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丝路驿花:阿拉伯波斯作家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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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苏非文学华夏汉音(2)

伊斯兰文学发展史上另外一位著名诗人和苏非学者是努拉丁·阿卜杜拉赫曼·贾米(加米,查密,1414~1492)。他著有许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诗歌和散文。著名叙事诗《纳夫哈特·阿朗丝》(1478)描写苏非派各教长的生平,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著名叙事诗集《七宝座》中也有不少宣扬苏非思想的内容。总之,贾米的诗充满了苏非主义思想。由于他的学识和人品,由于他的才气和作品,他深受国内人们的敬重。他的诗与著述在印度、阿富汗、土耳其和中国等国家中也有一定的影响。他对苏非理论家依本·阿拉比(1165~1240)的《智慧的珍宝》一书作过注释,称为《勒瓦一合》(意为“光之闪光”)。中国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刘智(约1664~约1730)将其译为汉文,取名《真境昭微》。贾米还对法赫尔丁·阿拉格(?~1289)的《神圣闪光》进行注释,称为《额慎?哼》(意为“电之光,’)被列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读本之一,舍起灵(1630~1710,号破衲痴)的汉译本名为《昭元秘诀》。刘智在自己的代表作之一的《天方性理》一书中分别将上述两个注释本称为《昭微经》和《费隐经》(有时又称《额史尔》),并在另一部代表作《天方典礼》中引用过其中有关的论述。是可以作为伊斯兰文化和文学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又一例证。

上述苏非文学与中国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联系,显然有苏非派作家的“功劳”。他们常常运用象征和隐喻等艺术手法,含蓄蕴藉,富有想象力;而中国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往往成为他们书中描写的对象,有的是说指而非特指,但都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苏非派作家中有不少是波斯作家,但是他们的创作在历史上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范畴,并明显带有伊斯兰教色彩,理应属于伊斯兰文学的一部分。虽然将他们划归于阿拉伯作家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他们毕竟为当时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具有不小的历史功绩。

2.天方之诗合于兴观群怨——“天方诗经”《斗篷颂》

蒲绥里和穆罕默德

蒲绥里(1211~1296)是阿拉伯麦木鲁克王朝时期的诗人。他生于上埃及的代拉斯市,祖籍马格里布。曾学习过语言、文学、历史、圣训、苏非教义等。早年他以撰写墓志铭为业,后任土地丈量官。后弃职去开罗,拜师大苏非艾·阿·麦尔萨门下,以诗成名后,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苏非诗人之一。在伊斯兰教教内学者的心中,蒲绥里“天方大学士也,才雄天下,学富古今。妙年蜚声,文章绝世,尝以诗词称天下之贤俊,贬天下之奸位。鸿章一出,四海流传,是以王侯卿大夫,一时显者,皆爱而畏之。”【注1】

作为诗人,蒲绥里最擅长写颂诗和讽刺诗。歌颂圣贤先知的公德,揭露官场的腐败,社会的不公是其创作的主要内容。在《阿拉伯古代诗选》中选择了他的3首愤世嫉俗的诗,从中可见其自甘清贫,不愿与贪官同流合污的高洁品德。他在诗中诅咒说:“愿那些当官的断子绝孙!我看他们中没有一个好人。”他们实际上是“不忠实的恶狗一群。”他在诗中同情那些“痴情的人”,为了“迷惘”和“热恋”,而“流下带血的泪珠串串”。他认为:“心灵好似乳儿,若随它便,它会吃奶到大,而不中断。”因此,“不能放纵,随心所欲!”“欲望若占上风,就会害人或令人难堪。”【注2】这几句诗中具有较明显的苏非主义倾向,它既显得神秘,又希求灵魂能够战胜欲望,得到净化。

蒲绥里一生写下不少诗作中,唯有赞颂先知的几部长诗品位最高,感情最为真挚流畅。其中《斗篷颂》(《衮衣颂》)不仅杂糅了苏非的思想与情感,而且极富感染力。该诗的创作缘起,有一段颇为神奇有趣的故事。据诗人自己讲,他曾因“思慕圣人,备极忧伤。一夕,梦见圣人,率诸弟子,如太阳之统群星,觉而异之,愈加欣慕,辗转不释,笃爱之光,充满于心。著诗赞圣,积累多篇。”“后得一疾,半体不仁,乃作诗赞圣,以其内性外行,天人感应之奇,组织成章,颂扬至德,包括宏富,以为药石,冀得痊可,名曰衮衣颂。言称颂至德,如以锦衣进献也。”蒲绥里积劳成疾,做此诗时已体弱多病,身患偏瘫症,想写一诗,颂扬先知穆罕默德,求他代为说情,乞求安拉治愈他的疾病。于是他一气呵成,“诗成,复梦圣人,乃颂此诗,至五十一章,仅颂半章而止,圣命卒诵,曰未成,圣续成之。诵毕,圣以手抚其病体,警而起立,遂愈。”【注3】长诗写成以后,蒲绥里反复吟咏,梦中又看见先知穆罕默德。穆圣不仅帮他续完未成的章节,而且还抚摸他的病体,给他披上一件斗篷。蒲遂里激动万分,猛然起身,他病愈站起来了。当他步出家门时,有人请他将写好的颂扬穆罕默德的诗篇拿出来交给对方。蒲绥里问:哪一首,对方回答,就是在病中写成的那首。因为他昨夜在梦中曾听见蒲绥里在先知面前吟诵过这首诗,先知还给了颂读者一件斗篷。蒲绥里听后异常惊奇,并将诗送给了他。

