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刘师培《春秋左氏传明月日古例考》一卷刘申叔遗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前有庚戌年（1910）十二月初二日刘师培著《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序目》。所谓“古例”，即汉儒刘贾等人的释例。刘师培于前序序中说，《春秋》一经以时月日示例，为《春秋》所有义例中之关键、枢纽，春秋三传各有解说，而以“左氏所诠尤为近实”。但《左传》传文明标日月例的，仅“日食”、“大夫卒”二条，余皆无日月例可言。杜预驳斥汉儒“溺于《公羊》《穀梁》之说，横为《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春秋释例·大夫卒例》），而刘师培斥此论调，说“汉儒之说，或宗师训，或据传文，即与二传偶符，亦非雷同剿说。”刘师培秉承汉学遗风，承汉儒贾逵、许慎、颍容等人的思路，大讲《左传》的日月用例。刘氏认为《左传》的日月用例除二处明言之外，“余皆隐含弗发，以俟隅反。汉儒创通条例，肇端子骏，贾、许诸君，执例诠经，于时、月、日书法，三致意焉。虽遗说湮沦，存仅百一，然掇彼剩词，详施考覆，盖以经书月日详略不同，均关笔削，礼文隆杀，援是以区，君臣善恶，凭斯而判。”刘文淇认为刘贾等人杂引《公羊》之说为自晦其学，与人以可攻，不为刘贾等人讳，但刘师培却认为刘贾等人的《公羊》义例亦本《左氏》所原有，可以说完全违背了家学；刘师培对汉儒杂引《公羊》之说不复加以区划，而一意于日月用例中寻求春秋褒贬之意，这一点亦为章太炎所不赞同。《春秋左氏传明月日古例考》专求家学中未完之义例，刺取杜预《春秋释例》及唐注疏所引者，援类区分，得名例、地例、事例、礼例、灾异例、会遇例、杀例、战例、盟例等二十五例，视为“正例”，又在“正例”子目下设“附例”。所立例，大多数就经文立例，完全根据《左传》传文立例的不多，所以刘师培“以《左氏》释《左氏》之例”的初衷，并未落实。刘师培援引汉儒古文经师旧说，其中有一个前提，即汉代左传学者都在讲《左传》之例。而汉儒是否都遵从《左传》原文讲《左传》之例，则不可靠。汉代古文经师不过是在《公羊》、《穀梁》的日月用例之外别创一种义例，其穿凿、附会与《公羊》、《穀梁》同，不过是稍变《公》《穀》的非常异议可怪为平实合理而已。此论见戴君仁《春秋左氏传时月日例辨正》一文。
87.刘师培《春秋左氏传答问》一卷刘申叔遗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前有民国元年（1912）刘师培自序，云讲学于四川国学院，经生六十人，习《春秋左氏传》者十有一人，授课之余，疑问相质，刘师培引汉儒旧说为之解答。学生郑幽纂为一编，计二十七条。二十七条全为微言大义的阐发，在体系上未能超出汉儒之外。
88.刘师培《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一卷刘申叔遗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发表于1912年。阐明汉人心目中《春秋》、《左传》亦经亦史的身份，《左传》事因孔子史记而义主阐经，并解释经有传无、经无传有之义例以及名例、地例、礼例、事例等义例，认为《左传》之例无不贯通。解释《左传》的释经体制，是为回应与今文学的抗争，而众多义例名目的设立，则是模仿了《公羊》经学。
89.刘师培《春秋左氏传例略》一卷刘申叔遗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发表于1916年《中国学报》第1-5册。此与《春秋左氏传传注例略》多有重复，《刘申叔遗书》将其放在《春秋左氏传传注例略》之后，并言属稿先后不可考。《春秋左氏传传注例略》一卷着重阐述《左传》的经书性质，而摆脱《左传》的史书身份。杜预认为《左传》系据“赴告”之文直笔记录，不以日月为例，不以一字为褒贬，即以史视《左传》，为刘师培所驳斥，但刘师培所论，证据并不充足。刘氏认为孔子作《春秋》，经无传有之处，可以明《春秋》笔削。刘师培又搜辑《左传》古义在汉代被经史子集书籍所记载，简明地展示了汉代左传学的研究状况。较《春秋左氏传传注例略》，此卷多出《春秋》义例讨论的内容，言《春秋》设例之难与求解之方，把《公羊》义例当作解决计策之一。讨论《春秋》义例之后，申明《左传》义例的荦荦大端以及引事系年之妙旨，驳斥汉儒杂采《公》《穀》之说，申明汉儒经说优于《公》《穀》二经，并简略地勾稽两汉及三国《左传》古学的流传状况，对杜预的义理之失严加申斥，认为“杜说之误属于训诂典制者，其失小，属于义例者，其失巨”。就体系的完整来看，《春秋左氏传例略》明显优于《春秋左氏传传注例略》。
