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的日军下属联队在13日后，也都相应作出了更具体的自己的“扫荡”命令。比如笔者看到一份《日步兵第38联队战斗详报第12号》报告，这份标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笼的军情报告，详细记录了该联队14日下午下达“扫荡”命令的具体任务分配和全天战况及其“扫荡”结果，签名的是联队长助川大佐。在这份14日的“扫荡”报告后面还附了3个表，其中第二个表中列出了该联队当天出动的兵力和消耗子弹的情况，共消耗步枪机枪手枪子弹3097发。在第三个附表的“备注”一栏里有一句话非常特别和醒目：“第10中队奉命守卫尧化门附近而驻守该处。但1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几千名敌人举着白旗来到该地。下午时解除武装后护送7200名俘虏到南京。”
关于这第10中队在14日所“接受”的7200名俘虏，另一个日军士兵的“日记”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俘虏后来迅速被押至下关的江边，全部被枪杀了。
在日军“步兵第7联队战斗详报”中，笔者还看到了出动山炮和坦克的内容，如“步七作命甲第105号（绝密）步兵第7联队命令”中有“应使用三分之二左右兵力”、“坦克中队（配合工兵小队长指挥的两个小队）应负责扫荡有特殊标记的道路”。这联队在之后的15、16、17号等日子里，都有相关的“扫荡”命令。也就是说，在那些日子里，进城的日军，基本上有三分之二的兵力主要用于在城内外“扫荡”——参与屠杀。
期间日军借“扫荡”之名到底屠杀了多少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还是日军“军情”报告和他们的将士“日记”透露了部分内容：
国崎支队，是日第10军的王牌部队，用我们的话，它是一支刽子手特多的“魔鬼部队”。在这个支队的12月14日“军情报告”中有这句话：“了解到江心洲上有不少残兵败卒，就让该守备部队在独立山炮第10联队的协助下负责扫荡该岛。扫荡队这夜到达该岛开始扫荡。岛上解除武装的人大约有2350名……”也就是说，这一天他们打死了俘虏2350名——“解除武装”紧接着的结果就是枪杀，没有掩饰，日军将士自己多次这样记述。
15日的国崎支队“军情报告”中又这样“报告”道：“……江心洲还有不少残敌，又派出第3大队再去该岛扫荡。”这份“报告”没有具体说当天他们“扫荡”了多少中国军人和百姓，只是提到了存留的“敌军番号及兵力”：（一）江浦附近：以第58、78师为主，以及第18、80、85、88、138、178师各一部，总兵力约3000人；（二）浦口附近，以第78、88师为主，以及第10、18、73、80、85、117、178、181各一部，总兵力5000人。上面这两个地方新发现的“残敌”共8000余人，后来被俘后都到哪儿去了？自然只有就地被杀，血染长江……
拉开大血幕之后的悲惨情景，本章前面已有所叙述——但多数讲到的有关“扫荡”是在下关长江一带和城内，其实在南京广大的市郊的“扫荡”行为，也是不胜枚举。
这里有一名参加南京城郊村庄扫荡的日军回忆：
有一次，我们因为怀疑某村庄有游击队潜入，于是就放火将它烧毁，一户也不留。另一次，单凭直觉认为村庄上有敌情，就将村庄烧毁，村民全部杀光，不留一个活口。
对居民而言，这实在是无妄之灾，但是，日军却单凭自由心证，在无重大理由的情形下，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我首次犯下烧毁民房的大罪，是在入侵南京的途中，一处名为“句容”的邻近村庄。当时我所属的大部队，以预备队的姿态跟随在第一线部队的后面。
随着接近南京，中国方面的抵抗也愈来愈顽强，在句容前方不远之处呈现胶着状况，于是部队就暂时停留在当地。在那一段短暂的停留期间，分队中的野吕一等兵伙同其他分队的士兵一行五人，不知前往何处去征收食物。
当时在附近仍有许多战败的敌兵潜伏着，他们少数人到离开街道的地方去行动，实在很危险。而且在战况不明，不知何时就要前进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忽视这个道理，私自外出行动。
