物寓言于是就被他很巧妙地稍加改动地放进了《卡里莱和笛木乃》中，成为世界许多国家人民都喜闻乐见的寓言故事。
伊本·穆格法是不幸的，尽管他才华横溢，渴望多有作为，但他的改良思想和对统治者的轻慢不见容于当时的统治者，终于获罪被杀，年仅35岁。据说他死得十分惨烈，整个躯体被一块块割下来，丢进火炉。统治者的暴行令人发指。他留给后世大量的作品足以证明他不朽的存在。其著作主要有《小礼集和大礼集》、《近臣书》。主要译著有《范畴篇》、《修辞学》、《分析篇》。《波斯诸王传》、《波斯风俗和文化》、《艾努·施尔旺传记》、《稀世珍宝》等。【注4】他以动物的故事来教诲人，寓意深刻。
②郅溥浩：《伊本·穆格法和他的<卡里莱和笛木乃>》，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五辑，第265页。
《卡里莱和笛木乃》里的中国题材
《卡里莱和笛木乃》通过各种动物寓言故事反映了中古时期与阿拉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周边许多民族的宗教哲理、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它集中地体现出东方乃至世界各主要文化及宗教源流的交汇、融合和相互影响。印度—婆罗门教—佛教文化、波斯—祆教文化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及其在书中的反映自不必说，中国一儒家文化思想在书中也不无反映。”【注①】中国和儒家文化及风俗习惯早就为阿拉伯地区的人所知，所以《卡里莱和笛木乃》中有所反映并不奇怪。古代叙利亚作家巴尔特萨纳（154～222）就曾在自己的书中记述过中国。“在每一个国家中，人们制定了不同的法律，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我将从世界肇端的地方（亦即远东）开始，谈谈我所知道的，以及我能记得的。在产丝之国（中国），法律禁止谋杀、卖淫、盗劫和偶像崇拜。在这幅员广大的整个国土上，看不到庙宇，看不到妓女，也看不到淫乱的妇女；没有盗贼被带进法院，没有谋杀者，也没有被谋害的人。”【注5】在公元2世纪左右阿拉伯地区就有人对中国描述得如此细致，对中国的道德风俗有如此深刻的了解，难能可贵。
《卡里莱和笛木乃》开篇叙述印度大哲学家、婆罗门首领白得巴在劝诫国王时说道：“我以为人之有别于动物，在于人具有哲理、仁义、理智和正义四个特点。知识、经验和思想都属于哲理；涵养、容忍和庄重都属于理智；廉耻、慷慨和谨慎都属于仁义；勇敢、诚恳和善行都属于正义。这些都是美德，与此相反的是恶行。”【注6】这四个特点非常符合孔、孟以来所建构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体系。孔子提出了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礼、孝、悌、忠、恕、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诚、敬、慈、刚、毅、直等一系列德目。孟子提出了仁、义、礼、智为四基德或母德，并将它扩展为“五伦十教”，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董仲舒以后，有“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中国这些传统的道德规范几乎囊括了白得巴所说的人区别于动物的四个特点。
《卡里莱和笛木乃》有不少对妇女怀有偏见和鄙视的道德说教，但也有鲜明对照的描写。如在《商人夫妇和贼》、《两只鸽子》中都赞扬了夫妻和睦以及丈夫错怪妻子后的悔恨。在《笛木乃的审讯》、《狮子和胡狼》、《白拉士、伊拉士和玉兰皇后》中，都表现了对老年妇女的敬重。狮太后、皇太后等都是深明大义、宽厚仁慈、聪明智慧的正面形象。这种尊重知识经验、推崇宽厚仁和、敬重年迈女性的描写，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一些国家，在其作品里经常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卡里莱和笛木乃》中所表露出来的“仁爱孝悌”的美德，“谦和好礼”的举止，“笃实宽厚”的态度，“修己慎独”的精神等，都可发现中国儒家文化渗透其间的蛛丝马迹。
阿拉伯和中国之间的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接触，始于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的那个时期。“公元652年阿拉伯人完全征服伊朗后，他们的统治范围便很快地接触到中国势力的前沿；因此，毫不奇怪，中国和阿拉伯的接触很早便在海陆两方面建立了起来。”【注7】尤其是在公元751年，中国和阿拔斯在怛逻斯一役之后，虽然中国失败了，但唐代历任统治者不断加强他们在西域地区的势力。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人们发掘出许多埋藏着大量随葬品的中国古墓。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影响还要追溯到更远的古代。