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陈应松文集:天下最美神农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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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关注乡村的疼痛——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获奖作家陈应松访谈录

李运抟(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应松,首先祝贺你获得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在中国小说学会已经举办的六届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的评选中,你的神农架系列中篇小说是连续五次上榜,我记得依次是《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望粮山》、《马嘶岭血案》和《太平狗》。你这次获奖不是靠哪篇作品,而是对你近三年中篇小说创作的总体赞赏。《太平狗》在去年中国小说学会的中篇小说榜排名首位,我们就先从它谈起。你这篇小说写了一条狗和一个人,从这样一个独特视角来写农民工遭遇,确实更加触动人心。过去你也写过狗,如《狂犬事件》,你为什么想到要再写“太平”这么一条狗呢?

陈应松(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谢谢你的祝贺,也要感谢小说学会评委们给我的这一巨大荣誉。《太平狗》是我神农架系列小说中的一个,不过我把视野放宽了,将神农架的农民和一条神农架赶山狗放到城里,看他们在城里历经怎样的故事。人不幸死了,狗九死一生,最后只能独自回到遥远的故乡去。

诚如你说,我过去也写过狗,这次是再一次写狗。但我不会专门写狗(或其它动物),写狗实际是为了写人。我的这条狗因一个偶然而误入城市。我写的是一条神农架灵犬,一条伟大的狗,具有超越死神的神力,可我也真实地写了它在城市遭受的一次次劫难。这个小说发表后,很多读者和不少刊物都给了我鼓励。甚至称其为“底层叙事”和“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品。我的责编宁小龄先生说我这个完全形而下的作品,却完全上升到了形而上。我知道,我只要很细致地写了它的生存,它总会达到形而上的。因为我是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不是故意地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我把它往死里写,又把它往高处抬,抬到充满着神性的高度,这种高度就是我所追求的,也是每个人应该追求的,这就是:用你的生存表现生命的伟大卓绝和无所不能。生命是神奇的,是不可战胜的。越是卑微的生命越是如此。最后,人没有回到故乡,而狗回去了。其实,我是将狗作为人来写的,这点读者也很清楚。

李运抟:这些年来,你的神农架系列引起很大反响。或被选刊转载,或入多家选本,或得评家赞扬,《松鸦为什么鸣叫》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神农架系列已成为国内近年中篇小说创作不能忽视的亮点。可以说神农架系列使你找到了表现自己艺术世界的最好方式,你当初为何选择去神农架?出于什么动因?

陈应松:原因也许很简单,我就是感到生活的库存没有了,笔下有种枯竭感,没东西可写,于是我要求到神农架去。我和神农架很投缘。我想写深山的农民,对他们充满兴趣,对山和山里生活无限向往。果然,神农架这座大山给了我创作激情,我一下子找到了路,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是神农架拯救了我,我感谢神农架,感谢生活。生活真的很重要。生活不仅会给你灵感,还会给你一种温情、感情、深情,绝不会让你的笔下虚情假意,胡言乱语。还是巴尔扎克的一句老话:生活是最过硬的。作家当然要有想象力,但我的想象力并不怎么出众,不像莫言他们,他们属于天才,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而我的想象力有限,尽管虚构一个故事也可以敷衍成篇,但我认为还是必须老老实实向生活学习,在生活里找灵感。

李运抟:其实你的想像力也相当不错。我知道你一直非常关注乡村题材,现在《马嘶岭血案》、《太平狗》等又被誉为“底层叙事”的代表作,你对底层叙事和乡村题材是怎么想的,有自觉性吗?