我心中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如果他们平安无事地回来还好，万一发生问题，事情就闹大了。不巧的是，总攻击的行动正要开始，大岳队也接到了前进的命令。
此刻我再也无法隐瞒了，于是怀着恐惧心向中队长报告。虽然中队长非常愤怒，但事情既已发生又不能不处理。
如果是不懂人情的队长，也许会以“大事为重”的理由，不理会他们而率队出发，但是很体谅部下的大岳中尉，却立刻召集干部商量后，派出搜索队。
这个临时的搜索队，是由发生问题的本分队和丹羽分队的队员组成，由身经百战的三宅班长担任指挥。
仅两个分队的兵力，就敢进入敌方和游击队潜伏的地区，实在很危险。途中经过两三个小村落，未发现任何迹象，再继续前进约八公里后，看到一座周围用土墙围成的村庄，约有五六十户人家。
“这个地方很可疑。”说着班长就在村庄前方下令停止前进，然后自己带着三名士兵不知要前往何方，约三十分钟后就抓回三名状似当地居民的男子。
班长似乎打算从他们口中探出消息。结果不出所料，他们一回来就叫翻译人员沟口一等兵进行问话。
“你们有没有在附近看到几名日本士兵？坦白说，他们到哪里去？现在又怎样？如果有任何隐瞒，你们就没命。”
那三个居民看到班长拔刀在恐吓，可能是惊吓过度，一时竟答不出话来。班长却以为这是无言的反抗，而大声呵斥道：“臭家伙，你竟敢不合作，我要你的命。”同时高举军刀，做好砍首的准备姿势。
也许是因为我不认为他会真的砍下去，所以当我看到他那把锋利的军刀掠过居民的头部时，我的确吃了一惊。
锋利的刀锋不偏不倚地砍断其中一位居民的首级，滚落在草丛中，从切口喷出的鲜血染红了附近的草木。其他两位居民此刻非常害怕，于是就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道出。根据他们的说词，住在前方那座村庄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最近有几十名中国游击队员潜入。今天白天里，突然来了几个日本军人。不久就响起一片枪声，但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村庄内，他们不知详情，也不知道那几个日本士兵的下场如何。
听到这里，大家都判断野吕一等兵可能是因为征收而遭到杀害。下一步只需前往确认，然后准备收尸。但是不超过30名的兵力，想要从正面挑战实在太危险，一不小心很可能全部被歼灭。
于是班长就决定等到入夜村民全部熟睡后，放火烧毁村庄，趁居民们狼狈逃亡之际，一举将他们全部消灭掉。班长是一位沙场老将，作战经验丰富，他的作战策略从未失败过。
等到深夜，认定村民都熟睡时，我们就越过土墙，到处放火。不久，火势迅速蔓延起来，火光到处乱窜，将整个村庄烧毁。酣睡中被大火惊醒的民众，争先恐后地仓皇出逃。
这个时候，我们乘虚而入，展开突击行动，见一个杀一个，只在十几分钟内就再也看不到一个会动的人影，到处散落着死尸。其中也有类似游击队的武装人员，但我们并未遭到抵抗。也许是因为在睡眠中遭遇突袭，慌张过度而误将两个分队的兵力视为一个中队，以致丧失战斗意识。
战斗结束，在火光照耀下检查死尸后，才发现几乎都是普通民众。尸体中有抱着婴儿的母亲，也有10岁左右的小孩，以及老婆婆、老公公……
其实日军在向南京市郊“扫荡”时，是杀害无辜百姓最多的一段时间。通常情况下，日军到市郊的“扫荡”都是突然袭击，而乡村的百姓又缺少防范能力，他们不像城里人东躲西藏——因为几间草棚在这些农民看来，是他们唯一可留、可躲的地方，因此日军一到村里，他们大多数还留在家中，几乎是任杀任害。
笔者翻阅了几篇由朱成山等2005年编著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内部材料，这是一批大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的社会调查完成的成果，其中多数是那些居住在市郊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自述。此处挑几份供读者一阅：
陶昌漫（85岁，永宁镇东葛村人）：
