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你觉得这个改组计划怎么样？”
我故作轻松地向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布尔加宁询问。如果我想把我的改组计划成为现实，那么就必须得到他的赞同。
在我获得我内务人民委员这一任命的时候，政治局附上了一个搭配，一个至关重要的搭配，那就是布尔加宁将与我一起去卢比扬卡赴任。他将是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内人事任免的副人民委员。
切莫以为他是排列在第一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之后我的“又一名”副手。他同时还兼任着党的中央特别部副部长。
在莫洛托夫家的客厅里得知他将和我一起前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时候，我已经对这一任命的政治背景迅速进行了评估。
如果说我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夹袋中能够被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接受的人，那么布尔加宁则正好相反，他可以算是卡冈诺维奇的直属部队中莫洛托夫可以接受的一员。
布尔加宁比我年长3岁，但是党龄短一年，他是在1917年，也就是十月革命前夕入党的，但是意外地，这样一名新党员在1918年就被选入进入他家乡下诺夫哥罗德的契卡机关工作。那时候，确保铁路不受破坏是契卡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因此他自然而然的结识了正在调度室里焦头烂额的别尔科夫，当别尔科夫登上从莫斯科驶来的“莫洛托夫”号的时候，布尔加宁则选择把赌注投给他之前结识的黑马卡冈诺维奇，即使在卡冈诺维奇前往南方的沃罗涅日以及更加南方的塔什干工作的时候他始终与之保持着个人联系。所以当1930年卡冈诺维奇担任莫斯科的一把手之后不久，莫斯科电厂厂长布尔加宁就成了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斯大林葬礼之后，莫洛托夫最终还是没有获得新的头衔，紧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最后就出了一个敷衍了事的决议表示要“恢复列宁同志时期的传统，由人民委员会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这基本上是一句废话，因为30年初开始，独裁地位越来越明显的斯大林就已经委托莫洛托夫主持政治局会议了。卡冈诺维奇看来是与莫洛托夫（也许还有其他大佬）达成了一项交易，通过放弃他在莫斯科和监察委员会的兼职，以便“集中精力从事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他现在是中央书记处三名书记里唯一的政治局正式委员。莫洛托夫主政、卡冈诺维奇主党的格局暂时稳定了下来。
这个联盟在卢比扬卡的投影就是我和布尔加宁的任命。
虽然我是内务人民委员，但是对这种敏感部门进行机构改组，必须经过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讨论，而在这种讨论中，布尔加宁的意见将是至关重要的，他将是卡冈诺维奇同志在第一时间征询的对象。
从业务角度，我看不出他应该有什么不满的理由，在这份改组计划中，我加强的，并不是内务人民委员个人的权威，他作为副人民委员也会分到一大块蛋糕，甚至可能是最大的一块：随着机构的扩大，他所分管的人事任免工作涉及的对象将更多。
不过，天晓得有啥我所不知道的政治秘密么？毕竟，他作为党的特别部副部长，收邀参加中央书记处每周二在老广场4号大楼举行的例会的机会比我多得多——这是苏联仅次于每周四政治局会议的机密会议，与我每周三出席的人民委员会例会根本没得比。
布尔加宁的脸圆圆的，两颊丰满，蓝色的眼睛里总是象孩子一样充满快乐，也正是因此，看上去什么事情都不能让他动感情。他带着微笑把视线离开我的方案。
“我个人觉得非常好，默林·斯罗诺维奇。不过……”他指着文件的最后部分，“有几个小问题。”
“把各地方局的职能一拆二，不知道地方的同志们会不会有意见？”
我知道他说的是局长们，下面的干部对这种翻倍的晋升机会会欢呼雀跃，不过局长们可就没这么开心了。这个问题我事先便考虑过，我很清楚1964年赫鲁晓夫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1962年把苏联地方党组织一拆为二，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两部分，工作组织变得混乱还是其次（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笑话，党员伊凡向他的“农业书记”告状说，有一位同志用铁锤敲了他的头，书记回答说：“我很想帮你的忙，但是这不属于我的负责范围，如果他是用镰刀砍你的话，那就……”）特别重要的是，现在的每一个局长都会有一个和他地位相当的同事，并在日后的升迁方面成为对手。
“我估计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将要承担起更多的工作。”自然也有更多的职位会产生，这一点用不着说出来我和布尔加宁都心照不宣，“还可以把一些特别有经验的同志调到部里来工作。”在卢比扬卡有8个新设的局长岗位，我并不准备把现有的几名处长们统统直接提升为局长，实际上其中有几个给他们副局长他们就很满意了，局长的职务完全可以可以用来安抚那些地方大员。此外，其实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领导都真正有能量给我们造成麻烦，而就减少阻力而言，现在正是一个好时候——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局现在都没有能力说不：列宁格勒局局长梅德韦季因为在基洛夫遇刺案中的玩忽职守刚刚被撤职，而莫斯科局局长列坚斯，斯大林的连襟，在斯大林去世前两天被一个醉酒的空降兵开车撞死了。
“另一个问题是……”看来布尔加宁能够接受我的解释。他把手指移到了第1局的位置，“我们该怎么做？”
这也是我伤脑筋的地方。
