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你的作品丰富无比，你必须有丰富无比的个人历险生活。委琐、无聊的生活必然产生委琐无聊的作品，苍白的人生态度产生苍白的小说。
强调个人经验的介入，在当前的写作中尤为重要，对现实主义，我们遵循的是它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形式。高尔基说的现实主义正是它的精神，他说现实主义就是真实地、赤裸裸地描写现实。
中国百年的白话小说发展到如今，已经趋向成熟，小说家更加智慧。就是现实主义也显然不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它显得更有力量，更有气度，更结实、更深刻，更有世界性，更像文学，更具有民意的立场。
态度决定一切。我在写神农架——或者说写大山之前我已经意识到了写大路货永远不能写出好小说，要写就写点珍稀的，写山就写到大山腹中，写水就写到水底深处，写天空就写它个黑云翻滚，写大海就写它个巨浪滔天。何必温文尔雅，礼让三先，写作不是开会，不是领导接见，写作是战斗，文学是火器——这话是马尔克斯说的。来一点小幽默，来一点小象征，来一点小哲理，来一点小诗意，来一点油滑，来几分胡话，来几分先锋，你不阴不阳、不明不白地待文学，文学最终也会不明不白地待你。
在鄂西北大山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我看到了苦难是怎样磨砺着人的。石头上能生长什么呢？坚硬的，被风刮得干干净净的石头一定有什么使我着迷。石头生长着苦难，苦难生长着道德，完成并坚守它。生命就是冒险，深藏，默默的抗争，这一切用文字写出来，用石头垒成的文字写出来，将是十分壮丽的，也是强壮的，有质感的，饱含深情的。
文学其实并非文学，它可以是人生，命运和历史，但决不是文学。小说写到如今，我私下感到，文学是一种对生活的经验性的总结，文学表达了你的希望，你的绝望和你的唾弃，文学是一种爱憎分明的东西。文学是对生活概貌的一种认识，它的出现，直接表达了我们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文学不是暖昧的，绝对不是，文学不是休闲的，不是时尚，绝对不是，文学是永恒意义上的东西。
高超的作家要让大地发言。他必须忠于真理，唾弃虚伪和权势，变得分外朴素——他的写作愿望和讲话方式；他必须倾听大地在蹂躏中的呻吟，转侧中的呓语，愤怒中的吼叫和幸福时的呢喃。大地本身就是如此。
一个充满了内心定力的的安静的作家，他必须弃绝城市浮华生活的无聊煎熬，沉下去，用全部的心灵去感知大地的深度与炎凉。他必须放弃琐屑的人际关系，走向熠熠闪光的山川草木。……沉下去，沉入你心中的神山、灵水、圣土，贴近那感动的源泉，生命的根基，用人性的悲悯来书写那儿经受的所有不幸、苦难与欣悦。高山与大地的那种幽淡无华、荆棘丛生的卓绝之处，可能更宜滋养我们生存的信念、思想和品质，使我们的作品更有力量，更大气，更丰厚、丰沉、丰富、丰满。
我愿意和那些被传媒和时尚抛弃与遗忘的山冈分享它们落后、过时、粗糙的幸福，并且相信这种幸福是永恒的，站得住脚的，优美的，甚至可以达到文学上的壮丽和动人心弦的境界。
如果没有大地的支撑，你将失去叙述的力量，失去柔软的心，失去思想的根基、叛逆传统的勇气、分辨是非的能力，甚至失去写作的冲动。
小说是为灵魂的倾吐而存在的。失去了这种倾吐，小说是黯淡无光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我心目中的英雄就是那些高耸入云的石头，它年复一年地磨砺我们的道德，喂养着人与牲畜，让被现代文明碾碎的东西悄悄保存在它的上面，成为风景。
在变得越来越深入的苦难面前，作家要有十倍的勇气才能写出生活真正的真实。
