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学发展史上另外一位著名诗人和苏非学者是努拉丁·阿卜杜拉赫曼·贾米（加米，查密，1414～1492）。他著有许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诗歌和散文。著名叙事诗《纳夫哈特·阿朗丝》（1478）描写苏非派各教长的生平，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著名叙事诗集《七宝座》中也有不少宣扬苏非思想的内容。总之，贾米的诗充满了苏非主义思想。由于他的学识和人品，由于他的才气和作品，他深受国内人们的敬重。他的诗与著述在印度、阿富汗、土耳其和中国等国家中也有一定的影响。他对苏非理论家依本·阿拉比（1165～1240）的《智慧的珍宝》一书作过注释，称为《勒瓦一合》（意为“光之闪光”）。中国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刘智（约1664～约1730）将其译为汉文，取名《真境昭微》。贾米还对法赫尔丁·阿拉格（？～1289）的《神圣闪光》进行注释，称为《额慎？哼》（意为“电之光，’）被列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读本之一，舍起灵（1630～1710，号破衲痴）的汉译本名为《昭元秘诀》。刘智在自己的代表作之一的《天方性理》一书中分别将上述两个注释本称为《昭微经》和《费隐经》（有时又称《额史尔》），并在另一部代表作《天方典礼》中引用过其中有关的论述。是可以作为伊斯兰文化和文学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又一例证。
上述苏非文学与中国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联系，显然有苏非派作家的“功劳”。他们常常运用象征和隐喻等艺术手法，含蓄蕴藉，富有想象力；而中国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往往成为他们书中描写的对象，有的是说指而非特指，但都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苏非派作家中有不少是波斯作家，但是他们的创作在历史上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范畴，并明显带有伊斯兰教色彩，理应属于伊斯兰文学的一部分。虽然将他们划归于阿拉伯作家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他们毕竟为当时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具有不小的历史功绩。
2.天方之诗合于兴观群怨——“天方诗经”《斗篷颂》
蒲绥里和穆罕默德
蒲绥里（1211～1296）是阿拉伯麦木鲁克王朝时期的诗人。他生于上埃及的代拉斯市，祖籍马格里布。曾学习过语言、文学、历史、圣训、苏非教义等。早年他以撰写墓志铭为业，后任土地丈量官。后弃职去开罗，拜师大苏非艾·阿·麦尔萨门下，以诗成名后，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苏非诗人之一。在伊斯兰教教内学者的心中，蒲绥里“天方大学士也，才雄天下，学富古今。妙年蜚声，文章绝世，尝以诗词称天下之贤俊，贬天下之奸位。鸿章一出，四海流传，是以王侯卿大夫，一时显者，皆爱而畏之。”【注1】
作为诗人，蒲绥里最擅长写颂诗和讽刺诗。歌颂圣贤先知的公德，揭露官场的腐败，社会的不公是其创作的主要内容。在《阿拉伯古代诗选》中选择了他的3首愤世嫉俗的诗，从中可见其自甘清贫，不愿与贪官同流合污的高洁品德。他在诗中诅咒说：“愿那些当官的断子绝孙！我看他们中没有一个好人。”他们实际上是“不忠实的恶狗一群。”他在诗中同情那些“痴情的人”，为了“迷惘”和“热恋”，而“流下带血的泪珠串串”。他认为：“心灵好似乳儿，若随它便，它会吃奶到大，而不中断。”因此，“不能放纵，随心所欲！”“欲望若占上风，就会害人或令人难堪。”【注2】这几句诗中具有较明显的苏非主义倾向，它既显得神秘，又希求灵魂能够战胜欲望，得到净化。
蒲绥里一生写下不少诗作中，唯有赞颂先知的几部长诗品位最高，感情最为真挚流畅。其中《斗篷颂》（《衮衣颂》）不仅杂糅了苏非的思想与情感，而且极富感染力。该诗的创作缘起，有一段颇为神奇有趣的故事。据诗人自己讲，他曾因“思慕圣人，备极忧伤。一夕，梦见圣人，率诸弟子，如太阳之统群星，觉而异之，愈加欣慕，辗转不释，笃爱之光，充满于心。著诗赞圣，积累多篇。”“后得一疾，半体不仁，乃作诗赞圣，以其内性外行，天人感应之奇，组织成章，颂扬至德，包括宏富，以为药石，冀得痊可，名曰衮衣颂。言称颂至德，如以锦衣进献也。”蒲绥里积劳成疾，做此诗时已体弱多病，身患偏瘫症，想写一诗，颂扬先知穆罕默德，求他代为说情，乞求安拉治愈他的疾病。于是他一气呵成，“诗成，复梦圣人，乃颂此诗，至五十一章，仅颂半章而止，圣命卒诵，曰未成，圣续成之。诵毕，圣以手抚其病体，警而起立，遂愈。”【注3】长诗写成以后，蒲绥里反复吟咏，梦中又看见先知穆罕默德。穆圣不仅帮他续完未成的章节，而且还抚摸他的病体，给他披上一件斗篷。蒲遂里激动万分，猛然起身，他病愈站起来了。当他步出家门时，有人请他将写好的颂扬穆罕默德的诗篇拿出来交给对方。蒲绥里问：哪一首，对方回答，就是在病中写成的那首。因为他昨夜在梦中曾听见蒲绥里在先知面前吟诵过这首诗，先知还给了颂读者一件斗篷。蒲绥里听后异常惊奇，并将诗送给了他。
