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氏曾于嘉庆六年至十一年的五年时间，主管《左传》校勘及其它《十三经注疏》校勘之事，若如此依义理校勘，经书则非旧本，幸而段氏一己之私见并未影响到《十三经》校勘，今天我们所见《春秋》经文中的“弑”与“杀”一仍《经典释文》与石经旧样，而段氏与阮元的纠纷、段氏与顾广圻的纠纷是否与段玉裁的校勘方法有关呢？
55.段玉裁《春秋左氏古经》十二卷附一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元年经韵楼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牌记题“金坛段氏遗书”，前有段玉裁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八月朔日《春秋左氏古经题辞》。此书选《左传》经文于前，列《公》《穀》异文于后，以承郑玄兼收今古文之例。郑玄以今文补古文，段氏每以《公》《穀》径改《左传》经文。《左传》诸本经有而《公》《穀》无，持《公》《穀》之义理否决《左传》经文；《左传》经文无有而《公》《穀》皆有，则从《公》《穀》经文。如《经》桓公十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齐”，今所见四部丛刊本《左传》经文作“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段注：各本“公”下有“与”字，《公》《穀》皆无。《公羊传》云：“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注云：据公及夫人，会齐侯于阳穀。”《穀梁传》云：“泺之会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也。按《左》有与字，疑俗增之。……”这是据《公》《穀》义理强改《左传》经文。又，《经》文公十五年：“秋，齐人侵我西鄙。”四部丛刊本《左传》经文无“秋”字。段注：宋本有“秋”字，《公》《穀》经不误。又，《经》宣公五年“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子叔姬”，四部丛刊本《左传》经文无“子”，段注：《传》无“子”字者，省文也。《公》《穀》“叔姬”上皆有“子”字。这都以《左传》为误《公》《穀》为正，是视《公》《穀》之文得《春秋》义理，故优于《左传》经文的认识导致。《春秋》经文的增删、改易，似与《左传》“古经”无关。《左传》古经必倚《公》《穀》之经文及义理方能校勘，此可称为“义理校勘法”，为段氏独创。纵观清代校勘学，段氏的义理校勘响应者廖廖。
56.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二卷《箴膏肓评》一卷清经解本
后有嘉庆十七年（1812）刘逢禄《叙》，题名为“《左氏春秋考证》一卷《后证》一卷《箴膏肓评》一卷叙”。所谓《左氏春秋考证》一卷《后证》一卷即《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叙》虽缀《箴膏肓评》之后，实是三书的总叙。此叙收入《刘礼部集》时，题名为《箴膏肓评序》，世人多以为怪异。实际上，此《叙》虽内容上总括嘉庆十七年作者所著三书，但从作《叙》的缘起看，却是专为《驳箴膏肓评》一文，篇首云“《隋经籍志》有《何氏春秋》、《左氏膏肓》十卷”，篇末云“今援群书所引何、郑之论三十余篇评之，更推其未及者证之，以质后之君子，未知其有合焉否也”，可见属名为《箴膏肓评》，是理所当然。《左氏春秋考证》、《后证》、《箴膏肓评》接续而作，《左氏春秋考证》一卷斥《左传》不传《春秋》，《左传》的书法、凡例、“君子曰”等都是刘歆附益，《后证》一卷证典籍记载中的《左传》传授世系为伪，《箴膏肓评》一卷支持何休《左氏膏肓》，批驳郑玄《箴膏肓》，申发何休未及详言的《左传》义理之谬。
