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毕竟只是一句话。”
确实如此，我很赞同莫洛托夫的评语。虽然这是一份很好的分析，但是他的起点实际上仅仅是一句话，一句无法证实的流言。虽然分析长达十六页，而且分析地十分出色，但这仅仅是建立在这种无法证实的流言基础上的分析。
“所以……阿罗谢夫同志这次做的真得很精彩……”我这样回答莫洛托夫。
“萨沙……这次确实做的很好……”莫洛托夫对他的中学同学、地下小组的伙伴、私人好友表示了同样的肯定。“报告很出色。”我注意到他对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阿罗谢夫用了昵称。
苏联史中众多的谜团之一，就是1941年6月22日，对于斯大林这个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有效的情报网的人而言，纳粹德国的进攻为什么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究竟为什么拒绝和忽视了大量情报。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简单的——斯大林确实看到了情报，但是他仅仅是“看到了”情报，那些情报，完全不是如后世历史学家面前那样清晰和明白：因为，也许令人难以置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苏联，确实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有效率的情报搜集网，但是，不管是归属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政治情报系统还是还是红军的军事情报系统中，那时候都没有一个情报分析机构的存在！从世界各地汇集来的情报，仅仅经过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处理之后，就以近乎原始的形态被交到了各个按照权力金字塔有资格得到的人手中。所以，情报网的最高掌握者、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即使他有着确实大大超乎普通水准的智力水准，也一样注定了不能不成为海量信息的牺牲品——或者更恰当的说，是成了他自己那种拒绝任何人对他进行信息过滤的过分猜疑心的牺牲品，因为正是他自己在之前摧毁了苏联原有的（虽然也并不算完善的）情报分析体系。
但是，在我所在的时空，有大量人民委员会日常事务要处理的莫洛托夫一开始就不可能象30年代的斯大林那样自己来处理所有信息——哪怕尝试一下也不行（斯大林毕竟是在1941年5月才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因此，1932年成立的国际情报局很快就具有了特殊意义。
国际情报局是在1932年4月前根据政治局决议成立的，其责任是于与军事情报机关密切合作，通过定期编写《国际情报局报告》、《国际情报局通讯》以及《国际情报局外国报刊简报》等形式，为党政高级领导人提供国际形势分析。但是这个机构在卓有成效的运行了两年之后，可能是由于他的领导人，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太喜欢出风头，太喜欢把自己的工作从情报分析向外交建议延伸而过度侵犯了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的领地，因此，伴随李维诺夫的地位上升（1934年初在十七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而就在34年中，他以机构精简的名义把四名副外交人民委员中与他不合的索科利尼科夫、卡拉汉两人赶出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国际情报局于1934年5月被降级为一个仅仅负责编写外事通报的机构。
在另一个时空这个机构再也没有得到过翻身的机会，但是这个世界里，莫洛托夫给他注入了新的活力。莫洛托夫对情报机构有着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就像每一个有经验的国务活动家一样，高度重视对外情报工作，另一方面，他也和斯大林一样（虽然程度也许有所不同），对于职业情报人员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所以，即使红军情报局集中进行情报分析的第四处（“情报统计处”）并没有被大清洗摧毁，而我几年前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的小小改革时，也在国家安全总局第一局以及其下属的各地区处中都设置了主管分析工作的副职，莫洛托夫仍然选择将国际情报局复活并且逐步赋予了它统合协调政治情报与军事情报的新职能。当然，这种巨大的权力交给拉狄克这个一度被开除出党的前托派分子（即使他已经多次表示同过去划清了界限）也未必不让人放心，所以莫洛托夫在苏台德危机之后，把他的中学同学、地下小组的伙伴、私人好友，从布拉格那已经形同虚设的全权代表处调回国担任国际情报局局长，并顺手兼上了副外交人民委员从而把苏联驻外各全权代表处的那个小小情报系统直接纳入控制——天可怜见，据说我是外交人民委员……
“不过，这毕竟还只是一句话。”我们看到的报告很厚、很充实、很丰富，但是从某种角度上，它已经不是对那一句话的真实性分析，而已经转变成对日本可能采取某种政策的可行性研究。
确实只是一句话，但是……“但是问题是，现在那一句话是否真实，甚至其是否存在似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为什么这么说？”莫洛托夫做出询问的表示。
“我觉得现在分析中指出的，是一种完全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政策，不管日本方面到底现在是否已经在执行或者考虑执行这种政策，目前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政策确实行得通，这一点，既然我们可以想到，那么我们没有理由武断的假设，日本方面就一定不能想到。”
