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还想冒昧指出一点。
毫无疑问，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救助行动将是恢复士兵中间的秩序和纪律。在士兵的秩序和纪律没有恢复之前，难民不可能重返自己的住所，商店不可能重新开业，交通不可能恢复，供电、供水以及电话都不可能正常运作。万事皆取决于所有问题中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只要军纪恢复，救助问题就会变得比较容易解决，居民正常生活条件的重建也会变得较为可行。
我诚恳地希望，日本军事当局会把恢复军纪当作他们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
致以亲切的问候
您忠实的约翰·拉贝主席
显然，我们刚刚看到，日方在研究讨论如何处理拉贝他们的安全区时，拉贝给福田的信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
“英雄的拉贝先生，您和您所领导的22个留在南京的外国人，表现得像罗马的首批基督教徒那样勇敢！”德国大使馆罗森博士为拉贝带来了柏林德国外交部的“表扬”。
这对拉贝来说是巨大的荣誉，他很在乎，内心也很高兴。不过，他对罗森说：“当年在罗马的基督教徒们是被斗兽场上的狮子吃掉了。可我们这里的狮子只喜欢吃中国人的肉，因为日本人发现我这个汉堡商人的肉又臭又硬，他们嚼不动。”
“哈哈……”罗森大笑。
获得“最高荣誉”的拉贝，如打了一剂强心针一般，为着他的20多万安全区内的难民们每天的一碗粥和一点点烤火的暖意奔忙着……
“好人！”
“菩萨！”
南京城里所有看见那辆挂着“纳粹”旗子的汽车的人，都会投去感激和敬爱的目光，向那个戴着眼镜的“老头儿”致敬。
拉贝觉得自己无上荣光，因此责任也越发重大。
他的脸始终绷得紧紧的、紧紧的。
突然，人们发现这一天拉贝的脸绷得更加紧了。“先生，您身体不舒服？”韩湘琳关切地问。
拉贝摇摇头，他轻轻地从口袋中拿出一份电报给韩看。
“他们要让您和我离开南京到上海去？”韩一看，是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发来的电报，内容是让拉贝带着韩尽快离开南京，到上海“休假”去。韩觉得这份电报有些怪异，便问拉贝：“为什么这个时候让您和我离开南京呢？”
拉贝说：“我也在想为什么。我留在南京的事，连元首也知道，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且现在几乎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南京所做的事了。这个时候让我离开南京，搞不清他们为什么……”
这事让拉贝内心有些堵。晚上，他给上海西门子洋行总部的迈尔经理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
W.迈尔经理先生：
您的上述电报经过德国大使馆的转递，我已于今日收到，特此确认。收到您要我到汉口的消息时，已经太晚了，德国人早已经乘坐“库特沃”号船前往汉口去了。此外我认为，在危难的时刻不抛弃逃到我这里的中国职员，如韩先生一家和其他装配工，是我应尽的职责。在回答您上一份电报时，我就已经告诉过您，我担任了此地成立的国际委员会的主席职务，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组建一个安全区，为20万中国平民提供最后的避难场所。日本人以中国高级军事人员及其参谋部一直到最后（也就是说到撤离南京前）都驻扎在安全区为理由，拒绝给予安全区以全面的承认，所以安全区的组建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真正开始受难是在轰炸以后，也就是说是在日本人占领城市以后。日本军事当局像是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控制权，军队在进城后抢劫掠夺达数周之久，约有2万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奸，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这其中也有43名电厂的工人）惨遭杀害（用机枪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已经算是人道的方式了）。他们还肆无忌惮地闯入外国侨民的房子，60处德国人的房子中，约有40处遭到不同程度的抢劫，4栋被彻底烧毁。整个城市约有三分之一被日本人纵火焚毁，时至今日，纵火事件还在继续不断地发生。城市里没有一个商家店铺未遭到日本人的打砸抢。整座城市，被枪杀的或被其他方式处死的人暴尸街头，随处可见，日本人甚至禁止我们殓尸安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离我房子约50米远的地方，那具被捆绑在竹竿上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自12月13日以来就横在街头，距尸体仅数米远竟有一个日军岗哨。许多池塘里漂浮着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尸体，有的里面竟多达50具。