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江苏武进人。嘉庆十九年成进士，道光四年起，补仪制司主事，于礼部十余年未迁，卒于官。善以经义决政事，颇有汉时董相风。受学于舅父庄述祖，得六书、说文之学，于公羊学自发神悟，继（外祖）庄存与、孔广森之后，揭《公羊》学说之大蠹。为学守师法，在清代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何休《公羊》学说的三科九旨、张三统张三世等义例体系。刘逢禄年十二读《左氏春秋》，认为不得义理，于是转读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学著作，深契于心，年二十岁前已精谙《公羊》条例。《左氏春秋考证》一卷以及《后证》一卷以考证的形式证明《左传》非《春秋》之传，被人誉为“入室操戈”，给《左传》经学研究者以当头棒喝。凡经学，都讨论义理的合与不合，这也是包括《左传》经学在内的经学的通病，只不过古文经学怀疑《左传》的义理，并让杜预代为受过，而今文经学直接质疑《左传》的经解身份。刘逢禄否定了《左传》的经解身份，但是对《左传》的史书性质，仍给予充分肯定，《叙》云：“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咎也。”
57.李富孙《春秋三传异文释》十二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前有嘉庆十八年（1813）李富孙自序及蒋光煦道光丁卯（道光无丁卯年，“道光”似为“同治”之误）跋。李富孙（1764-1843），字芗让，浙江嘉兴人，曾从卢文弨、钱大昕、孙星衍等人学，阮元抚浙时，肄业于诂经精舍。嘉庆六年（1801）拔贡。著《七经异文释》五十卷，《说文辨字正俗》八卷，《汉魏六朝墓志纂例》四卷，《鹤征前后录》二十卷等十四种，汇刊为《校经庼全书》。深究文字音韵之学，著《七经异文释》，足以补陆德明《经典释文》之阙，又著《春秋三传考》，辨异同而定得失，羽翼经传。《春秋三传异文释》从形、音两方面，解释《春秋》三传经文之异。作者重在解释导致差异形成的语音转变及字形讹变的原因，而不在差异之间立高下取舍，所以能保持客观的学术立场，避免了在取舍之间义理相争的主观臆断。《春秋三传异文释》广引经传注疏及经史子集、征引《春秋》三《传》异同处，及汉、唐、宋石经以及宋元椠本，与《春秋》三传对勘，疏通证明其异处。全书体例，将《左传》经、传文字列于前，异文列于下，其后分析辨明异文产生的原因。《左传》“邾仪父”，《公羊》作“邾娄仪父”，作者云：“娄，邾人语声，后曰娄。故曰邾娄。盖方言有语声在前者，句吴、于越是也，有语声在后者，邾娄是也。”将词义的方言变化及其语法特征简要地提示出来。又如桓十三年《左传》“使赖人追随者之，不及”，《汉书·五行志》作“弗及”，作者遍引《左传》中“弗”字，明“不”为一时偶见，弗、不古通用，存在唇音轻重之异；《左传》中“不”尚存有一二，后来典籍中“不”全被“弗”代替；作者又征引钱大昕曰“古读弗如不”，《广韵》“不与弗同，分勿切”，《说文》“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不仅说明了古音通假，而且点出了语音相异的地域特征及语音的历史演变。若某些异文是超乎语言文字之外的，作者则以义理不同解释，如“公会邾仪父，盟于趡”，《公》《穀》作“公及”，作者举前人对此所作的评价，认为“是三家各因所闻而书也，未在义理方面大为纠缠”。是书为《春秋》三传异文的集大成之作，无论在篇幅、方法及所取得的成就上都超过了以往著作，是顾炎武所谓“考文必知音始”的典型之作。
58.邵瑛《刘炫规杜持平》六卷南菁书院丛书本，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
半页9行，行25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版心刻“规杜持平”。前有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邵瑛自序。经顶行，杜注、孔疏另行低一格写，按语另行低一格。杜注之后，南朝有崔灵恩著《左氏条议》以难杜，北朝则有张冲著《春秋义略》，阐述异于杜注者七十余事，又有卫冀隆精服氏学，难杜六十三事，至隋世大儒刘炫，《隋书·经籍志》载刘炫撰《春秋左传述义》四十卷，专攻杜注。其书今不传，仅存于孔疏中。孔疏中所存刘炫注，俱因其反杜而为孔疏所驳。乾隆间，纪昀编《四库全书》时，欲解决刘炫与杜注的争端，但未成愿，其学生邵英继之。其书始于嘉庆十九年（1814），阅十五月而成。孔疏中所见刘炫与杜注的争端，共一百七十九例，孔疏自云引刘炫注一百五十条，误。邵氏《刘炫规杜持平》所列一百七十九条，大多数为文字训诂上的不同。刘炫与杜预在小学上的争端，邵氏因其学识，并不能完全持平，其所得亦浅。如哀十四年“逢泽有介麇焉”，杜注：“介，大也。”