虽然在另一个时空，他们就是没有想到，但是，这个经验能够简单套用过来么？我可没有把握，特别是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
“如果他们想到了……”莫洛托夫停顿了一来。“那么我们的整个远东政策都有可能而因此坍塌……”
“确实如此。”从中日战争爆发以来，苏联选择的立场就是向南京政权（现在已经变成重庆政权了）提供军事援助，而直到我们谈话的时刻为止，重庆政权的军队还能（虽然勉勉强强地）在这场民族战争中维持着一条防线……但是，如果战争的性质如这篇文章所分析和预言的那样发生急速的变化呢……
与一般的历史记载相反，20、3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有着极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机械地仿效十月革命经验，顽固坚持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心论的，实际上是东方的教条主义书呆子们，而不是（如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事实上，早在1927年，《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一问世，就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被译成俄文送往莫斯科并得到极高赞誉，成为了中国**人的文章著述中第一个享受到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上译载待遇的作品——虽然这部杰出作品的作者在当时连**的候补中央委员都还不是……
所以，苏联同样清晰和深刻的知道，如果日本如文章所分析的那样推行土改政策的话，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那场战争产生怎样的影响……
“……中国军队完全可能因此瓦解。”夸张么，当我从苏联在华军事顾问的见闻里看到国民党军官殴打下属的报告时，我就对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不抱什么期待了——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知道而且理解军队作为一个暴力集团，内部存在体罚虽然令人不快但却是常见的事情，哪怕在苏联军队中，粗鲁的上级殴打他不满意的下属也绝非罕见，但是苏联顾问报告的并非是这一类事情：他们在火车站看到一个年轻的连长为他的因为长途行军而疲劳不堪的部下购买了几只西瓜，然后看到这一切的团长跑过来，当着全体士兵的面大骂这名连长，打他的耳光，并踢他，而原因仅仅在这个年轻人竟然打算善待自己的士兵。同样，也有讲着熟练英语的高级军官，因为勤务兵没能为他找到纸牌而对其大打出手，而比这种行为更令人感到绝望的是这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官对他行为的解释是“这些哑巴畜牲就吃打。”苏联顾问对中国军队的评价是封建专制与法西斯主义的混合物，格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其中前者占主要地位、也就是那些更落后、军阀习气较深的部队里，军官与士兵之间有时候倒还有一种近似于土匪头目与喽罗之间情谊的关系，而重庆政权的主力部队，更多经过国民党思想灌输的中央军中，军官对于士兵，则完全是一种农奴主对于农奴的态度。
那么究竟是什么维系着这支军队？因为——很可能仅仅是因为——日军这一边的情况更为糟糕。但是现在在侵华日本面前似乎出现了一个机会，点燃阶级冲突的火yao桶，从而把一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转变为一场国内战争……
“……无论是火yao桶还是导线，中国社会都已经具备。”不到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据着中国农村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而在另外百分之九十的人中，能够大体自给的中农还不到其中的四分之一——即使莫洛托夫和别尔科夫都是没有农村经验的人也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不过，我本来认为，这个火yao桶应该是在差不多十年之后，在一场国内两大势力总决战中被点燃，毕竟，在第三世界农村唤起农民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决非在县城里贴一张告示宣布新土地法令就可以在衙门或者官署里期待广大农民踊跃响应的事情，事实上，任何一个农村政策要能够真正贯彻下去，都需要大量能够深入农村基层的工作人员。而在30、40年代的中国，怎样建立起这样一支队伍……
“在中国，派出一支扩大了几倍的‘二万五千大军’，以日本占领军的刺刀为后盾来进行土地改革，非常有想象力的构想。”老实说，莫洛托夫对农村政策近乎一窍不通，但是好在报告的起草者举出了一个苏联领导集团很容易理解的类比——30年代初，联共（布）从大城市动员了二万五千名产业工人到农村去推进集体化，实际上，正是这些人才建立起了联共（布）对农村的基层控制——这才是那一场代价巨大然而影响深远的集体化运动的实质内涵。
确实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构想，一支外国占领军试图在占领区推行生产关系变革，以便把一场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转变成一场国内阶级斗争的话，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作为外来者语言不通的问题，如果侵华日军不想把土改这种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变成一场巨大闹剧（假设不是一场巨大悲剧）的话，就完全不能指望使用中国旧的统治体系——且不说留在维持会里的都是些什么货色——即便这个统治体系在还战前保持完整的时候都一样完全不能深入乡村。
