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悠久诗歌传统的光辉起点和不尽源头，《诗经》以其伟大的文学成就光耀史册。
《诗经》是一部汇编而成的诗歌总集。其作者都是社会各阶层的人民，内容和艺术风格不尽一致，艺术成就也有所区别。如《颂》及《大雅》中那些歌功颂德的篇章，在艺术上并无多少值得称道之处。但《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国风》和《小雅》中的那些优秀诗篇，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非凡的创造力，闪耀着迷人的艺术光彩。概括言之，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生动形象的赋、比、兴手法和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
《诗经》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诗经》主要产生于两三千年前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北方人民由于自然条件较差，生活勤苦，养成了朴实浑厚的性格，故重视实际而不耽幻想。他们的歌唱也就自然表现出重实际、重现实、重人事、重政治、重真情的思想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诗经》是以艺术的形式体现了西周至春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反映在艺术风格上，尽管《诗》三百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化，但就总体而论，不能不说朴实而自然的艺术风格为其基调。
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为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真率地表达感情。无论是积极干预时政的怨刺诗，抒写民间疾苦的征役诗，还是直接来自生活的婚恋诗、农事诗和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诗，大都紧贴现实，直面人生，表达真情实感，不作无病呻吟。特别是那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卷16）和“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咏歌，各言其伤”（《汉书·食货志》）的诗篇，如《豳风·七月》、《魏风·伐檀》、《魏风·硕鼠》等，更是揭露阶级矛盾，吐露奴隶心声的杰出作品。朴素而自然，真实而生动，千载之下，依然感人。
《诗经》中的作品多抒情之作，其抒情的突出特点是真率自然，决不矫揉造作、忸怩作态。如《王风·黍离》表达家国沦亡所引起的哀思，三章反复叠唱“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直露而真率地抒发了沉重而深广的忧伤。
《诗经》中的作品是来自现实生活的诗，是出自诗人心底的歌，真实地反映社会人生，真率地抒发内心情志，形成了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诗经》开创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之一。
《诗经》中生动形象的赋、比、兴手法大量运用。前人从《诗经》中归纳出了所谓“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这不仅是对《诗经》艺术技巧的概括和总结，而且准确地揭示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基本特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具有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如何使主观情志与特定的想象、理解融合而为客观化的艺术形象，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以说，从《诗经》的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所谓“赋、比、兴”的艺术规律和美学原则，正是解决这一重要问题的有效手段。
然而关于赋、比、兴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朱熹认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卷1）胡寅《斐然集》卷18《致李叔易》引李仲蒙之说道：“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其他解释还有很多，但都大同小异。其实简而言之，比即比喻，乃咏彼而喻此；兴即起兴，乃咏彼而兴此；赋即铺陈直叙，乃不用比、兴而直写其事。
赋在《诗经》中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甚至有不少通篇用赋敷陈直言的诗作。其共同特点是：叙事、写景皆铺陈直叙，抒情则直抒胸臆。但在具体运用中，又各有特色。如《豳风·七月》基本上按时间先后叙事。它以月份为经，以农事、杂务为纬，纵横交错，叙、议结合，组为速写连坏画面，高度概括而又鲜明可感。
比、兴手法的运用在《诗经》的作品中是最为出色的。比的运用极为普遍。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指出：“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其所举都是《诗经》作品中用“比”的实例。诗人用“比”，得心应手，“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总之是用浅显常见而又特征鲜明的具体事物作为喻体来打比方，描绘或渲染与之有某种相似点的对象。如《卫风·硕人》描写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形容其美丽绝世。这种写法，为后世文人赞赏和仿效。《诗经》中用“比”的出色范例举不胜举，由此可见一斑。