日本人把我们这里的8个人绑在凳上，旁边放上脚盆，把他们刺死以后血就流在盆里面，盆都装满了血，和杀猪一样！鬼子还把村里抓来的4个人用绳子绑起来，背面还加上大柱子，把他们从山上推下来，人都断气了。村里一个叫陶陇和的，当时50多岁，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村里还有一个叫叶维荣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也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另外一个叫余休金，当时50多岁，日本人烧房子，他待在里面，日本人不让他出来，结果烧死在里面了。
方有均（84岁，永宁镇东葛村人）：
我们家有草房上十间，一大家族住在一起，有上十口人，包括叔叔婶婶，兄弟十几个都住在一起。鬼子一来，我们都跑到河那边，房子和家里的东西全被鬼子烧掉了。我当时17岁，是家里四兄弟中老大，我有个11岁的兄弟，小名叫龙孩的就被日本兵打死了。我母亲是被日本人炸死的。村里有个叫刘知军的，鬼子看见他，他就吓得跑，鬼子就打枪，我亲眼见他摔倒死了。
邹万波（80岁，永宁镇侯冲村人）：
鬼子来的时候到处打鸡打狗，打死了就拿走，鬼子叫小孩帮他们逮鸡，逮不着就揍人。我亲眼看见王家楼子整个村子被烧掉了。有个叫萧家和的，当时40多岁，日本兵用装刺刀的长枪把他捅到水里刺死了。村里还有一个人是陈德教的父亲，他名字我记不住了，当时他是个读书人，鬼子见他像个知识分子，就绑起来，浇上汽油，在张家堡把他活活烧死了。
丁成英（76岁，永宁镇高丽村人）：
我原籍在上周八队。入冬，鬼子突然进村放火烧村。那天有一家正在办喜酒，鬼子来后堵住门，说里面的人是“坏蛋”，架起机枪就扫射，打死了13个人，其中有李邦国的父亲李常安、他二哥李邦友等。
张家林（永宁镇河北村人）：
鬼子进村那年，我大约六七岁。只知道鬼子见人就杀，一村子人被杀死一百个人还不止。当时鬼子占据了整个铁路，大人要是穿过铁路线，鬼子就以为你是坏人，就让狼狗咬，活活把人咬死。我看见一个跑反到此地的南京城里人，就让日本人一刀刺死了……
……
永宁镇是个小镇，而且也不是日军重点“扫荡”的地区，即使如此，这里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初始时间里，也多次惨遭“扫荡”，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死于非命。
而日军在“扫荡”中所实施的残暴花样，更令人发指。这在许多日军的“日记”和“回忆”中都有足够的描述与记载。下面这位叫田所耕三的日本老兵，是日军第10军第114师团重机枪部队的一等兵，他曾对人说：
我在城里扫荡残敌，把俘虏绑在树上，军官们一面教导我们怎样枪杀和刺杀的方法，一面把他们弄死。军官和下士官把蹲在挖好的坑前的俘虏脑袋砍下来。我嘛，那时是二等兵，只让我用刺刀刺……这样的屠杀在城里外一连干了10天左右。
当时，我们的部队驻在下关，我们用从铁丝网上拆下来的铁丝，把抓来的人每10个捆在一起，堆成井字形的垛，然后用煤油点起火来烧，这叫“捆草袋子”，这简直和杀猪一样。干了这样的事，再杀人就不算什么了，司空见惯！为了使俘虏们有所畏惧，也曾用割掉耳朵、削下鼻子，或者用佩刀捅进嘴里再豁开等等方法。要是把刀横着刺进眼睛下面，立即就有鱼眼珠一样黏糊糊的东西耷拉下来。从登陆以来，好久好久才有这么点消遣，如果这些玩意儿都不干了的话，还有什么别的乐趣呢？（森山康平《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用“惨无人道”来描述日军的残暴似乎远远不够。
15日那天下午，盘城乡丁解村史家有的父亲刚从家里走出，就被日军拦住，也不问什么事，日本兵举起刺枪就往史家有父亲的喉咙、两肋、胸口连刺4刀，受害人当场死亡。刘庆英说，她儿子韩小斌和邻居张家的两个儿子，因为身体长得壮实，“日本兵硬说他们是当兵的，当场被日本兵杀害。张家兄弟被砍掉头，死在家门前；我的独生子被日本兵用刀捅死，共捅了9刀，肚子两边各4刀，手臂上1刀”。另一位幸存者许金凤说，日本兵把她家房子烧后，又把其丈夫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心窝，这还不算，又向头部打了一枪，直到脑浆出来后，鬼子才哈哈大笑地放手”。
郊区如此，市区更是日军施暴“展显身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