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李文渊《左传评》三卷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
此为陈垣旧藏，序页钤“瓠室”章。两册，三卷。每半页11行，行22字，小字双行，行22字。前有钱大昕序，楷书，每半页10行，行19至21字，为钱大昕手写体，钱序一页，缺少最后一字，未为完帙。估计是排版紧张，而将最后一字失落。后有李文藻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四月二十五日序，与正文字体相符。《四库存目丛书》录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乾隆四十年李文藻刻本，钱序是手写体，亦完整，与该本版本不同。是书纸质薄而脆，夹页中带有别种书籍纸张字样，封页题“钱大昕左传评”，有欺世盗名之嫌，当为书商为盈利而作。国家图书馆将此书收入钱大昕名下，误。
李文渊（1741-1766），字静叔，李文藻之弟，事亲孝，母死，因哀毁过甚而夭亡，年二十六岁。性好古文，奉韩愈为圭臬，亲近桐城派，云方苞所授《左传义法举要》“于韩、城濮、邲、鄢陵诸战，十仅得五，而己得其九”（李文藻《后序》）。李文渊“年未冠即取《左》、《国》、《史记》、《两汉书》、《五代史》、韩、欧诸集，手加评改，旋复自悔，多涂改不可识”（李文藻《后序》）。李文渊《左传评》三卷起自隐公元年，尽僖公二十四年，点次未竟。李文藻为他整理遗著，发现城濮之战以后诸战，“静叔自谓所见胜于方氏者，今集内尚未著笔”（李文藻《后序》）。甲午年冬（1774），钱大昕督广东学政，受李文藻之托为李文渊遗稿作序，并命名为《左传评》，且厘为三卷付梓。该书题“钱大昕左传评”，大概因为钱氏命名并作序的缘故。
该书先录写传文，有圈点，有随文注释，有篇后总评。传文顶格，评语另起，低三格书写。圈点分中空的圆点和顿点两种形式，或用以标明注文起讫，或用以标示名言隽语，符号所指没有明显的意义区分，可见评点形式并不规范。随文注释，当为读书过程中随手所记，或点评人物、历史，或点明义理（如在郑“取周之禾”之下注“以小国而侵凌王室，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或用“呼”、“应”等语词表示篇章结构。篇后总评主要把握篇章结构，时采前人议论，如“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及瓜而代”等处的总评整体移录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的内容。从现存三卷来看，李文渊的评点著作中收录的方苞的评点在篇幅上远远超过李氏自己的评点。李文渊自许超迈方氏，实际上暗中承继不少，古文评点超迈方氏亦非易事。《左传评》已具备完整的评点术语，如枢纽、脉落之类，与康熙三十四年（1695）《古文观止》以来评点术语一脉相承。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迷信预言，认为“鹑之奔奔，天策焞焞”之类的童谣未必有预言的功用，而将“毕万之后始大”之类的预言当作篇章之结构。
李文渊持有明通的历史观，以《春秋》书法为“史官从当时之俗，而孔子因之者”，不认为孔子自创书法，寄寓微言大义。又论华夷之辨：“春秋之初，天下无伯，而灭亡之祸未甚者，以楚尚未为中国患也。楚之患及于蔡郑，则小国不能自存而天下赖伯之功矣。”又从春秋时晋国兴衰的角度议论《左传》叙事终于韩赵魏之丧智伯，如此等等，体现出作者超卓的史识，赢得钱大昕的赞赏，钱氏认为李文渊“手评《左氏传》议论，颇有出魏（禧）、方（苞）之上者”（钱大昕序），即在诸如此类的对史实的议论。
43.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三十卷《左氏音义》六卷清卢文弨校本，国家图书馆藏
每半页10行，行20字。前有乾隆三十五年（1770）庚寅春陈树华序。间有卢氏眉批，订正陈树华之失，后附《左氏音义》六卷。陈树华（1730-1789），字方林，嗜好《左传》，于乾隆年间得南宋庆元间重雕淳化元年监本《春秋正义》三十六卷，于是弃官归隐，悉力校勘，成《春秋经传集解考正》三十卷。《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即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中所提及《春秋内传考证》。唐孔颖达依杜注作《左传正义》三十六卷，本自单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庆元间，吴兴沈作宾将三十六卷《正义》分系之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后，沈刻“字无俗体，是宋刻《正义》中第一之善本”（阮元《十三经校勘记》），后此附《释音》诸六十卷本均不及此本之善。《春秋经传集解考正》以沈作宾刊《春秋正义》为底本，参考《经典释文》、唐石经、南宋相台岳氏集解本及元明诸注疏刻本，极力恢复《春秋》经传的古貌，其用力在《经》和《传》，而未及《疏》。