事后，此人将蒲绥里的这一故事讲给别人听，消息不胫而走。一位名叫萨阿德丁·法尔的贵族，几乎双目失明，闻听此事后，也做一梦，梦见有人告诉他去取斗篷置于眼上。他虔诚照办，结果双眼复明如初。继后，蒲绥里这首诗越传越神奇，以至成为神圣之物，它因为先知赐斗篷而被称为斗篷颂。早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斗篷颂》就曾唤起广大穆斯林对先知穆罕默德的极大热忱，时至今日，该诗仍然深受广大穆斯林的崇敬，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善举可以显出神奇的力量，所以其中一些诗句还被用作护身符和祈祷词。
蒲绥里身染沉疴，因先知穆罕默德的关怀而行如常人，他的诗《斗篷颂》也因宣扬了穆罕默德的圣迹而行遍穆斯林世界，蒲绥里也因对先知的虔诚而赢得了他的生前后世名。
《天方诗经》的中国形式
《斗篷颂》在中译本又称为《衮衣颂》，正式译为中文时称《天方诗经》。《斗篷颂》是意译，阿拉伯文译名为《布尔德》（阿拉伯语al-Burdah），“al”是阿拉伯语中常见的冠词，一般不译。“布尔德”是阿拉伯人手纺的粗毛线毯子，白天作斗篷用，夜间当作被单盖在身上，此处的“布尔德”则专指先知穆罕默德使用的。
《斗篷颂》以传统的“伽西代”颂诗的形式写成，全诗162行。开篇是一节说教性的文字，然后进人主题。汉译的《天方诗经》（又名《斗篷颂》、《衮衣颂》）也是如此，由一段介绍性的文字开篇，然后进人译文的主体。《斗篷颂》在阿拉伯诗歌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斗篷烦》继承了阿拉伯蒙昧时期的诗人凯耳卜·本·祖海尔（？～662）《斗篷颂》的传统，但在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均有创新之处。凯耳卜·本·祖海尔是阿拉伯初期著名悬诗诗人祖海尔之子。少年时代听从父命，受过关于诗歌语言和做诗技能的严格训练，成为其父得意的诗人。其弟布杰尔皈依了初兴的伊斯兰教以后，他竭力反对，并攻击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大怒，下令缉拿他。迫于形势的压力和弟弟的劝告，祖海尔亲自拜渴穆罕默德，并即兴吟诗一首，既请求宽恕，又赞颂穆罕默德的宽容大度。穆罕默德对这首诗十分欣赏，兴奋之余，竟解下身披的斗篷赏赐给诗人。此诗名为《苏阿德离去》，又称《斗篷颂》（《衮衣颂》）。祖海尔的《斗篷颂》实质是一首忏悔诗，它融反省忏悔与颂扬穆罕默德为一体，扩大了蒙昧时期阿拉伯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法。
蒲绥里的《斗篷颂》虽系祖海尔同名诗歌的仿作，创新之处明显可见。首先，它减少了，甚至是消失了“忏悔”的成分，因为当时已失去了诗人皈依伊斯兰教时的那种反省的时代精神。其次，它强化了歌颂穆罕默德丰功伟绩，尤其是他超人的本领，神化了先知的德行。再次，它把原作中将恋人苏阿德象征为过去的生活这一传统，改为更加明确的意向，即请求先知穆罕默德为他向安拉求情，恳求安拉能满足他心愿。应该说蒲绥里的继承和模仿是成功的。
蒲绥里以其颂扬先知的诗作《斗篷颂》而享誉伊斯兰世界，其身后更有众多的诗人争相模仿，欲与之一试高低。阿拉伯近代诗歌的开创者麦哈姆德·萨米·巴鲁迪（1838～1904）和阿拉伯诗王艾哈迈德邵基（1868～1932）等都有附和之作，并使自己在阿拉伯诗歌史上获得了成功。
《斗篷颂》中译本《天方诗经》完全是中国传诵的名称。“天方”历来是中国人约定俗成的对古代阿拉伯的泛称。《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春秋时期收集整理成305篇诗。先秦时代称为《诗》，举其整数称“诗三百”。汉代，《诗》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之一，才有了《诗经》的名称，并沿袭下来。将蒲绥里的《斗篷颂》译为《天方诗经》，实际也是对阿拉伯古代诗歌的一种认同。不仅其译文的形式仿照《诗经》，而且《斗篷颂》是阿拉伯古代诗歌最早被译介到中国来的，具有开创意义，这一点与中国的《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同的。
《斗篷颂》在中国的译介