如果说我有一个梦想的话，那就是用我们的作品重新构筑道德。尤内斯库认为真正的创作动机“是要大家分享存在的惊栗和迷惘，是向上帝和其他人呼喊出自己的愤怒。”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诞生的作品，肯定是道德品质纯正的作品。
作家应该把自己融入时代的激流。然而，在这个时代的激流（而非岸边和凉亭）里挣扎和搏击，如果没有个人的呼喊，又怎么能够显示激流的形态、他的灵魂的战栗、遭遇和命运呢？哪怕是撕心裂肺的呼喊或呻吟，都能显示激流的存在与氛围。而在岸边踱步——企图以不必费力的时髦写作、惯性写作、跟风写作来分取文学一杯羹的作家们又当别论。
以不伦不类的讽谕作为寓言，企图逃避批判的责任（批判自己和社会），放弃道德的尊严。放弃泪水，拒绝激情，难道文学的根本已经被怪诞的时代更改了吗？我看见力量正从我们的双腿间被猛然抽走了。
作家是一种悲惨的遭遇。他在唤醒陈旧文字的同时，要用自己的血重新洗一遍社会的罪恶。更痛苦的是，他要洗刷社会的平庸，他要掰开社会的口，让它发出稀有的声音。
为了揭露生活中的阴暗，我们将绕过千山万水。
我要战胜那个与构思一起过早到来的灰暗时刻，击中不公社会的疼处，解除时尚强加给我的魔咒，否定特权，只有风云激荡的语言才能拔起我心中的锚，怂恿我抵达凶险的彼岸。这是唯一的选择的权力，它跟我生命中偶然出现的、难以理解的暴虐同祖同宗。
攀附在社会权力上的写作，犹如鸣锣开道的衙役，要别人肃静和回避，最后呢，他的文学变成恭立一旁的棍棒，随时准备一声令下，击打那些冤屈者。他的“语言”正好让权力下手。
我为写作带来的孤独和富有心存感激。生命不可以独行，而写作完成了这样的奇迹。
小说究竟如何成为它的道德责任和痛苦精神的载体，它究竟有多少倾吐的份量；是靠字句的无聊堆砌还是靠词汇的艰难发现；是靠眼泪还是靠唾沫；是靠猎奇还是靠体验；是靠挖掘历史有意掩埋的残灰还是靠电视上统一的口径？
面对生存，写作的人希望成为圣者，为上帝赋予我们人类的苦难和幸福立言，为浮华和破灭，为无休无止的劳役立言，为这个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世界立言。
苦难总是在压抑的背后。没有畅快的苦难，也没有富足、整洁和文质彬彬的苦难。苦难是粗粝的，是悲愤的，是忍受和承受，是在一些混乱和低下的生存当中，在命运里，在繁重的劳作里，在愚昧和寒碜里，也在真理里。“让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的条件。（阿多诺）”把眼睛朝下，向他们递过笔，或者，把他们的心放在你的墨水里浸泡。歌唱苦难吧，这不是一个过时的废话，让所有所谓的新观念，从人家的书本上抄来的似是而非的理论走开，让语言走开。只有劳动才是这个地球的生机，是命运挣扎中最动人的部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字呢？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常识问题。
浮出时尚的泡沫需要勇气，更需要力量。以故作清纯的面目取悦时尚，以一个活得有滋有味的时尚的美食家，为我们的世纪掩饰罪恶，掩饰悲痛、黑暗和祸心，而将正义、愤怒调制成一盘时令小菜，这种人是可耻的。
新一代作家正在大肆逃避现实犀利的思想，借用诗的皮毛包装一种叙述文字，然后在黑暗中拼命地打蜡，以为发出的光就是文学的光。其实，文学的光除了棱角分明的良心外别无其它。
为了使谎言变得习以为常，艺术需要不停地、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某一个主题；为了使美丽但不真实的事情存在，艺术拿起它假惺惺的笔来。
在一个寡廉鲜耻的时代，艺术不需要伟大的榜样。艺术从市侩中狂妄地走出来，担当起传教士的角色。
不要将思想藏藏掖掖，这对文学没有好处。
作家就是抢在别人之前，说出了那句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