事后,此人将蒲绥里的这一故事讲给别人听,消息不胫而走。一位名叫萨阿德丁·法尔的贵族,几乎双目失明,闻听此事后,也做一梦,梦见有人告诉他去取斗篷置于眼上。他虔诚照办,结果双眼复明如初。继后,蒲绥里这首诗越传越神奇,以至成为神圣之物,它因为先知赐斗篷而被称为斗篷颂。早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斗篷颂》就曾唤起广大穆斯林对先知穆罕默德的极大热忱,时至今日,该诗仍然深受广大穆斯林的崇敬,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善举可以显出神奇的力量,所以其中一些诗句还被用作护身符和祈祷词。

蒲绥里身染沉疴,因先知穆罕默德的关怀而行如常人,他的诗《斗篷颂》也因宣扬了穆罕默德的圣迹而行遍穆斯林世界,蒲绥里也因对先知的虔诚而赢得了他的生前后世名。

《天方诗经》的中国形式

《斗篷颂》在中译本又称为《衮衣颂》,正式译为中文时称《天方诗经》。《斗篷颂》是意译,阿拉伯文译名为《布尔德》(阿拉伯语al-Burdah),“al”是阿拉伯语中常见的冠词,一般不译。“布尔德”是阿拉伯人手纺的粗毛线毯子,白天作斗篷用,夜间当作被单盖在身上,此处的“布尔德”则专指先知穆罕默德使用的。

《斗篷颂》以传统的“伽西代”颂诗的形式写成,全诗162行。开篇是一节说教性的文字,然后进人主题。汉译的《天方诗经》(又名《斗篷颂》、《衮衣颂》)也是如此,由一段介绍性的文字开篇,然后进人译文的主体。《斗篷颂》在阿拉伯诗歌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斗篷烦》继承了阿拉伯蒙昧时期的诗人凯耳卜·本·祖海尔(?~662)《斗篷颂》的传统,但在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均有创新之处。凯耳卜·本·祖海尔是阿拉伯初期著名悬诗诗人祖海尔之子。少年时代听从父命,受过关于诗歌语言和做诗技能的严格训练,成为其父得意的诗人。其弟布杰尔皈依了初兴的伊斯兰教以后,他竭力反对,并攻击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大怒,下令缉拿他。迫于形势的压力和弟弟的劝告,祖海尔亲自拜渴穆罕默德,并即兴吟诗一首,既请求宽恕,又赞颂穆罕默德的宽容大度。穆罕默德对这首诗十分欣赏,兴奋之余,竟解下身披的斗篷赏赐给诗人。此诗名为《苏阿德离去》,又称《斗篷颂》(《衮衣颂》)。祖海尔的《斗篷颂》实质是一首忏悔诗,它融反省忏悔与颂扬穆罕默德为一体,扩大了蒙昧时期阿拉伯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法。

蒲绥里的《斗篷颂》虽系祖海尔同名诗歌的仿作,创新之处明显可见。首先,它减少了,甚至是消失了“忏悔”的成分,因为当时已失去了诗人皈依伊斯兰教时的那种反省的时代精神。其次,它强化了歌颂穆罕默德丰功伟绩,尤其是他超人的本领,神化了先知的德行。再次,它把原作中将恋人苏阿德象征为过去的生活这一传统,改为更加明确的意向,即请求先知穆罕默德为他向安拉求情,恳求安拉能满足他心愿。应该说蒲绥里的继承和模仿是成功的。

蒲绥里以其颂扬先知的诗作《斗篷颂》而享誉伊斯兰世界,其身后更有众多的诗人争相模仿,欲与之一试高低。阿拉伯近代诗歌的开创者麦哈姆德·萨米·巴鲁迪(1838~1904)和阿拉伯诗王艾哈迈德邵基(1868~1932)等都有附和之作,并使自己在阿拉伯诗歌史上获得了成功。

《斗篷颂》中译本《天方诗经》完全是中国传诵的名称。“天方”历来是中国人约定俗成的对古代阿拉伯的泛称。《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春秋时期收集整理成305篇诗。先秦时代称为《诗》,举其整数称“诗三百”。汉代,《诗》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之一,才有了《诗经》的名称,并沿袭下来。将蒲绥里的《斗篷颂》译为《天方诗经》,实际也是对阿拉伯古代诗歌的一种认同。不仅其译文的形式仿照《诗经》,而且《斗篷颂》是阿拉伯古代诗歌最早被译介到中国来的,具有开创意义,这一点与中国的《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同的。