孔疏：“刘炫以为一麇规杜氏。”邵氏引《方言》、《尔雅》郭注、《国语》韦注等，其中意义参差，多可商榷，邵氏所做仅止点明刘炫释义的出处，并未分析其对错，似乎这些典籍毋庸置疑地说明刘炫的正确性。刘炫规杜，孔疏皆以为非，邵瑛认为是孔疏“袒杜之过”（邵瑛《序》），在刘炫与杜预二人之间，邵瑛偏向刘炫，反对杜注。文公十年“鹿死不择音”，杜注谓“音”为“荫”字之假借，孔疏对此提出订误，引服说作“音声”解，而邵氏反而援引典籍支持杜氏，可见其训诂并不精审。“鹿死不择音”，惠栋、沈彤等人有过辨正，邵氏没有参考前代经学家的著作明矣。《刘炫规杜持平》仍有其可取之处。哀公十七年“衡流而方羊裔”，杜注以“横流方羊不能自安”为解，刘炫以为卜繇之辞，邵氏据上下文指出了二者断句的错误，当以“方羊”绝句，“裔”属下文，又举《广雅》、《楚辞》王逸注，释“方羊”为“徜徉”，至为正确，但邵瑛没有指明二者古音韵部的通假，终少点睛之笔。
59.焦循《春秋左传补疏》五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前有嘉庆丁丑冬十二月除夕（1818）自叙。焦循（1763-1820），字理堂、里堂，江苏江都人。焦循久疑于《左传》的义理，又读杜预注及《春秋释例》，疑惑滋甚。于是考察杜预的祖氏及生平，谓杜预忘父仇而为司马氏讳，其人品不足道。杜注的乖谬出于杜预私心回护司马氏的心理，大乖孟子所说“《春秋》乱臣贼子惧”的义理，而《左传》之乖谬在于为田、齐、三晋粉饰，与杜预为司马氏饰如出一辙。故左氏必不是孔子所称赞之丘明，而是六国时一个趋利避害之人。如此用义理定一书的作者，考察作者的人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焦循眼中经书的义理，实际是焦氏一人的义理，或者说只是被焦氏所承认的义理，而非经书本身的义理。焦循作《春秋左传补疏》，所谓补，就是补前人所未及尽的《左氏》义理上的乖谬，采《公羊》、《穀梁》说，及唐啖助、赵匡、宋刘敞、家弦翁，清万斯大、毛奇龄、全祖望诸家说，为纠正杜预某些释例，启用大量篇幅，而于名物训诂，亦多列条目，大抵训诂和义理篇幅等同，而重在义理。此书名物训诂不采汉儒经说，与乾嘉学风有异，所关注的重心亦有所改变，如关注《左氏》文法，闵元年“犹有令名与其及也”，循按：“此倒装文法，‘与其及也，不如逃之，无使罪至，犹有令名’倒装，使肖其口吻，左氏属文之法也。《集解》引王肃曰：‘虽去犹可有令名，何与其坐而及祸也？’加‘何’字，未达。”又关注风土人情，如考证吴越等地的风俗，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较它书为异。
78.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疏考正》八卷清经解本
前有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刘文淇自序。刘文淇（1789-1854），字孟瞻，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优贡生，官候选训导。少时从舅父凌曙读书，聪颖异常，年弱冠即冠名江淮间。与宝应刘宝楠相善，兼善经史考证之学，时有“二刘”之目。尝应阮元请，作《仪征县志》。道光八年，与刘宝楠、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同赴省试，相约各治一经，为之疏证，刘文淇得《左传》。费四十年之工，编成《左氏长编》，但仅撰成《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一卷而卒。《春秋左氏传旧疏考正》先于《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而作，是研究《左传》旧疏不可或缺的著作。《旧疏考正》从辨别孔颖达《正义》的体例出发，发现孔疏以隋代刘炫《述义》为本，刊其规杜之议，而用其攻贾、服之语；孔疏所引经传定本，非世俗所谓颜师古奉敕刊正、颁行之定本，而是周、隋以前，萧该、何妥、刘焯等人刊定之本，《春秋左氏传旧疏考正序》列举十证以证成之；现今所见孔疏，亦非孔疏原本，因为刘炫取前代旧疏疏义，必录其姓名，至唐永徽中《五经正义》颁行之前，诸臣又将旧注姓氏削去，将前人注疏据为己有。《旧疏考正》以《唐书·艺文志》所载刘炫《规过》三卷为后人据孔疏而作，因《隋书·经籍志》著录刘炫《春秋左氏传述义》三十卷，而未云《规过》。按刘炫身为隋代大儒，他的著作当不至于被当代人遗漏，后人所辑《规过》，当刘炫《述义》的一部分，而非另为一书。《旧疏考正序》被誉为“读唐人义疏者不可不知”（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辛集第二集）之作，它对了解孔疏的形成以及唐代经学的制作，纠正由来已久的误解，有很大的启示作用。黄承吉《春秋左氏传旧疏考正序》说刘文淇“敦愿朴学，非故发唐人之覆，讫以蕲旧疏之真也。旧疏明而经学亦明，缀残理缺之为，不在自挦别论，盖较诸陆传、二顾、两惠诸家补正杜书尤为能得其要。”