但是，现在的分析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可能性：在这一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日本曾经统治过一块中国拥有数百万人口的领土接近半个世纪，而且，在那里已经普及了一种以日语为基础的小学教育——换句话说，已经培养起了一代同时掌握着日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人。“在台湾，特别是台湾的农村实施全面征兵。”日本已经在台湾建立了细致而严密的户籍制度，理论上即使仅仅征召3个年度的年轻男子，在600万台湾人中集中起10万人是很轻松的事情，更何况，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并不一定需要年轻人才具备的体力。“把他们以十到十五人为单位编组起来，并搭配一至两名日本顾问，然后派往中国的农村，充当日本与中国农民之间沟通的桥梁，以农业技术指导为开始，推动一次土地再分配……”
在提出方案的同时，报告也指出了这种尝试存在的阻力——
首先是中国的地主本身，但是在战争中，有大量的土地拥有者已经抛弃土地逃离了日本占领区，这就给了日本一个机会，用承认耕作者的新所有权来造成一个既得利益阶层，而留在沦陷区参加维持会的“汉奸地主”们，虽然他们显然会因为这一政策遭受损失，但他们本来就仅仅是日本武力威胁下的投机依附者，他们显然将不得不接收日方给予（如果日方愿意给予）的其他，比如说以城市资产为担保的某种债券作为补偿——报告指出，他们在目前已经接受了日本实际上毫无担保的军票。
其次，是充当沟通中介的台湾人，如果以他们作为日本在华政策的主要执行人，那么日本必须冒他们德中国人民族意识觉醒的危险。然而，文章列出30年代日占台湾与国民党治下大陆情况比对之后，以一种冷酷的态度做出了一个让我这个曾经的中国人十分难堪的结论——虽然台湾人作为殖民地的臣民，毫无疑问的受到了一系列来自宗主国的、可以说是十分严重的歧视，在这种歧视中，不断酝酿着反抗精神与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觉，然而，这种反抗与自觉，按照报告的看法，很有可能因为他们对蒋介石政权、特别是蒋介石政权统治过农村的进一步了解而被新产生的一种盲目优越感所抵消——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是对于大部分没有受到足够启蒙觉悟的人来说，这种优越感是很有可能出现的。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日本是否愿意承受这项土地政策对自己本国的影响，报告认为这实际上可能是日本推行这项政策的最核心障碍，由主要兵员来自农村的军队在中国推行一场土地所有变更政策，那么随着士兵的复原或者回国探亲，必然会对日本本国、同样是地主经济的农村产生巨大影响。当然报告也指出了这一最大变数可能并不如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严重：日本的寄生地主制主要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政府鼓励的兼并而形成的，因此不论是历史的根基或者农村土地的集中程度，都完全无法与中国相比（日本农村租佃地与自耕地的比例是大约一比一），同时，如果说日本法西斯主义主要思想家北一辉对私人土地乃至私人财产进行严格限制乃至公有化的想法因提出者本人被日本政府处决而不能作为判断依据的话，那么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压制明治寄生地主制、强化自耕农体制的政策则已经反映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迹象：特别是1937年底通过的《农地调整法》，法律方面明确向佃农倾斜。这也许仅仅是大规模战争是其强化国内粮食配给确保基本供应的举措，但是至少说明了在战争压力情况下日本将有决心对其一个世纪以来的农村政策进行改变，同时，也不能排除这是在为即将推出的某项更为激进政策的铺垫……
总之，报告强调了，一种全面的土改政策，在当前局势下，将可能彻底解决日本占领军作为侵略者所面临的大部分困境，当然，仍然还有一些障碍，但是相对于它可能产生的效果，这些障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至于日本是否已经确实准备推行此种政策，目前仍然没有确凿的正面或者反面的证据，然而，必须承认存在着的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结合黑岛教授的虽然没有其他佐证的言论，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具有的极其深远的影响，即使证实其存在的证据依然是隐晦与间接的，仍然建议苏联政府必须始终对此保持高度关注……
关注么？不过，到底该怎样关注呢？该怎样关注一个具有爆炸性，但却是十分潜在的爆炸性的问题呢？
“你对写这份报告的华西列夫斯基有没有印象？”
说明1：历史上苏联第一个全面统合政治情报与军事情报的机构是1947年由莫洛托夫建立并亲自领导的部长会议情报委员会，但是该机构在次年即随着莫洛托夫的政治地位急速下降而瓦解。之后直到苏联解体，苏联情报机构一直处于克格勃（包括其前身国家安全部[MGB]）和格勒乌两个体系各行其是的状态。
说明2：本文对国民党军队的描述，并非出自30年代苏军顾问的观察……而是出自40年代美国记者的观察。
说明3：1945年日本自耕地与租佃地的比例是54%对46%。
说明4：历史上，因为39年朝鲜旱灾造成日本国内粮食紧缺和地价腾贵，结果日本极大强化了国内的粮食配给，用严格的国家统制代替了明治以来的粮食自由流通体制。1939年12月颁布佃租统制令，冻结了佃租。1941年8月，因为战争需要实行了鼓励农业的“二重价格”制度，其中补助金不是发给田主，而是直接发放给耕种者。1941年12月颁布《农业生产统制令》，农会直接干预到耕作计划。1943年4月制定《标准农村设定纲要》和《自耕农创设维持事业的整备扩充纲要》改变了明治确立的以地主作为农村支柱的政策，改为把自耕农作为“经营适当的农家”视为“皇国农村”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