《斗篷颂》成为最早译介到中国来的阿拉伯古代诗歌，马德新和马安礼两位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功不可没。因为当时译介此书的目的，并未看重其文学价值，而主要是看重了它的宗教典籍的意义。
马德新（1794～1874）清代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字复初，经名为优素福，号鲁哈·丁（意为“宗教魂”）。云南太和县人（今大理白族自治州）。少时承家学，随父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以及伊斯兰教经典。1836年赴甘肃、新疆学经，得不少著名经师的真传。1841年开始游历求学，曾两次朝觐麦加。后游学开罗、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塞蒲路斯、伊斯坦布尔、罗德岛、亚丁、新加坡等地。广泛接触到伊斯兰学者和长老，共同深入地研讨“天方之学”。历时八年回到中国云南，在一些回族聚居地设帐讲学，各地学者云集。1856年曾号召滇东南回族穆斯林武装起义，后随马如龙降清，被清廷钦赐“二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等职。他虽然无意仕途，息影林下，继续致力于弘扬伊斯兰文化的工作，但他在回教人心目中的影响毕竟使当权者嫉恨，后被罗织罪名，死于云贵巡抚芩毓英之手。
马德新在所著《朝觐途记》一书中，不仅描述了麦加的天房，麦地那的穆罕默德墓，有助于中国人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而且记述了游历亚历山大名城时，凭吊阿拉伯著名诗人蒲绥里墓地时的情景，心中萌生了将其代表作《斗篷颂》译介给中国读者的想法。马德新回中国时就带回了这部诗集。他认为：“诗之有益于人不浅也。”“朝觐天方，得我教诗经注解，但此诗虽久传东土，因无注释，遂非庸俗易知，致使卞璞韬光，丰锷匿采，惜哉。余自得此诗，朝夕研究，知其味而玩其词，会其神而领其趣，殊觉齿颊生香，光辉夺目。虽西域不乏才人，莫不对此而俯首者。余自反中华，思以汉文译出，志存数十年，未克成编兹于著经训徒之余，令马生讲习，先将天方诗法，著为诗海一峡，并将此诗研炼揣摩，译而传之。使知天方之诗固有合于兴观群怨之旨，而可以感发后人，兴起百世者，其于诗道将毋同。”【注4】马德新在《斗篷颂》汉译本序中，讲述了自己想译介《斗篷颂》的夙愿未尝的痛苦，但仍坚持“将此诗研炼揣摩，译而传之”。实际是由他口译，由马安礼等笔录。根据马德新在《斗蓬颂》汉译序中所述，一般认为1866年（同治五年）马德新将其全部译成汉文。
1890年（光绪十六年）马德新之弟子马安礼的汉译本以《天方诗经》为名，以中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形式，在成都刻板问世，使之成为阿拉伯诗歌译成中文的最早的出版物。马安礼，滇南人，生卒不详。除《天方诗经》外，还著有《字法全诗》（1865）。他认为：“天方各国、歌颂功德”，“最妙者莫如补虽里衮衣颂。”而“复初师有志缵述，意欲译为诗经，以公世。尝命礼讲习其文，综其大略，甫经创始，遂遭世故，斯事遂寝，兹于无意之中，忽得旧编。适遇马子学海博通经籍，因与朝夕讲论，纂译成章。”马安礼在译本、序中不仅讲述了自己在马德新老师的帮助下，翻译《斗蓬颂》的过程，而且讲述了自己的翻译体会。“今以风雅大文变为里巷俚歌，其渊雅高妙已不可得。况东西相距数万里，言语音韵各为一家，安能传其所不能传乎？”马安礼的答案是肯定的，即一定要译，还要译得好，一方面可了却马德新老师的心愿，一方面可使教外之人也了解诗中的内容。“况天方之诗，玉轴连云，金韬丽日，盍止三百，后有作者规正其谬，并以其所未备，补为全诗，则幸甚矣。”【注5】
马安礼认为：“风有贞淫，雅有正变，朝觐讴歌，颂君德也，诗之为教六矣。孔子删诗三百，被之管弦，所以正风俗，和人心，使之自化于道也。”而“穆罕穆德为天下古今至贵之一人，德极至圣，妙合元真。”天方各国歌颂其功德的首推《斗蓬颂》，因此，他“若不乘时竣事，安知过此已往，其迁流又复何如耶！”正是他这种继承师志，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精神，才使他将这部著名的作品译介给广大的中国读者。
【注1：补虽里著，马安礼译《天方诗经·初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注2：仲跻昆译：《阿拉伯古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397页。】
【注3：补虽里著，马安礼译《天方诗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2页。】
【注4：补虽里著，马安礼译：《天方诗经·初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注5：补虽里著，马安礼译：《天方诗经·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