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极度残暴的政权。
他在内战中所进行的大规模屠杀和人口贩卖，往往使几万、几十万人口的县城成为只有几百老人的死城，罪行的程度，不仅被西方的左翼记者称为“无法形诸笔墨”，即使传教士也感叹说“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这也是一个极度无能的政权。
在经过自吹自擂的黄金十年之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仍然只有34岁，而当日本在他所占领的鞍山建立起拥有50万吨钢产量的昭和钢铁厂（还有70万吨的生铁年产）的时候，这个政权只能实现五万吨的钢产量——在这十年中，对钢铁工业这一近代国家军事命脉所系所进行的仅有两处规模建设分别是在中央政令下达不到的山西和四川，由地方军阀筹资完成。
我甚至不准备提他那著名的极度腐败了。
但是，尤其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这还是一个极度混乱的政权。
1936年，他曾经试图同苏联签订军事互助条约以便应付日本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侵略，在得到颇为热情的回应后，他提出苏联在对日冲突中承担义务之外，也应当担任中国内战的调解人（！），莫斯科认为这种干涉邻国内政的行为实在太过明目张胆（！），因此建议他自己直接和他的国内反对派谈判。于是，深感不满的南京政权中止了同苏联的谈判，放弃了互助条约，然后……去直接和延安接触。
我真的是在提议援助这样一个政权么？
冷战时期，美国人曾经评论某一个第三世界腐败专制独裁者，说他“虽然是一个狗娘养的”，但仍然应该支持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狗娘养的”。
问题是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狗娘养的”根本不是我们的——虽然十年前他完全是靠了苏联援助的步枪才打败了由于武器禁运而缺少弹药的直系军阀。
——甚至他到底算谁的都是一个很大问题：《真理报》称这个政权为资本家的走狗，说实业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资本家）与地主一起是他的支持者和受益者，但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正确——中国的私营资本主义，在10年代和20年代前半段曾经相当繁荣，甚至已经在部分领域显露出排挤一度占据中国市场的日本产品的苗头，而且开始了资本由轻工业向电力和简单机械产品制造转移的趋势。然而到30年代，不管是趋势和苗头都已经被扼杀。
这个政权看起来唯一产生正面意义的地方，就是他现在有一个正确的对手。
1937年7月，远东苏军只有8万3750人，这个不太大的数字大体和日本关东军、朝鲜军的总兵力规模相当。但是日军可以随时得到本土的支援——那里有超过30万的现役兵力和数百万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
当然苏军也可以增援，但是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距离超过9000公里。而且，苏军虽然有160万左右的现役兵力，不过，由于经济困难，苏联红军从20年代中期开始不得不一直执行的是基干常备军与民兵混合的编组，97个步兵师中有近一半是战斗力极成问题的地方部队。至于预备役人员，首先，与多数人的印象完全不同的是，20、30年代苏联是没有普遍义务兵役制度的，所以很大部分的适龄青年都从来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而对于那些从部队里退役的老兵，可能是为了省钱，也可能是因为管理者的疏忽或者不负责任，自从1927年开始，红军就没有再对预备役人员进行过重新登记，考虑到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员的快速流动状况——大量的人口被从农村吸纳到城市，或者前往新的工矿城镇，天晓得这些人是不是还在复员时去的地方，一旦下达动员令，能不能顺利地把他们按照计划征集到军队里……同样只有天晓得。
所以，看到日军将他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华北和华中的泥潭里绝对是一件可以令莫斯科高兴的事情。
我曾经因为个人的原因，而希望能因为这种喜悦而让中国多得到一些帮助。
不过现在看来，有些人已经自己把路堵死了。
从我的利益起见，我最好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和某项政策太过紧密的捆绑在一起。
反正推动这个政策的不止我一个人。
甚至有些我意想不到的人也在其中出力
比如国防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以及他在军事业务方面的主要副手乌博列维奇。
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我知道美国推行租借法案初期美国武装力量的态度，军人并不是不能理解英国或者苏联的抵抗对于美国的意义，但是，他们拒绝理解：武装力量从其本质来说是一个对自己以外的一切同类都怀有深深敌意和怀疑的集团，所以同样从如何反对德国的角度出发，他们更希望总统把这些武器留在美国，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比英国人或者苏联人或者其他任何外国人更有效率的运用这些武器，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利益。
我本来以为他们在苏联的同行也会采取同样的态度，而多病的奥尔忠尼启则虽然不是一个那么狭隘的集团的成员，但是对于这种他自己并不熟悉的业务——在斯拉夫人占多数的政治局里，有一种不恰当的、但却很难给予纠正的误解，那就是格鲁吉亚人奥尔忠尼启则作为一个地道的“亚洲人”应该对于远东事务天然的有着比他的同僚更多的了解——通常总是听取他身边专家——那些来自那个狭隘集团的专家——的意见。
所以，当奥尔忠尼启则援引那显然是出自专家之手的依据支持向中国提供武器的时候，我理所当然的大吃一惊。而军训部长乌博列维奇回答政治局派遣军事顾问乃至志愿飞行员除了对中国人有益之外是否有助于提高苏联武装力量获得现代战争第一手情报时表露出的那种极为明显的倾向性回答更令我完全出乎意外。
我是在几天后才想通这一点的。
或者我应该暗示南京政府应该给图哈切夫斯基发一枚勋章？
曾经的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军械部长现在正在国防委员会军事技术局百无聊赖的打发日子。
不过呢，他当然是苏联红军的一整个时期——“技术改造”时期——的代表人物。
乌博列维奇也曾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当然是在代表性来说比起图哈切夫斯基来说地位稍次，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一直是副人民委员兼军械部长大纵深战役先进思想的积极的推进者、认真的完善者与忠实的鼓吹者……之一。
所以，在图哈切夫斯基垮台以后，他当然不可能轻易站到另一边，站到更加强调未来战争的政治属性、阶级立场的那一派那边去——而且再说那一边也不受新任国防人民委员、前任重工业人民委员（技术改造得以实现的主要贡献部门的领导人）的喜欢。
所以，乌博列维奇要从别的角度寻找同图哈切夫斯基、这个在1931年夺取了他的军械部长职务，并且由此篡夺了“红军技术改造代表”这一历史性名誉的坏蛋拉开距离的办法。
比如说，众所周知，图哈切夫斯基是反对大力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的，他认为这种援助可能会暴露红军的薄弱之处，而获得的战争经验也不足以弥补红军人员、特别是高级指挥人员的损失。至于这种主张的结果，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至少看上去看到了——由于苏联给的援助比不上德意，所以，最后苏联“丢失”了西班牙。
这个论断是否正确其实颇有可议，不过我很清楚的知道军训部长乌博列维奇现在组织了几十个分析小组从空战战术、坦克运用、步炮协同等各个方面总结西班牙战争的经验，加上《红星报》上对佛朗哥政权那近似谩骂的社论和不知该算占卜还是算诅咒的未来局势分析，他本人的态度已经是不问可知。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其实这种“马尾是瞻”的逻辑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过它大概很符合人类的正常感情趋向。而我当然也不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普及概率论知识，分析一下“互斥事件”。
既然有了红军这么明确的态度，那么，南京国民政府看来还是很能够得到一些东西……
好歹他现在也有了一个正确的对手，对于苏联来说，不管怎么说这至少也是一个敌人的敌人了。
即使它是那样的残暴、无能、腐败和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