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一生为人坦诚直率，具有很强的自主性，而他也希望自己的员工同样能做到坦诚自信、绝不盲从他人，以此让自己的公司具有一种自由豁达的风气。在松下的大力提倡下，松下公司形成了自主自由敢于发表自我意见的传统。
松下公司的优秀传统是包括多方面的，首先是不唯命是从。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因为松下公司员工必须遵守依据公司经营理念制定的纪律要求，其虽然苛刻但却必要，因此丝毫也不能让步。但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员工都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判断力、提出意见，而不是采取消极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中庸态度。松下说：“员工不应该因为上级命令了，或希望大家如何做，就盲目附和，唯命是从。”松下幸之助认为，下属或员工如果是这样做了，就会使公司的经营失去弹性。
松下幸之助允许员工当面发表不同意见与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有一位候补员工向松下发表过不满。那时的松下电器员工分一、二、三等和候补四级。这位候补员工迟迟未获升迁，就直截了当地对松下说：“我已经在公司服务很久，自认为对公司有了足够的贡献，早已具备了做三等员工的资格。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接到升级令。是不是我的努力还不够？如果真是如此，我倒愿意多接受一些指导。其实，恐怕是公司忘了我的升级了吧？”松下对此很重视，责成人事部门查处，还真办了升级手续。接着，除了立即发布升级令外，松下明确表示，非常赞赏这种坦白的请求。松下鼓励大家把不满表达出来，而不是闷在心里。如此就不会增加自己的内心痛苦，对公司也是很有好处的。
据说，有一个员工被批发商狠狠骂了一顿，说松下的电器质量不过关：“不如去开烤白薯店，别再制造电器了。”员工如实地向松下报告了。随后，松下亲自拜访了这位批发商，表示歉意。批发商因为一时的怒气而发了一通牢骚，不想引得社长亲自拜访，非常不好意思。自此以后，松下公司与这家批发商的关系密切多了。
松下允许下属员工越级提意见或指出纰漏。他认为那种逐级申诉的成规是不必遵行的，即使最普通的员工，也可以向最高级的部长、社长包括他本人反映问题，表明主张。由此，他提醒那些居于领导地位的干部，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应有欢迎的姿态和支持的行动。
不管是哪种自由宽松的举措，只要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为了员工和社会的福利都应该实行。松下认为，公司既然是大家的共同经营体，就应该由大家来共同经营，只有让下属毫不保留地发表意见，才能充分地赢得下属拥戴，获得事业的成功。
忠言逆耳利于行
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敢对你说真话的下属，便是你生命中的真正贵人，值得好好珍惜。
逆耳的语言是很难听的，但偏偏逆耳之言是治病良药，能够为自己带来很多好处。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便是因为能听进逆耳之言而成为一代名君的，他的谏臣魏征也因为敢于纳谏而名垂青史。
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不久后，就提升他的大臣魏征为谏议大夫，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直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在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安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后来，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的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甚至还应该拆掉宫殿。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了水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公卿大臣都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妥。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你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劳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淳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陛下的功劳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是淳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贴；远方的部族仰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是我认为目前不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可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如此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对如此作法持怀疑态度。”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何能把如此严峻的形势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非常贤德，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侮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向太宗祝贺。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因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境，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
仁义行天下
金钱固然能收买人心，但却非长久之计，真正懂得驾驭下属的高手便知道“仁义”二字的力量，仁者天敌，仁义最能笼络下属的心。
有人说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此话不假，以仁义标榜的刘备仅是靠着传统的道德力量来笼络人心，进而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刘备在这一点上显然做得非常成功。
三国时曹操率军欲取荆州，派曹仁等将领带3万兵马向新野杀来。面对多于自己数倍的敌人，刘备听取了徐庶的计谋，接连两次把曹军打得丢盔弃甲。损兵折将之后，曹操断定刘备定有高人辅佐，经打探得知是徐庶。
曹操便决定把徐庶揽到自己这边来，他知道徐庶为人忠孝，幼年丧父，现只有老母在堂无人侍奉，便差人将徐母骗至许昌，令徐母写信招降徐庶。
在遭徐母拒绝之后，曹操又伪造徐母手笔，写了封信送至新野，叫徐庶赶来伺候左右。
孝顺的徐庶见到信后，便哭着向刘备辞行。
正在为得到徐庶这位精通兵法的军师和知己而信心倍增的刘备，深知徐庶此去后很可能再也无缘相见，而这样一位出色谋士的离去不仅是自己事业上的损失，并且很有可能成为曹操的左膀右臂。
但是，他也知道拉拢人才，首先要尊重人才，自己只能做以仁感人的君子，而不能做强夺的小人，于是刘备不仅没有强留，反而流泪劝慰徐庶：“子母乃天性之亲，不必以备为念。”
刘备的谋士孙乾等人对刘备说：“徐庶是天下奇才，又知我军虚实，今天若放他走，必为曹操所用，不如留住他，若曹操杀其母，他必为母报仇，尽全力敌曹操。”
刘备忙说：“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让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怎可作不仁不义之事。”
刘备备酒为徐庶饯行，二人相对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