“兴”一般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以引起所咏之词”。受其性质和作用所限定，故无通篇用“兴”之作。“兴”的作用固然在起头，但它往往含有联想、象征、寄寓、烘托、渲染等意味，艺术效果非止一端。如《周南·关雎》首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河中小洲上雌雄和鸣的雎鸠起兴，引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感兴，即含有联想和象征的意味。《周南·桃夭》是一首贺婚喜歌。它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引出“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贺词，既有象征之意，又启人联想，并且还以艳丽照眼的满树桃花，渲染了婚礼的欢乐热闹气氛。《邶风·谷风》则以“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发端，用自然界风雨交加的天气烘托出家庭中夫妇绝情的阴森气氛，并借以隐喻丈夫的暴怒。诗人用“兴”仿佛在有意无意之间，但“触物以起情”，看似随处着眼，顺手拈来，实则所触之“物”与所起之“清”往往有某种外在或内在的联系。
《诗经》中赋、比、兴的运用虽然各有特点，但又不可截然分割。三者往往交相为用，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共同构成《诗经》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
《诗经》中另外一个重要的艺术成就在于其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诗经》的语言艺术历来被奉为典范。它在词汇、句式、章法、修辞和韵律等方面的创造性成就，对促进民族语言的发展和文学的进步，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诗经》中的诗篇词汇丰富，表现力强。早在孔子时代，它就被用作学习语言知识和政治伦理的教科书，对我国书面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诗经》中不仅准确、鲜明、生动地运用了丰富多彩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而且成功地运用了大量虚词。南宋洪迈指出：“《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恩、而、何、斯、旃、其之类，后所罕用。”（《容斋随笔》卷4《毛诗语助》）虚词的运用扩大了语言的表现功能，标志着语言艺术的新发展。特别是语气词的巧妙运用，使得音节铿锵和谐，有助于表达语气和情态，对后世文言文和诗、词、曲的语言艺术影响甚大。此外，“灼灼”、“依依”、“杲杲”、“瀌瀌”、“喈喈”、“喓喓”之类“重言”词，和“觱发”、“粟烈”、“熠耀”、“参差”、“窈窕”、“辗转”、“崔嵬”、“玄黄”之类“双声叠韵”词的巧妙运用，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音韵美，成为《诗经》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
《诗经》句型以四言为主，节奏为每句二拍。这种四言二拍的形式，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语言发展状况是基本适应的。尽管如此，其句型却并非一律。诗人们为了更好地适应内容表达和感情抒发的需要，往往灵活地变换句型，使之错落有致、长短相宜。正如清沈德潜所说：“《三百篇》中，四言自是正体。然诗有一言，如《缁衣》篇‘敝’字、‘还’字，可顿住作句是也。有二言，如‘鲿鲨’、‘祈父’、‘肇禋’是也。有三言，如‘螽斯羽’、‘振振鹭’是也。有五言，如‘谁谓雀无角’、‘胡为乎泥中’是也。有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嘉宾式燕以敖’是也。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乐嘉宾之心’，则为七言。‘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则为八言。短以取动，长以取妍，疏密错综，最是文章妙境。”（《说诗晬语》卷上）这对后世各型诗体的产生，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除此之外，诗人们还善于选用陈述、感叹、问答（包括设问、反问）、对话、肯定、否定等多种句式，借助句式的多样变化，以恰当而完美的形式表情达意，无形中扩大了四言句的容量，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表达效果。
《诗经》中除了精于锤炼词语和善于选用多种句式而外，适当地运用比拟、夸张、对偶、排比、层递、拟声等多种修辞格，使作品摇曳生姿、文采斐然，也是《诗经》语言艺术的特点之一。
《诗经》中的作品节奏鲜明，声韵和谐，极富音乐美。但这并非人工雕琢，而是自然形成。正如明陈第所说：“《毛诗》之韵，动于天机，不费雕刻，难与后世同日论矣。”（《毛诗古音考》附《读诗拙言》）在自然而然形成的和谐音韵中，当然也是有一定规律可寻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古诗用韵之法》中概括《诗经》用韵之法大约有三：一是“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二是“一起即隔句用韵”；三是“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诗经》的韵律及其用韵技巧无疑是伟大的艺术创造。它为中国古代诗歌韵律盼形成和完善，提供了可资取法的典范。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诗经》被统治阶级罩上了神圣的光环，以致掩盖了它的本来面目；历代统治阶级又大都利用它，作为宣扬封建礼教的工具；但这都无损它自身的光辉。它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屹立于2 500年前那个特定时代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理所当然地成为后世崇奉、仰慕的典范。《诗经》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进步的诗人、作家，启发和昭示他们沿着它所开拓的道路前进。
《诗经》编排
《诗经》按风、雅、颂分类编排。风即《国风》，包括15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收诗160篇。雅分《小雅》、《大雅》。《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为105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