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我们既然是搞外国文学的，不妨就谈谈阿拉伯文学在欧洲文艺复兴中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在整个14世纪及其后的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中，有一系列诗歌天才与小说巨匠的名字是与阿拉伯文学分不开的。其中特别应提到意大利的薄加丘、但丁、彼特拉克，英国的乔史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薄加丘的《十日谈》就是仿照了《一千零一夜》和《卡里莱和笛木乃》的某些内容和框架式故事结构的；乔史创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也是出自同一机杆。至于但丁和彼特拉克，吉格雷德·洪凯博士曾对他们评述道“意大利的诗人但丁、彼特拉克确实是受了阿拉伯诗歌的影响。彼特拉克是无意的，但丁则是因为他个人关注阿拉伯诗歌、苏菲主义和安达卢西亚的哲学和伊本·鲁世德的结果。我们在彼特拉克的诗中会发现阿拉伯的间接影响，与此同时，却会在但丁诗歌中发现伊本·阿拉比及其著作十分明显的影响。”些西方的东方学学者和阿拉伯学者，特别是西班牙的研究员阿辛·帕拉修斯（Asin Palacios）曾指出，但丁的代表著《神曲》曾深受阿拉伯的《穆罕默德神秘的夜行与登宵故事》及麦阿里的《宽怒书》的影响。至于塞万提斯，他曾在阿尔及利亚生活过几年，他的小说《堂·吉何德》充满了阿拉伯式的幽默、笑话，还嵌有不少阿拉伯的成语、格言，从而可以说明该书所受的阿拉伯影响成分。还有，中世纪法国的韵文小故事（Fableau）和欧洲的骑士传奇与阿拉伯文学亦有渊源关系；阿拉伯的“玛卡梅”体故事影响了并引起西班牙“流浪汉小说”（Picaresca）的产生；阿拉伯的诗歌也通过安达卢西亚的“彩诗”和“但谣”影响了欧洲诗歌的革新，从而在中世纪欧洲南部促使了普罗旺斯诗人（Provence）和游吟诗人（Trobadour）的产生。
孟：中古发达的阿拉伯、波斯文学对西方影响那么深远，但对中国的影响却没有那么明显。是不是中国和阿拉伯、波斯文学之间缺乏交流呢？显然不是！主要是因为语言文字的障碍，双方了解得不够深入，文学研究的也较少，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仲：阿拉伯文学虽然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这样重要的地位，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我国，长期以来，不仅因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对东方文学的研究、介绍远不及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介绍，而且，即使在东方文学中，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介绍也远不及对日本、印度文学的研究、介绍。回顾一下历史，前人在这一方面留给我们的遗产实在不多。从阿拉伯文译成中文的工作虽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但那时只是有些回民出自宗教的目的翻译了《古兰经》部分章节和蒲绥里的《天方诗经》等。1949年建国前，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对阿拉伯文学的了解仅限于《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的片段故事，那还多是从英文译本转译过来的。建国后，情况有所好转。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为了配合当时中东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了表示对兄弟的阿拉伯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当时在我国出现了介绍阿拉伯文学的第一次高潮，翻译出版了诸如《埃及短篇小说集》、《黎巴嫩短篇小说集》、《阿拉伯人民的呼声》、《约旦和平战士诗歌选》、《流亡诗集》等阿拉伯文学作品。但这些译作多半是从俄文转译的。直接从阿拉伯文译成中文的则是凤毛麟角，如纳训先生所译的《一千零一夜》、林兴华先生所译的《卡里来与笛木乃》等。1966年至1976年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的浩劫，阿拉伯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自然处于停滞状态。
孟：阿拉伯、波斯作家和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的局面，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并带来了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各国文化文学交流的繁荣景象。
仲：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了阿拉伯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在中国的新兴。为了打破“欧洲中心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我国的高等院校，特别是师范院校的中文系开设了“东方文学史”课（而在这之前，所设的“外国文学史”课则只讲西方文学），并成立了“东方文学研究会”。众所周知，阿拉伯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文学史”课的开设，引起教的人和学的人对阿拉伯文学的浓厚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和译介。还有，在中国至今至少有七、八所高等院校设有阿拉伯语专业。这些专业过去多半仅限于学习阿拉伯语言。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对阿拉伯文学的审美情趣，提高阿拉伯语专业毕业生的质量，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些院校都相继开设了“阿拉伯文学史”和各种有关阿拉伯文学的课程。部分院校还培养阿拉伯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一切无疑也促进、推动了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和译介。
更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一支研究阿拉伯文学的队伍已经形成，并日益发展壮大，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1983年10月，在首都北京的香山举行了以《阿拉伯文学的今昔》为题的第一届阿拉伯文学研讨会，并开始筹备成立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在1987年8月举行的第二届阿拉伯文学研讨会上，讨论了“一千零一夜”与“纳吉布·迈哈福兹及其创作”，并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迄今为止，这一组织已有100多名会员。在这支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的队伍中既有专业人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部”、设于北京大学的“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等），也有业余爱好者；既有高等院校的师生，也有工作在不同岗位上的同行；既有通过阿拉伯原文进行研究的，也有通过译文或借助其他文字进行研究的。