《斗篷颂》在中国的译介

《斗篷颂》成为最早译介到中国来的阿拉伯古代诗歌,马德新和马安礼两位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功不可没。因为当时译介此书的目的,并未看重其文学价值,而主要是看重了它的宗教典籍的意义。

马德新(1794~1874)清代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字复初,经名为优素福,号鲁哈·丁(意为“宗教魂”)。云南太和县人(今大理白族自治州)。少时承家学,随父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以及伊斯兰教经典。1836年赴甘肃、新疆学经,得不少著名经师的真传。1841年开始游历求学,曾两次朝觐麦加。后游学开罗、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塞蒲路斯、伊斯坦布尔、罗德岛、亚丁、新加坡等地。广泛接触到伊斯兰学者和长老,共同深入地研讨“天方之学”。历时八年回到中国云南,在一些回族聚居地设帐讲学,各地学者云集。1856年曾号召滇东南回族穆斯林武装起义,后随马如龙降清,被清廷钦赐“二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等职。他虽然无意仕途,息影林下,继续致力于弘扬伊斯兰文化的工作,但他在回教人心目中的影响毕竟使当权者嫉恨,后被罗织罪名,死于云贵巡抚芩毓英之手。

马德新在所著《朝觐途记》一书中,不仅描述了麦加的天房,麦地那的穆罕默德墓,有助于中国人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而且记述了游历亚历山大名城时,凭吊阿拉伯著名诗人蒲绥里墓地时的情景,心中萌生了将其代表作《斗篷颂》译介给中国读者的想法。马德新回中国时就带回了这部诗集。他认为:“诗之有益于人不浅也。”“朝觐天方,得我教诗经注解,但此诗虽久传东土,因无注释,遂非庸俗易知,致使卞璞韬光,丰锷匿采,惜哉。余自得此诗,朝夕研究,知其味而玩其词,会其神而领其趣,殊觉齿颊生香,光辉夺目。虽西域不乏才人,莫不对此而俯首者。余自反中华,思以汉文译出,志存数十年,未克成编兹于著经训徒之余,令马生讲习,先将天方诗法,著为诗海一峡,并将此诗研炼揣摩,译而传之。使知天方之诗固有合于兴观群怨之旨,而可以感发后人,兴起百世者,其于诗道将毋同。”【注4】马德新在《斗篷颂》汉译本序中,讲述了自己想译介《斗篷颂》的夙愿未尝的痛苦,但仍坚持“将此诗研炼揣摩,译而传之”。实际是由他口译,由马安礼等笔录。根据马德新在《斗蓬颂》汉译序中所述,一般认为1866年(同治五年)马德新将其全部译成汉文。

1890年(光绪十六年)马德新之弟子马安礼的汉译本以《天方诗经》为名,以中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形式,在成都刻板问世,使之成为阿拉伯诗歌译成中文的最早的出版物。马安礼,滇南人,生卒不详。除《天方诗经》外,还著有《字法全诗》(1865)。他认为:“天方各国、歌颂功德”,“最妙者莫如补虽里衮衣颂。”而“复初师有志缵述,意欲译为诗经,以公世。尝命礼讲习其文,综其大略,甫经创始,遂遭世故,斯事遂寝,兹于无意之中,忽得旧编。适遇马子学海博通经籍,因与朝夕讲论,纂译成章。”马安礼在译本、序中不仅讲述了自己在马德新老师的帮助下,翻译《斗蓬颂》的过程,而且讲述了自己的翻译体会。“今以风雅大文变为里巷俚歌,其渊雅高妙已不可得。况东西相距数万里,言语音韵各为一家,安能传其所不能传乎?”马安礼的答案是肯定的,即一定要译,还要译得好,一方面可了却马德新老师的心愿,一方面可使教外之人也了解诗中的内容。“况天方之诗,玉轴连云,金韬丽日,盍止三百,后有作者规正其谬,并以其所未备,补为全诗,则幸甚矣。”【注5】

马安礼认为:“风有贞淫,雅有正变,朝觐讴歌,颂君德也,诗之为教六矣。孔子删诗三百,被之管弦,所以正风俗,和人心,使之自化于道也。”而“穆罕穆德为天下古今至贵之一人,德极至圣,妙合元真。”天方各国歌颂其功德的首推《斗蓬颂》,因此,他“若不乘时竣事,安知过此已往,其迁流又复何如耶!”正是他这种继承师志,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精神,才使他将这部著名的作品译介给广大的中国读者。

【注1:补虽里著,马安礼译《天方诗经·初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注2:仲跻昆译:《阿拉伯古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397页。】

【注3:补虽里著,马安礼译《天方诗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2页。】

【注4:补虽里著,马安礼译:《天方诗经·初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注5:补虽里著,马安礼译:《天方诗经·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