90.章太炎《春秋左传读》章太炎全集本，姜义华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创作于1891-1896年，初名《杂记》，仿臧琳《经义杂记》的体例，所见辄录，不随经文编次。章太炎曾经想让刘师培为他整理编次，未果。今本《春秋左传读》系整理者严格按照春秋十二公的顺序编次，并标示原书卷次。章太炎（1866-1936），1890年入诂经精舍，师从俞樾，颇得小学治经途径。受老师“左右采获”的影响，章太炎的早期春秋左传学兼采《公羊》、《穀梁》，后来逐渐脱离今文经学影响，尤其是摆脱了《公羊》经学的政治学说。1903年，章太炎与刘师培交，渐渐获得古文经学的“家法”意识，变成纯粹的古文经师。《春秋左传读》为章氏早期左传学著作，训诂采用西汉贾谊、刘向父子等人经说，义理旁采《公羊》；遵循乾嘉汉学的治经传统，而有所拓宽（指将汉注的重点放置于西汉贾谊、刘向刘歆，而非东汉贾逵、服虔、郑众），尚未显示出森严的门户之见（指兼采《公羊》义理）。随着章氏古文经学的立场日渐保守，坚守家法，所以不满其早期著作杂揉《公羊》义例。虽则明确地将《公羊》义例排除在《左传》的释经体系之外，章氏却一直将《左氏》经师杂采《公羊》之说视为《左传》本说。《说苑·建本》载吴起说“隐元年”，有“慎始”意，刘师培认为吴起引《公羊》说，章太炎认为“慎始”本《左传》义，除吴起说过外，《贾子·胎教》亦有征引，“吴、贾皆《左氏》先师，并有说‘元年’之义，且汉文以前《公羊》未著竹帛，知非取《公羊》者也。”按汉代《左氏》经师古今兼采，所以不能认为为先师所说，便不是公羊学思想，况且《公羊》学说在汉初虽未著竹帛，但是已经口说流行，未尝不可征引。
《春秋左传读》的训诂，时常翻出新意，出人意表。章氏以精深的语言文字学做后盾，常于一字之间，引发事关重要的发现，发人所未发。如《韩非子》引《桃左春秋》无注，历来不明究何所指，章氏指出“桃”与“赵”音义相通，虞卿、荀子都是赵人，他们所传的《左传》，即名《桃左春秋》，书名因地名而得。
《春秋左传读》另一成就就是披寻《左传》在先秦的流传状况。如认为褚少孙续补《史记·三王世家》引用的《春秋大传》，“大”为“虞”之讹，《春秋大传》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春秋家《虞氏微传》二篇，由此得虞氏传《左传》的确据。
《春秋左传读》将先秦及西汉经史子籍的作用发挥至极致，不仅用它作训诂考证，也用它申发义理。章氏引用先秦诸子学言《左传》的义理，视宋儒的义理阐发，更接近春秋左传学的原貌。
91.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章太炎全集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光绪二十八年（1902），章太炎为攻击今文经学的干城之将刘逢禄而作，前有“序”，后有“后序”。前序记叙《春秋左传读》的创作源起，并申明《叙录》与《春秋左传读》的联系，后序为原序，从师传授受上比较《左传》与《公羊》、《穀梁》的优劣。今文学派学者刘逢禄在嘉庆初年抛出《左传》是史书的观点，并认为《左传》中的书法、凡例、“君子曰”等都是刘歆所附益。刘逢禄的说法在晚清大行其道。据章太炎自述，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一卷、《后证》一卷、《箴膏肓评》一卷，章氏因刘氏三书，著《砭左氏春秋考证》、《砭后证》、《砭箴膏肓评》（《驳箴膏肓评叙》，《章太炎全集》二）。今本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二卷，是《左氏春秋考证》一卷与《后证》一卷相合而成，名之《左氏春秋考证》。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序》：“及刘逢禄，本《左氏》为传《春秋》之说，谓条例皆子骏所窜入，授受皆子骏所构造，著《左氏春秋考证》及《箴膏肓评》，自申其说。彼其摘发同异，盗憎主人。诸所驳难，散在《读》中。……因逢禄《考证》订其得失，以为《叙录》。”刘氏三书已成两书，即《左氏春秋考证》即《箴膏肓评》，章氏所提及《左氏春秋考证》当为两卷，包含论证《左传》师徒授受为伪的《后证》。章太炎《砭后证》光绪三十三年（1907）发表于《国粹学报》，改名《春秋左传读叙录》，论证《左氏春秋》“称传之有据，授受之不妄”。《叙录》采用传统经传著书体例，逐字逐句，对刘氏所引论据、所用逻辑、甚至语气，悉加批驳。章氏自信能让刘逢禄匍匐贴地而走，似颇以挫刘逢禄的锐气自衿。但事实并非如此。章氏对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中书法、凡例、“君子曰”均为刘歆附益等说法，反驳乏力，所以没有根本动摇刘氏《左氏春秋考证》一书“《左传》不传《春秋》”的根本观点。
92.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二卷章太炎全书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此书出版于1933年。《答问》是章太炎四十余年《春秋左传》研究的精萃所在，系统地阐述了《左传》的释经体例问题，对杜预“以经为史”的释经体例给予支持并修正，体现出一个纯粹古文经师的立场。《答问》支持杜预的义例体系，其实就是为了与《公羊》经学分庭抗礼。《答问》系统地阐释了《春秋》的性质及撰作，认为《春秋》纯是鲁国史书，它的编纂不与后世易代之史相同，孔子没有加入笔削褒贬，孔门之教中亦无《春秋》一门，孔门弟子不言《春秋》义法，《春秋》中亦无“弑”、“杀”之义例。《春秋》中的礼制已不适于今用，但其中严种族、严国防、尊诸侯等思想仍为当今“时务”，仍可用于今日。《答问》完全排除了《春秋》的微言大义，折射出《春秋》经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现实，也可见出章氏经学研究向史学研究的转变。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