孟：据我所知，自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做了大量的翻译、介绍、研究阿拉伯文学作家作品的工作，并多次召开有关阿拉伯作家作品的学术研讨会，增强了中国广大人民对阿拉伯地区各国文学的进一步了解。
仲：阿拉伯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举行了一系列不同规模的学术或纪念活动，其中有些活动是与些阿拉伯驻华使馆联合举办的。如：“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纪念会”、“阿拉伯文学翻译研讨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及其创作报告会”、“纪念黎巴嫩伟大作家努埃曼一百周年诞辰、逝世一周年文学研讨会”、“青年阿拉伯文学研究者成果研讨会”、“纪念阿拉伯伟大思想家塔哈·侯赛因与阿卡德一百周年诞辰研讨会”、“阿拉伯文学与世界——继承与创新研讨会”、“阿拉伯文学在中国高校研讨会”、“阿拉伯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研讨会”、“阿拉伯文学中的妇女与阿拉伯妇女文学研讨会”、“再议《一千零一夜》研讨会”、“世纪之交的阿拉伯文学”等。研究会还利用阿拉伯国家作家代表团或著名作家、诗人访华的机会，组织与他们见面与座谈，如埃及诗人法鲁格·舒舍、作家赛尔沃特·阿巴扎、阿卜杜·阿勒·哈马米绥、尤素夫·沙鲁尼、伊赫桑·卡玛勒、伊格芭勒·芭莱卡、艾哈迈德·谢赫、福阿德·根迪勒、雷福吉·白戴维，叙利亚女作家乌勒法特·伊德丽碧、盖麦尔·凯拉妮，突尼斯作家穆斯塔法·法里斯，伊拉克作家阿卜杜拉·尼亚兹，利比亚作家易卜拉欣·法基，也门诗人穆罕默德·谢莱菲等。此外，研究会还听取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驻华大使、参赞、专家对阿拉伯文学现状的介绍。
孟：当前，以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为核心，团结了中国一批有志于翻译、介绍、研究阿拉伯作家、作品的专家，以及探讨中国和阿拉伯广大地区文化、文学交流规律的学者。仅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理事就多达70余人。其中既有可以直接通过阿拉伯文原著研究阿拉伯文学的学者，也有通过译著或借助其他外文研究阿拉伯文学的学者。这两部分人各有所长，精诚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努力，正在营造一个新的研究阿拉伯文学的更大的空间。
仲：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工作者这支年轻的队伍为打破“欧洲中心论”作了很大的努力，并已取得不菲的成绩。在一切冠有“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类书、辞典中，有关阿拉伯文学的介绍已不再是空白与点缀。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外国文学名著辞典》、《外国名作家大辞典》、《外国妇女文学辞典》、《世界诗学辞典》、《世界名诗鉴赏辞典》、《东方文学辞典》……；《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简编》、《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简明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东方现代文学史》等，有关阿拉伯文学的内容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1994年出版的《东方现代文学史》，对阿拉伯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重要的流派及其代表作家、诗人都有专题论述。1995年出版的《东方文学史》对古代的埃及文学、巴比伦文学，阿拉伯的古代文学（包括贾希利叶时期、伊斯兰时期、阿拔斯朝时期、近古时期以及安达卢西亚文学等）近现代文学（包括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苏丹、巴勒斯坦、也门、海湾诸国以及旅美派文学等），都按历史时期和地区、国别，对重要的作家、作品作了较详尽的介绍。在一些有关外国文学、东方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翻译……的学术会议上，已经经常可以听到阿拉伯文学研究者的声音；在一些有关文学研究的学术刊物（如：《世界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文艺报》、《东方研究》、《阿拉伯世界》等）上，亦可经常见到有关阿拉伯文学研究的文章。这些研究涉及古今重要的文学流派、作家、诗人、作品，以及阿拉伯文学与世界他国文学的相互影响与比较等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一些高校——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的研究生们，已有十几人获得硕士学位，五、六人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论文的课题也多为对阿拉伯古今著名作家、作品（如麦阿里、纳吉布·迈哈福兹、纪伯伦、塔哈·侯赛因、曼法鲁蒂、哈纳·米钠、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苏阿德·萨巴赫……及其作品）的研究，或将其与中国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的研究。应当指出的是，近几年来，还出版了几本有关阿拉伯文学的专著，表明我国时阿拉伯文学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当然，在此期间，大量的工作还是时阿拉伯文学的译介。据初步统计，迄今翻译成中文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已约有二百多种，其中绝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翻译出版的。
孟：通过这次和您谈话，对我启发得很大。我们看到了中国和阿拉伯各国在文化文学交流方面的美好前景。正如巴勒斯坦学者穆罕默德·艾布·贾拉德深刻指出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古老的文明都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的四大发明至今仍为世界称颂，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和数学仍在每一寸土地上放射着光彩……今天，北京迎接了大批阿拉伯宾客，总统、国王、教授、留学生和宗教界人士……而阿拉伯各国的首都也同样欢迎着中国朋友：最高级政府代表团、留学生、医生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研究人员能用有价值的研究加强这些联系，丰富我们的头脑，那该有多好啊！我们殷切地等待着读到他们的大作，用盛开的鲜花装扮友谊的桥梁。”【注1】
【注1：《阿拉伯世界》1985年第1期，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