委员会设立了粥厂和米面分发点，到目前为止我们以此还能养活涌进安全区的20万南京居民。但是现在日本人下达命令，强迫我们关闭粮食销售点，因为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想要接管救济难民的工作，而且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迫使难民离开安全区，返回自己的原住处。前面已经提到过，安全区以外的城区里没被损坏的房子已经所剩无几，所以难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该投身何处，更何况仍然不时有日军士兵在街上烧杀劫掠横冲直撞，难民们见到他们就害怕。我们委员会尽力希望能和日本人以及由日本人新成立的自治政府达成谅解，起码要保证难民的粮食供应。另外，如果日本人以及新的自治政府能接管我们的工作，我们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而且我们希望越早越好！一旦市区内恢复秩序，当局准予我离开南京，我将前往上海。到目前为止，有关此事的所有申请都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在此我补上我的请求，请同意我在安全区委员会解散之前留在南京，因为几个欧洲人的去留实际上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仅仅在我的房子和院子里就有600多名赤贫阶层的难民，自12月12日夜晚以来，他们纷纷逃到我这里躲避兽性大发的日本匪兵的污辱和杀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住在院子的草棚里，靠每天的定量救济粮生活下去。我们委员会总共管理有25个难民收容所，约7万名难民，其中的5万人必须要靠我们的救济过日子，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您可能很难想象出这里的情形。攻占南京前，日本人对南京进行了数月之久的狂轰滥炸，但是，这同占领城市后日军造成的苦难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自己也感到不可理解，我们怎么能安然地活到今天。请求您不要公开这封信，因为这样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委员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致以德意志的问候
签名：约翰·拉贝
1938年1月14日
电报发出后，拉贝依然全心全意投入到安全区的工作中，他认为自己在南京的工作不仅干得坦荡而伟大，而且单单从保护德国人的利益去看，也是卓有成效。“如果不是我们在南京天天张着德国国旗，别说财产，就连德国使馆早已成一片废墟了！”拉贝曾对罗森博士这样说过。罗森和大使陶德曼先生完全同意拉贝的这一判断。然而，只有经商经验、没有政治经验的拉贝哪知道，此刻远在万里之外的元首希特勒已经完全不是他心目中曾经期待和幻想过的革命领袖，而是一心想称霸世界的法西斯主义极端分子了。
伪装了多年的希特勒，就在日本占领南京时，正想着他自己如何干出一番比日本帝国更伟大十倍的“事业”来。而要实现这一“理想”， 希特勒构想的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轴心国正偷偷地勾结着……日本军队在南京的丑闻不断在世界各地遭受曝光和谴责，希特勒本不想沾边，但他的那个“汉堡商人”处处与日军作斗争，日方通过驻德大使馆多次通报给了他，这让希特勒不能不管了。
“德意志的西门子公司不能在南京做有违于我们日本朋友的事。”希特勒根本用不着亲自下达命令，他的纳粹组织只需向西门子公司吹一下风就足够了。
于是就在拉贝认为他给上海西门子洋行驻中国总部的信一定会起作用时，上海洋行总部收到了来自柏林西门子总部的要求，通知南京的拉贝关闭公司驻南京的办事处，也就是说拉贝留在南京的合法身份将被他自己的公司和祖国取消！
“怎么会是这样呢？”拉贝无法相信这个事实。他甚至歇斯底里地愤怒了好一阵。不过，他又很快平静了，因为他是商人，是西门子的老员工，公司的命令必须服从。这也是他常常引以为豪的“汉堡商人”的品质。
但这毕竟有些突然，至少现在关门有些事情得妥善处理，比如雇员的工资怎么办，新年刚到，堂堂西门子公司以后又不是说不到中国来了，不能说关门就拍屁股走人了，这样有损西门子的形象。为之拉贝迅速向上海的洋行总部发了一封信请求给雇员们再付一个月的薪水或奖金什么的，算作补偿！
拉贝的这份合理请求获得批准。现在让拉贝觉得最痛苦和最难办的事，就是如何向跟随了他多年，特别是与他一起为保护难民而并肩战斗的韩湘琳这样一批中国雇员交待呢？“当时是我拉贝扯起了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的大旗，如今日军还在城里作威作福、烧杀抢淫，几十万难民仍处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上，我拉贝却甩手走了，韩他们怎么办？我如何向他们开口说我自己要走了？如何向他们开口说公司要解雇他们了？”
拉贝摇了一百个头，仍然拿不出办法。他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向韩湘琳等人当面说这事。
不说就走？或者留一封信，悄悄溜走？不行，这都不行。即便要走，也该把安全区和国际委员会的许多事情安排妥当后才能动身。
还是写信吧。拉贝提起笔，可手却在颤抖——
尊敬的韩先生：