60.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十二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前有道光元年辛巳（1821）季夏序、咸丰己未（1859）秋月潘锡爵之跋。沈钦韩（1775-1831），字文起，号小宛，江苏吴县人。嘉庆举人，官宁国训导。精史地考证，以《两汉书疏证》最著，另有《春秋左氏传补注》，《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水经注疏注》，《三国志训故》，《韩昌黎集补注》，《王荆公诗补注》，《范石湖集注》，诗文华赡，有《幼学堂集》。此书一反儒者诘难《左传》义理的常态，彻头彻尾地回护《左传》，而将予头直指杜注孔疏，不得《左传》之义理，而肆其猖狂无藉之说，宋以后人又疑经弃传，《左传》义理遂埋没不彰。备受前人诟病的《左传》“君子曰”，沈氏认为那不是左氏的意见，而是时人的议论。沈氏认为《左传》最重要的义理是“礼”。《补注》欲发明惩恶劝善之旨及典章制度之要，甚至于“简车同恶相恤之谓”句中阐发古代急传“简书”之制，此等为小处礼制，亦悉为勾沉。沈氏对杜注孔疏多所批驳。沈氏《补注》常以超出语词训释的大篇幅，申明杜注义理之失。如以《春秋》“不书”为史之阙文，否定杜注“书”与“不书”之例；以君臣之义讲“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贬斥杜预因事立论而显现出的对人物不同的评价，等等。由于对义理的重视，使沈氏《春秋左氏传补注》与焦循《春秋左氏补疏》相类，不同的是，焦循仍愤懑于《左传》义理之陋，而沈钦韩则激起于《公羊》学说的兴起，极力袒护古文学的重镇——春秋左氏学。
此书除义理的补苴外，十分之六七的篇幅仍为语词训诂，包括少量的地理训诂。沈氏训诂大多征引繁多，但繁而不乱，在征引的安排和文气的畅通上，做到了和谐统一，显示出考证注疏之学形式上的进步。有些语词训诂如“旝动而鼓”循贾逵、许慎义，将“旝”解释为“石”，引《后汉书·袁绍传》、《晋书·卞壶传》、《唐书·李密传》等文献证战争中使用发石车的典故，以驳杜注“旝”为“旃”的注释，征引可谓繁多，但将词义的转变当作词的本义，尚不能准确把握词义。
61.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十二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引用古籍文献，详考地理，正杜预之失，引用《水经注》尤多。地名的订正，对理解经义有益。如隐公元年“至于廪延”，杜注：酸枣县之延津，非。按《水经注》，河水又东经滑台城北，城即故郑廪延，则廪延为今滑州，今之滑州西南至郑州三百里，“太叔段所侵之界如此”。此书于春秋地理的考证最为详细，凡《左传》中出现的地名，都一一详考之，指出今之地点，皆言之有据。
62.《钦定春秋左传读本》三十卷同治八年至九年（1869-1870）张之万刻本
前有道光三年（1823）英和等人撰序，云奉敕为纠正坊间杜林合注本的舛误而编，便于初学者而作，以简明赅洽为务。张之万（1811-1897），字子青，张之洞从兄，河北南皮县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一甲一名状元，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二年（1852）出任河南学政，六年调京任日讲起居住官，同治元年任河南巡抚，五年升任漕运总督，九年调江苏巡抚，十年迁闽浙总督，十一年调京任兵部尚书，十二年任刑部尚书，光绪十年擢军机大臣，十五年擢体仁阁大学士，十八年转东阁大学士，二十二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