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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救时宰相 (1)

第7章第2节 救时宰相 (1)

风雨飘摇,临危受命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一次又一次的江山易主,只不过是旧药换新瓶。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贯穿起一个又一个朝代,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到了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过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被皇帝收入囊中,因此明朝皇帝成为权力的超级集中者。但事情并没有朝皇帝们想象的发展,明朝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权力极度强化和国家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看来,体制本身已经疾患缠身,倘若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就会暴病而亡。

明王朝这艘大船历经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千疮百孔。紫禁城里每日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设坛修醮,不理朝政;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辞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

当时不是没有开明人士嗅到危机的味道,重整朝纲,他们也去做了,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案,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轻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励优秀,惩治贪官,务求恪尽职守。他所做的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但是他没能统观全局,驾驭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徐阶和高拱所做的都只是在不改变整体的情况下的小修小补。平心而论,他们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进行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国家弊病如此之多,就如一个没有一处是完好的病人,打点滴,吃点小药,顶多缓缓阵痛,没办法把他彻底治好。要想使国家来个彻底翻身,非大动“手术”不可,还要有缜密的计划。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书写他传奇的一生。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使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张居正也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在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得到这么高的赞誉,这也是后人对张居正的极大肯定。

《明史》是这样评论张居正的:“居正为人,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也就是说,张居正仪表堂堂,长须飘飘,敢作敢当,很有思想,城府极深,既帅气又有才华,使人可望而不可即。

后人对张居正的评价不一,有些争议,对他的性格、用人等方面提出不少批评,但是却又不得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海内肃清,荒外警服,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积炳然。”明朝给张居正最后的盖棺论定是:“故辅局长,肩劳人猿,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庙堂混战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下面紧接着就是“第一副总理”。皇帝的高度集权,分给秘书厅的也就很少了。内阁中首辅和其他阁员的权限没有明确规定,人员之间常常出现意见不合,矛盾也就多了起来。为了争得最高的权力、地位,明争暗斗,拉帮结派。国家本就危机重重,上头的人却不顾民生,肯定也不是些什么好货色。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一边是夏言,一边是严嵩,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当上了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内阁新兵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对于自己的资历他看得很清,在没有站稳之前,切忌得罪这些“老油条”。他能做的不是当三明治中的夹心角色,而是当润滑油,谁也不得罪,和谁又都能较好相处。工作的重点不是关注窝里斗,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朝政、民生、社会问题。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指出了“血气壅阏”之一病,即世宗长期混迹西苑,不理朝政,天天和宦官、宫妾在一起,致使臣子想见上一面都很难,政治处于瘫痪状态。这是当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室骄恣”、“吏治因循”、“边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的根源。针对朝政的弊端,他系统阐述了改革政治的主张。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或许他们把张居正的主张当成他初入内阁一时的心血来潮,算是教给皇帝的“期中论文”,权当交差,根本不当回事。上级的态度张居正看在眼里,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他没再上过一次奏疏。当时的条件不允许也不适合他再提太多的想法,奸佞当朝,皇帝昏庸,如果不够谨慎,冷不防就会成为替罪羊。

但张居正没有因此对国家不闻不问。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张居正,很能体会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恻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他变得更加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游刃有余。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的理念在他身上潜移默化。嘉靖四十三年,张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徐阶推荐居正当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渝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老师徐阶的深谋远虑给张居正做了长远的政治投资。在当裕王的侍讲侍读期间,裕王很尊重张居正,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嘉靖四十五年,张居正执掌翰林院。命运没有和他开玩笑,这一年,世宗归天,果然裕王继位。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当上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此时张居正年方四十三。

张居正不断晋升的同时,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官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务,控制了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