由于所有商务因战争而停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根据我们总部的指示，我们在南京的商务办事处必须关闭。
由此您在我们洋行的工作令人遗憾地也将结束。但我们也准备一旦条件许可，在战后继续聘用您，请您告诉我们您今后的地址，以便我们在许可的情况下能和您联系。
致以崇高敬意
你无限忠诚的朋友：约翰·拉贝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1938年1月19日
西门子在南京办事处的中国雇员还有佟柏青、蔡子良、张福根、孙龙生等，拉贝分别给这些人写了同样内容的信，以示告知。
写完信的时间已近黎明，拉贝的心情无法平静。自南京被日军占领后的一个月里，拉贝从一名纯粹的商人，已经转变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和难民事务组织者，他在其中遇到了过去几十年从商经历中不曾有过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交甚至是外交等等问题，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至少他认为世界上除了做生意外，还有更神圣的事！这就是拯救苦难！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有太多心酸的事，但很充实，也很自豪。
拉贝唯一遗憾的是：他的工作才刚刚有个良好的开端，还有很多事亟待解决——比如几十万难民的吃住问题就是当务之急，当然还有如何阻止日军在城内的烧杀抢淫，还有城内到处可见的尸体……想到这些，拉贝的目光下意识地往院墙外不远处的那具依然悬挂在架子上的烧焦了的中国士兵尸体望去。看到这个，拉贝心底就感到恶心，就咬牙恨日本人！
太没有人性！
拉贝赶紧掩上门，拳头紧紧地握着。他突然觉得离开南京前还有许多事必须去完成。“否则我的灵魂不能安宁。”他自言自语道。
24. 离开南京前的最后日子
这一夜拉贝丝毫没有合眼。最让他放不下心的依然是留在安全区内的几十万无家可归的难民。如今留在安全区内的难民是一些最穷、最需要别人帮助的人，他们多数是被日军暴打受伤或被严重摧残而失去生活能力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人去为他们弄来吃的，安排好住宿，也许这个冬天都难以过去。原本，作为占领军，日方有责任管起这些难民，至少给他们基本的生存条件，但日军似乎对此并不放在心上，除了继续不断地从这些难民中拉走人去充当劳役外，至于他们明天或后天是否还活着的事，显然日军并不关心，甚至蓄意阻挠和破坏拉贝他们安全委员会对难民们所做的一切，比如过冬的粮食问题。20多万人每天都需要数额巨大的食品供应，但安全区根本得不到多少粮食。
当时国际委员会成员贝德士先生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如此描述：食品供应的前景很黯淡。日本人拒绝卖给我们，既不让我们卖，也不让安全区里别的人卖，或者让我们将粮食从上海用船运过来。这是长时间艰苦谈判的结果，我们有了相当大的一笔现金，2300袋大米（每袋一石或200磅），我们每天拿出100袋，免费分发给最需要的人群和粥厂。红字会从一个特务机关那里获得大米，开办了两个大的粥厂。“自治委员会”被看作是替日军做分发工作主要，甚至是垄断的代理人。但实际上他们在10天里已经收到了500袋粮食，5个星期总计2500袋——这是我们用卡车为他们和红字会运的。每天消费在1500到2000袋之间。有些面粉，我们在初期的分发和销售时动作快了一些。大多数蔬菜价格几乎翻了10倍，部分低的也要5倍。数千人除了米糊糊就没碰过其他东西。我们想通过炮艇搞到1000磅鱼肝油作为医药用品。总的来说日军方面是冷漠的，日本人中没有一个人对平民问题动半点脑筋或加以注意。粥厂的煤是一个问题。我们一天又一天地侥幸弄到手，通常没有得到任何的官方允许。城市里的供应粮食很快就要见底了，没有人来。日军各部在竞相掠夺和挥霍。大量的煤、米和麦子被焚毁了……
最可恨的是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那几个汉奸官员个个心怀鬼胎，想着如何借机为自己赚一把。难民的苦才不管呢！
“谁都不管，我们得管，且要管到底。”拉贝认为：只要他在南京一天，就要管一天难民的事。想到这，他又再度拧开煤油灯，觉得应该给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写一封信：他们是美国大使馆爱利生先生、 英国大使馆布龙先生和老朋友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博士。这三位外交官是目前留在南京可以直接发挥作用的人物，拉贝这样认为，因此他写道：尊敬的先生们：
你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友好地对如何解决城里25万平民的食品问题给予过关注。正如斯迈思博士先生1月17日致爱利生先生的信（曾有副本寄给你们）中所表达的，我们已向日本人着重提出3点建议，即：
1. 尽快实现由自治委员会通过商业渠道分配米、面粉和煤；
2. 准许国际委员会运进我们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购买用于救济的3 000袋米和9 000袋小麦（这些粮食目前存放在下关、三汊河和汉西门外）；
3. 准许国际委员会将600吨补充食品从上海装船运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