陈应松:我以为,乡村是我们的前世今生,是我们永远的痛。我关注乡村或者说“底层”,可能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巨大影响。我曾是一名知青,三十年前的乡村我是熟悉的;我出生在一个小镇,四十年前的乡村我也是熟悉的。我爱写乡村生活,却对当前乡村的一切有着很大隔膜,这不仅是我,可能也是许多在城市里的作家们写作的窘境。我到了风景绝对美丽的神农架,却看到了生活绝对贫困的农民。许多人还在为温饱和生存而斗争,家徒四壁,远离这个世界,仿佛是另一个荒凉星球上的人。时间在这儿似乎是停止的——我读了当年在这儿剿过匪的老革命的回忆录,他们叙述的当年山民生活的各种场景,现在几乎完全一样地在我面前重现,这种现实确实让我震惊。作为一个小作家,我无力改变它,但可以写它。允许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存在的前提。深山农村的现状对我内心产生了强大冲击——她的美好,她的苦难,她的一切一切,都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醒和滋养。我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表达了我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忧虑,并且以预言形式,说出了城乡由于巨大差距和隔膜可能会导致的社会危机,对我们社会孤儿般的农民给予了锥心泣血的同情与理解。同时,我也想用我的作品和深入底层的姿态,对文学界,对作家给以呼吁:希望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精神家园——农村,我们的兄弟姐妹——农民,我们的生命根基——农业。就如2006年第2期《天涯》的扉页所言:像曹征路的《那儿》、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这样的作品与铺天盖地的中产文学或小资文学相比,还是太少。”确实如此。一些作家也曾是农民的儿子,进城后洗脚上岸,一身香风迷雾,蜕变为蝇营狗苟、争名夺利、醉生梦死的一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说假话,造媚药,背对社会和人民的痛处,专搔权力和时尚的痒处。或者踱步客厅,不痛不痒在稿纸上呓语胡言。

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我已看到有网民呼吁我们的领导人、政策制订者看看我新近的小说《太平狗》,以便对三农问题制订出更好的国策。——这是我颇感欣慰的,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作家,却用自己的笔参予了乡村变革的伟大进程,并用我的声音与大家一起呼号,提醒了社会,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某种推动作用,这是一个作家值得庆幸和自豪的事。

李运抟:你作品的艺术表现也十分丰富。如神农架系列大多都采用了虚实相间的叙事,充溢神奇色彩和浪漫气息,既有苍凉悲壮的生存画面,故事又往往带有荒诞性和寓言特征。象征艺术运用也很出色。如具有经典品格的《望粮山》,开篇就设置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画面:遥远的天边有片麦子。记得这个画面一下就激起了我的想像。我总觉得,它们确实显示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特征,但又和现实主义艺术交织一体。包括你总是将人物处境与人物性格推向极致,和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直指人性本质和生存价值的思想也很相似。但人们仍然认为你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应松:大家都说我是现实主义,我认为也是,且有一种自豪感。现实主义是有感召力的,并使作家有一种巨大的归顺感。不过我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或者说我的现实主义就是“打破头了往前冲”的强势介入生活和艺术的一种姿态。生活本身是无比惨烈和残酷的,是痛苦的,是坚硬的,也是充满了理想的。那么,我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应是残酷的、痛苦的、坚硬的、理想主义的。然而它的出发点应是真实,就像高尔基所说“现实主义就是赤裸裸的真实”。在如今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现实主义没有任何冒险性,倒是在考验作家的良知。在文学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时,在光怪陆离的诱惑和浮躁面前,现实主义意味着一种坚守,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写作。我认为,在当今这个道德崩溃、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时代,只有现实主义才能满足历史进程的召唤,她像“深喉”一样,说出了社会真相,让人民在角落里欢呼。现实主义将像细菌和病毒伴随生命一样——与文学生死与共,休戚相关。如果要我给这种现实主义取一个名的话,我称她为:真实的现实主义。至于艺术表现方面,我也能够采取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且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己的思维方式,但我还是尽量追求“辞能达意”的效果,注意艺术感受和表述的自然化的丰富。

李运抟:应松,你对“真实的现实主义”的理解,可能还是从现实主义的基本审美原则如客观性、批判性和深刻性出发。但从你的神农架系列来看,其现实主义还表现为开放状态。法国美学家加洛蒂有本《论无边的现实主义》,认为卡夫卡就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依据是卡夫卡懂得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统一的神话世界,他所描述的充满矛盾、扭曲、痛苦、迷惘的世界和我们现实世界是统一的。加洛蒂还认为现实主义创作“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加对世界的改造”,而且应该具有预见性、想象性和创造性。将卡夫卡定位于“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这种看法可以讨论。很多现代主义作家也能创造“与现实世界统一的神话世界”,这恰恰还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标志性特征。现实主义当然并非“无边”,但我感到你的神农架系列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确实可以称为“开放的现实主义”。

谢谢你接受采访,希望你能写出更多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