1920年，鉴于之前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情报活动实在太过混乱不堪，捷尔任斯基在契卡成立三周年之际签署命令，成了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下的职业情报机关国外处。当时列宁为国外处规定了工作重点。
“一、弄清各国内部反对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反革命集团；”
“二、彻底查清所有对付苏联的情报机构；”
“三、弄清各国的政治方针和经济形势；”
“四、获取以上各方面的文献资料。”
除了第四项算是技术要求，前三项就是苏联情报机关贯穿整个历史的目标。
20年代，针对内战后出国但依然坚持反苏立场的白俄政治集团的时代。国外处以著名的“托拉斯”行动为代表，通过虚构了一系列的苏联国内*组织，以提供虚假情报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对绝大多数白俄组织的渗透，并最终将其粉碎。这是属于国外处的光辉时代。
30年代初到30年代中叶，是苏联对外情报的黄金时代，也被称作“大特工”时代，一批兼具天份与理想的特工利用西方安全机制的相对松懈和当时青年人中普遍的共产主义思潮，完成了在后来冷战时期不可思议的传奇。
但是他们的成就并不完全归功于国外处。
以阿诺德·多伊奇、理查德·佐尔格、特奥多尔·马利为代表的“大特工”绝大部分不是苏联人，在加入国外处以前都是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与其说他们作为国外处的一员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如说他们是带着巨大的成就加入了国外处。
这当然很好，但是作为机构领导人你不能等着天上持续掉馅饼。
那么，30年代国外处自己在做什么？
答：在逐步成为红军情报局的附庸。
这是一个令我和布尔加宁心酸的结论，但却是一个事实，由于20年代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反对白俄的行动，30年代随着白俄的逐步销声匿迹，国外处自身的对外情报力量一时间失去了方向，除了为“大特工”们提供行动支援外，它只能继续的围捕越来越小的白俄组织。而在情报搜集方面，已经完全被杰出的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领导下的红军情报局盖住了风头——现在，为了保证工作顺利开展，国外处处长阿尔图尔·赫里斯坚诺维奇·阿尔图佐夫已经只好在红军情报局里面兼任起别尔津的副职了。这对于了解70、80年代克格勃第一总局对总参情报总局（红军情报局的继任）优势地位的我来说，简直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我不反对与红军情报局积极合作，比方说，在库兹涅茨基桥，就有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机要处和红军情报局合作的小组在联合进行国外密码破译，对于这种合作我非常支持。不过，合作至少不能太丢卢比扬卡的面子吧。
而现在，别尔津正在把红军情报局变成苏联主导型情报搜集单位。
“别尔津……”我瞬间有了一个念头，似乎异想天开，但也许行得通。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我记得虽然没有在契卡工作过，但是别尔津是受捷尔任斯基委托组建红军情报局的？”
“我印象里也是，似乎是20年还是21年，印象里之前红军只有在参谋部作战局下面有一个很小的情报机构。”20、21年布尔加宁还在契卡，对军队他要比我熟悉的多，“难道你打算……”
“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几乎从无到有建立一个凌驾国外处的情报机关，那我为什么不能把他挖过来？让他来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机关注入活力。
“由他来担任第1局局长？”
“或者更高一些？”我指了下规划的最上端。统管情报反间谍工作的国家安全总局的位置。
我听到布尔加宁吸了一口气，但是看来他迅速作了权衡，“这个想法听上去不错。”
国家安全总局成立一来，一直没有任命过局长，而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主持其日常工作。当时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有两名副手，第一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主持国家安全工作，格奥尔基·叶夫根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负责国家安全以外的其他工作。
亚戈达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时候带走了普罗科菲耶夫，现在的分工是，副人民委员布尔加宁负责人事工作，第一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负责除人事以外整个部的日常工作。既然这样，我完全可以建议政治局给国家安全总局安排一个专职局长。别尔津应该是一个相当合适的候选人，而且……
布尔加宁说出了我的想法：“我估计中央书记处会很喜欢这个主意。他们甚至可能会明确的出来支持它。”
当然，卡冈诺维奇同志肯定会喜欢削弱军队政治影响力的主意，我相信莫洛托夫同志也喜欢。别尔津不是伏罗希洛夫的嫡系，实际上他们除了现在是上下级外可以说一点边也沾不上。但他们毕竟是上下级。在政治领域，情报往往是最值钱的硬通货——政治局会希望一个军事领导人把耳朵伸的很长么。
“虽然是好主意，不过，默林·斯罗诺维奇”布尔加宁对我做了一个警告，“我们1918年就认识了，在我印象里你总是不懈的追求上进。”
上进？他在说什么？还以为我是学生么？虽然我认识他的时候确实是下诺夫哥罗德大学的大学生没错。
“我本人对此是无所谓，不过这次你真的做好准备了么？”
什么准备……我瞬时间反应过来，扩大下属机构的规模，主动向政治局一名以上的成员表示愿意效劳，同时着手挖某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墙角。
对于一名中央委员，特别是一名在政治局有明确背景的中央委员，这么做只有一个含义。
他已经下定决心……决心为自己谋求政治局的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