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阿拔斯王朝初期（8世纪中叶）中国精美的瓷器就已出现于阿拉伯地区。至宋元时代，中国各窑口、窑场生产的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和彩瓷等，更是远销到北非、中亚细亚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沙特阿拉伯和南也门等阿拉伯国家。这些瓷器不仅成为这一地区最时髦、最华贵的装饰物，而且成为不少文学家笔下描写的对象。其他，如中国的造纸术也最迟于8世纪中叶传入阿拉伯地区。有了纸，印刷术的传入也势在必行。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阿拉伯地区的文化生活，甚至经济生活，有些阿拉伯国家开始用纸币进行买卖，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宋元时期，来往于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旅行家很多，除有“伊斯兰世界的旅行家”美誉的伊本·白图泰（1304～1377）以外，比鲁尼（973～1049）曾著有《地理书》，记载了有关中国的情况，因为已佚，只能在其他著作中的引文中觅到。格鲁德齐1050年（北宋皇枯二年）曾著书记载他从吐鲁番经哈密、敦煌、肃州、甘州抵中国京城长安的经过。阿伯尔肥达（1273～1331）于1321年（元至治元年）撰写的《地理书》，虽然只是从古书中抄录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记载，但有集古书中有关中国资料之大成的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到阿拉伯地区的也大有人在。杨枢（生卒年不详）于元成宗（1295～1307）时曾两度出使西亚。第二次于成宗大德八年（1304）从京师出发，取海路于大德十一年（1307）到达海湾的忽尔谟斯。汪大渊（1311～？）少年有奇志，于1330年（19岁）、1337年（26岁）两次浮海西行，1349年根据亲身经历，写出《岛夷志略》一书。其体例承宋代周去非（生卒年不详）《岭外代答》、赵汝适（生卒年不详）《诸蕃志》之余绪。上述诸书中有关麦加和克尔白（“天房”）的记载，不仅反映了宋元时期中国片阿拉伯世界的了解程度，也反映出当时许多人渴望走出国门的迫切心情。
明朝初建，为杜绝楼患，洪武年间（1368～1398）明太祖朱元璋屡颁出海禁令，与阿拉伯等地区的商贸往来遭到沉重打击。但因官方仍有入明朝贡，于是海外贸易为朝贡贸易。如天方国（麦加和鲁迷摩洛哥）等阿拉伯地区的使者仍多次来华。另一方面又力图通过陆路与中亚、西亚、西域沟通。陈诚（1365～1458）曾五次出使西域，远达哈烈国（伊朗、中亚、阿富汗等地）和撒马尔罕等中亚各国。并写下《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两部重要著作。
明成祖朱棣（1360～1424）为联系海外诸国并取得海外贸易的主动权，于永乐三年（1405）令郑和（1371～1435）与王景弘（？～1434后）组织庞大宝船队下西洋，至宣宗宣德八年（1433），在长达29年的时间里，先后七次，途经三十多个国家。郑和的随员中，马欢（生卒年不详）、郭崇礼（生卒年不详）懂阿拉伯语。归国后，马欢写有《涯胜览》（1451）、费信（1388～？）写成《星搓胜览（1436），巩珍（生卒年不详）写了《西洋番国志》（1434），他们都以亲身经历描述了麦加、麦地那、吉达、亚丁、位法尔等阿拉伯地区的情况，这些书成为了解当时阿拉伯国家的珍贵史料。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沟通，一些阿拉伯国家也与中国发生了友好联系。佐法尔自1421年至1433年曾三次派遣使节到中国。亚丁自1416年至1433年也曾五次派遣使节来中国。麦加和麦地那于1430年也曾派遣使节到中国。这些使节往返不仅是外交往来，而且也带来大批的商品和文化用品，具有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意义。
明永乐五年（1407），为了适应与域外各国、各民族的交往，创立了中国最早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四夷馆。其中回回馆（实指中亚、西亚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就是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交流需要而设立的。清朝初年，四夷馆被改为四译馆，直至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陆续培养了许多包括阿拉伯语的外语人才，为明清时期发展对外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
16世纪以来，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不断东侵，包括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许多国家相继遭到程度不同的蹂确，中国和阿拉伯广大地区传统的文化交流逐渐受到阻隔。尽管如此，近现代以来，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友好往来，依然取得了不少成就。除中国不少学者克服千难万险去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去麦加朝A，去埃及求学以外，阿拉伯世界的一些文学作品和许多伊斯兰圣典，也在中国得到翻译。
云南大理人马复初（1794～1874）继承了元代以来云南穆斯林取道缅甸，从孟加拉泛海前往麦加朝靓的传统，于1841年至1848年从云南经思茅出国，取道缅甸、孟加拉、亚丁、也门抵达麦加。归途还参观了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等地。归国后，他以阿拉伯文写成《朝觐途记》一书，详细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此外，他还有三十多种有关伊斯兰教义、阿拉伯语文、历法、游记等汉文和阿拉伯译著问世。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穆斯林学者王浩然（生卒年不详）从亚非各伊斯兰国家考察教育归国，在北京创办回教师范学堂。从此，留学埃及之风大盛。1921年，穆斯林宗教学者王静斋（约1871～1949）赴埃及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学习阿拉伯语文、伊斯兰教义和教律。1931年至1934年，中国前后派遣了四批学生进入这所最著名的伊斯兰最高学府学习，受到埃及人民的热烈欢迎和优待，并给予公费待遇。中国现代著名阿拉伯学者马坚（1906～1978）、纳忠（1910～）等，均出自这些留学生。1935年10月，马松亭先生赴埃及吊唁福阿德国王，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与阿拉伯廿界的关系。为了扩大文化交流，他还会见了当时任埃及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著名作家塔哈·侯赛因（1889～1973）等。