从得自吐鲁番的阿斯塔那的汉文文书中还得到证实，“中国人在这些地区不仅传播了佛教，而且也传播了自己的道教与儒教。例如，得自吐鲁番的一份汉文寺庙铭文，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古典作家的知识。得自阿斯塔那古墓中的文献（其中包括典型的生平介绍性悼词）表明，传统的中国伦理准则在塔里木盆地的中国移民中也是通用的。”【注8】中国文化的西渐，主要途径是通过西域地区，经中亚各个古国，向波斯、阿拉伯、印度、罗马等方向展开。西亚的帕西亚帝国，不仅民间与汉代西域各民族（如大月氏、乌孙等）有较早的接触，而且官方也与中国建立了联系。于是中国文化也就直接在帕西亚本土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中国与波斯最早贸易关系的开端”【注9】也为日后中国与阿拉伯的往来奠定了基础。《后汉书·马援传》曾提到了“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这些异域商客来到中国，走到某地便停下来做生意，并与汉族渐渐同化。由于西域到中原的人员与日俱增，汉灵帝时（168～189）洛阳甚至一度兴起“胡化”浪潮。而前往西域的中原军士、使臣、商贾、旅人、求学者等，也有将儒家经典书籍带往西域者。罗布泊西汉烽遗址中曾出土过《论语·公冶长》的残简，斯文赫定曾从罗布泊海头遗址盗走了东汉时的《战国策》。这一地区还不断发现过其他汉文的典籍和文书，都说明汉文化在这一地区传播广泛，而且有能力远播中亚和西亚。在这种大的文化氛围里，生在波斯的伊本·穆格法在编译改写印度《五卷书》时，将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渗透其中，是完全可能的。
在《卡里莱和笛木乃》中有两处描写涉及中国，都在开篇第一部分中。当大哲学家白得巴在为印度国王大布沙林写这本《卡里莱和笛木乃》的创作缘起时写道：“希腊王亚历山大征服了西方各国的君王，掉转兵马指向波斯王和其他东方君王。亚历山大所到之处，与抗御者激战，向坚守者猛攻，对归顺者安抚，大兵所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把整个波斯帝国打得落花流水。亚历山大又取道印度向中国进发，顺便要印度王归降称臣，献上国土。”【注10】然后就写亚历山大用计谋打败印度战象军队，委派了国王，就“向原定的目的地（中国）进发。”但是书并未写亚历山大和中国交战如何，而是写印度在他率领大军离开后，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反对异族统治，最后推翻了国王，拥立了印度前王的后裔大布沙林为印度王。接下去就只叙述印度国王的故事了。这些描写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在打败波斯到达埃及、巴比伦之后，仍执意奋勇前进，一直打到世界东边的尽头，他认为这一尽头就在印度河东不远的地方。他在东方的国度中转战三年。公元前327年夏，亚历山大到达印度，在希达斯皮斯河（今杰卢姆河）打败国王色鲁斯骑着战象的军队，然后继续向东进军。由于部下一齐驻军不前，他只得收兵，辗转于公元前324年春回到原波斯都城苏萨。第二年春天由于长途跋涉征战和多处负伤，他死于巴比伦。历史上本无亚历山大想取道印度向中国进攻一事，但伊本·穆格法却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将心目中遥远的中国巧妙地放进自己的作品里，可见他对中国印象之深。
【注1：伊本·穆加法著，林兴华译：《卡里莱和笛木乃》，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页。】
【注2：《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第51页。】
【注3：伊本·穆加法著，林兴华译：《卡里莱和笛木乃》，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9页。】
【注4：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
【注5：[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338页～339页。】
【注6：伊本·穆格法著，林兴华译《卡里莱和笛木乃》，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8页。】
【注7：[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476页。】
【注8：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丝绸古道上的文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64页。】
【注9：丘进著《中国与罗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5页。】
【注10“《卡里莱和笛木乃》第1页～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