自南宋将陆德明音义附于春秋经传注疏合刻以来，经传文字舛误尤多，陈氏自序言己服膺顾炎武“读书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主张，《春秋经传集解考正》订讹字、定句读，以便读诵，音义之失亦间及之。《考正》特别指出了由字形讹误而导致的语音舛误，如隐公经十年“公败宋师于菅”：“《释文》曰菅（注：古颜反），刻本‘古颜’讹作‘古顽’，遂读如‘关’，音误也。”此为用唐代《释文》订宋明传本之误。又用石经及更古的典籍订《释文》之误。如“道人以木铎徇于路”：“释文作‘於’。今案：石经及诸经并作‘于’，与《尚书》合，《释文》非也。注内‘徇於路’，‘於’字监本、毛本、葛本作‘于’，诸本有作‘於’者，亦当改‘于’。”
此书用开成石经字体，在偏旁点划间有意仿古，书经辗转传抄之后，面目全非。字形上的一味仿古不足取，但此书一以石经为准，不随意用同音通假字代写，于保留古籍原貌有益。对于“于”、“於”两字在《左传》中的分布规律，陈氏尚不能看出，认为两字前后杂出，无一定规律，时人多随意改写，但陈氏一以石经为准，保留了古书的原貌。陈氏并不是守成不变，他亦以某些通则校勘误字，如《左传》“修”作“脩”，“唯”字凡涉语辞俱从口，引《诗》《书》本文概作“惟”字，有应作“口”旁而误从“忄”旁者，有应作“忄”旁而误从“口”旁者”，俱从改定。唐石经“廿”“卅”等俗字在秦始皇石鼓刻文、东汉蔡邕刻石中就已出现，顾炎武认为古四言诗用“二十”、“三十”而不用“廿”、“卅”，所以不从唐石经“廿”、“卅”等俗体，惠栋一意遵从唐石经字体，将“廿”、“卅”等俗字代替“二十”、“三十”，陈树华做折衷之辞，经文用“二十”、“三十”、传文用“廿”、“卅”，看似稳妥，实缺乏统一体系，其最大的病症在过于迷信唐石经字体。其实唐石经用今文改写古文，里面采用了很多新兴俗体字，一味盲从，没有意义。
此本当为翁方纲请胥吏抄写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请卢文弨校本。陈树华《春秋经传经解考正》一出，颇获戴震、段玉裁等人的好评，翁方纲慕名而辗转抄写，并请卢文弨校对。卢文弨曾驰书报翁方纲，云所抄本中有异体字校勘，本字和考校之后的字体完全一致（大抵因为抄者未能注意到石经字体的细微变化，而一以通行之字体出之），颇令人狐疑，欲令翁方纲出所藏唐宋碑帖，查看陈树华原本石经字体的原样。后来翁方纲在家中展碑帖让卢文弨观看，此事见于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书陈芳林校定春秋经传集解后》。翁氏云今体与唐石经的字体发生变化，并无必要一一改回唐石经的字体，云：“今以唐人欧虞以来相沿笔迹，经生书手无不然矣，而矻矻一一以正之，况实不胜其正之，则不如其已也。”故卢文弨于胥吏抄写错讹之处，并无一处校改，实在因为翁方纲认为这无关紧要，才不费笔墨。既已不改，则此本已非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之旧，胥吏所抄《春秋经传集解考正》诚本善本。实际上，陈树华校宋本《春秋经传集解考证》广为流播，戴震等人咸称其善，其最大好处在，凡宋本佳处，此本皆有，它保留了宋本经传的原貌。段玉裁称：“戴东原师、卢文弨氏、金辅之氏、王怀祖氏皆服其该洽。”（段玉裁《春秋左传校勘记目录序》）阮元校勘《十三经》时，段玉裁曾将此书授予钱塘严杰，以作校勘《春秋经传》的参考。陈树华《春秋左传考正》除翁方纲抄过以外，段玉裁曾于嘉庆八年借得手钞一份。今国家图书馆藏有两种手抄本，一为卢文弨校本，一不具姓名氏。此本原属翁方纲，后来或许因为翁氏不喜，将其转让给卢文弨，该本卷一首页书题与作者之下钤“卢文弨印”，即为明证。国家图书馆著录此本，名之曰“卢文弨抄本”，属意于卢文弨所藏抄本之意，其名目自有深意，但易致人误解，故笔者著录为“卢文弨校本”，以示与卢文弨手抄本之别。
44.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二卷经义述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