近现代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存在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两方的学者还是尽力为文化交流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1900年，周桂笙（生卒年不详）发表译著《新庵谐译》上卷，即《一千零一夜》的节译。此后，有林纾（1852～1924）译本《天方夜谭》问世。周作人（1885～1967）出版的《海上述奇》（1903）和《侠女奴》（1904），分别译述了辛伯达和阿里巴巴两个故事。早期译本中，还有张奚若（1889～1973）及伍光建（1867～1943）根据英文本“Arabian Nights”《一千零一夜》选译出其中的50个故事，以《天方夜谭》之名，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这些译述本，基本上都由英文转译。直至纳训于30年代末在埃及留学时才根据阿拉伯原文将阿拉伯文学瑰宝《一千零一夜》译出，并于1940年2月至1941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齐五册。这是中国解放前出版的较全的以《天方夜谭》为名的译本。1982年至1984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纳训的《一千零一夜》全译本，共计6卷。199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又出版了李唯中的《一千零一夜》分夜足译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大多数人是通过《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来认识阿拉伯社会和人民生活的。
20世纪30年代初，冰心（1900～1999）翻译了黎巴嫩著名作家纪伯伦（1883～1931）的散文诗集《先知》（1931），1931年，长江流域遭受水灾，埃及政府派遣两位医生来中国救治灾民。他们归国后在《图画周刊》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伊斯兰教的情况，插图中有北京牛街清真寺的照片。1933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曾选派教师到北京成达师范学校讲授阿拉伯语文和有关宗教的知识，并以当时埃及国王福阿德的名义赠送大批阿拉伯文书籍。20世纪30年代初，在埃及负岌留学的马坚曾将《论语》译成阿拉伯文，并以阿拉伯文撰写了《中国回教概况》，这本书在埃及出版使埃及人民从更为深广的文化层面上了解了中国人民。马坚还将埃及近代著名思想家、宗教学家、社会活动家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名著《教义学纲要》和《伊斯兰教》两书译成中文，于1934年和1936年先后在上海出版。约在1940年至1942年初，在埃及学习的中国庞土廉阿訇曾在爱资哈尔大学开设过中国文化讲座。他在一般地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以外，尤其详尽地介绍了中国伊斯兰教的情况和中国穆斯林的生活。这些讲座的内容经过修改、整理，用流畅的阿拉伯文写成《中国与伊斯兰教》一书，在开罗出版，加深了阿拉伯人民对中国和中国穆斯林的了解。
解放后，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文化交流顺利发展。1955年4月举行的亚非会议更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也为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著名阿拉伯宗教学家、历史学博士费萨尔·萨米尔是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教授。他曾任伊拉克宣传部长（1955），生前专门研究中国和阿拉伯关系史，著有《远东的伊斯兰教》一书。书中详细论述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途径，以及在中国的传播等问题，颇有史料价值和理论研究的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阿拉伯的文化交流更为紧密。中国学者曾两次参加了突尼斯全国翻译、研究、文献整理学会的会议，并在大会上针对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交流的许多具体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学者还曾两次赴埃及参加了塔哈·侯赛因文学讨论会，反映出中国学者对阿拉伯文化、文学研究的高度重视，促进了中国和阿拉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阿拉伯学者穆罕默德·艾布贾拉德曾深刻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古老的文明都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的四大发明至今仍为世界称颂，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和数学仍在每一寸土地上放射着光彩……今天，北京迎接了大批阿拉伯宾客，总统、国王、教授、留学生和宗教界人士……而阿拉伯各国的首都也同样欢迎着中国朋友：最高级政府代表团、留学生、医生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研究人员能用有价值的研究加强这些联系，丰富我们的头脑，那该有多好啊！我们殷切地等待着读到他们的大作，用盛开的鲜花装扮友谊的桥梁。”【注1】他的话也道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跨文化对话、跨文化接触已成为国际间文化、文学交流的一种发展趋势。阿拉伯地区再也不是中国古代文人笔下描述的“天方”僻壤，中国再也不是《一千零一夜》中辛伯达漂洋过海到过的遥远之地。中阿作家、中阿文学和文化，不仅在互相了解、互相沟通与接触中，揭开了时方神秘的面纱，而且还发现了那么多相通与相互影响接受之处。我们相信，在新世纪里中阿人民一定会携手走进更加友好的新天地。
【注1：《阿拉伯世界》1985年第1期，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