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第2节 救时宰相 (1)
风雨飘摇，临危受命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一次又一次的江山易主，只不过是旧药换新瓶。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贯穿起一个又一个朝代，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到了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过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被皇帝收入囊中，因此明朝皇帝成为权力的超级集中者。但事情并没有朝皇帝们想象的发展，明朝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权力极度强化和国家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看来，体制本身已经疾患缠身，倘若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就会暴病而亡。
明王朝这艘大船历经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千疮百孔。紫禁城里每日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设坛修醮，不理朝政；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辞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
当时不是没有开明人士嗅到危机的味道，重整朝纲，他们也去做了，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案，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轻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励优秀，惩治贪官，务求恪尽职守。他所做的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但是他没能统观全局，驾驭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徐阶和高拱所做的都只是在不改变整体的情况下的小修小补。平心而论，他们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进行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国家弊病如此之多，就如一个没有一处是完好的病人，打点滴，吃点小药，顶多缓缓阵痛，没办法把他彻底治好。要想使国家来个彻底翻身，非大动“手术”不可，还要有缜密的计划。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书写他传奇的一生。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使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张居正也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在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得到这么高的赞誉，这也是后人对张居正的极大肯定。
《明史》是这样评论张居正的：“居正为人，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也就是说，张居正仪表堂堂，长须飘飘，敢作敢当，很有思想，城府极深，既帅气又有才华，使人可望而不可即。
后人对张居正的评价不一，有些争议，对他的性格、用人等方面提出不少批评，但是却又不得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海内肃清，荒外警服，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积炳然。”明朝给张居正最后的盖棺论定是：“故辅局长，肩劳人猿，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庙堂混战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下面紧接着就是“第一副总理”。皇帝的高度集权，分给秘书厅的也就很少了。内阁中首辅和其他阁员的权限没有明确规定，人员之间常常出现意见不合，矛盾也就多了起来。为了争得最高的权力、地位，明争暗斗，拉帮结派。国家本就危机重重，上头的人却不顾民生，肯定也不是些什么好货色。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一边是夏言，一边是严嵩，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当上了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内阁新兵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对于自己的资历他看得很清，在没有站稳之前，切忌得罪这些“老油条”。他能做的不是当三明治中的夹心角色，而是当润滑油，谁也不得罪，和谁又都能较好相处。工作的重点不是关注窝里斗，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朝政、民生、社会问题。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指出了“血气壅阏”之一病，即世宗长期混迹西苑，不理朝政，天天和宦官、宫妾在一起，致使臣子想见上一面都很难，政治处于瘫痪状态。这是当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室骄恣”、“吏治因循”、“边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的根源。针对朝政的弊端，他系统阐述了改革政治的主张。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或许他们把张居正的主张当成他初入内阁一时的心血来潮，算是教给皇帝的“期中论文”，权当交差，根本不当回事。上级的态度张居正看在眼里，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他没再上过一次奏疏。当时的条件不允许也不适合他再提太多的想法，奸佞当朝，皇帝昏庸，如果不够谨慎，冷不防就会成为替罪羊。
但张居正没有因此对国家不闻不问。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张居正，很能体会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恻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他变得更加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游刃有余。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的理念在他身上潜移默化。嘉靖四十三年，张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徐阶推荐居正当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渝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老师徐阶的深谋远虑给张居正做了长远的政治投资。在当裕王的侍讲侍读期间，裕王很尊重张居正，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嘉靖四十五年，张居正执掌翰林院。命运没有和他开玩笑，这一年，世宗归天，果然裕王继位。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当上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此时张居正年方四十三。
张居正不断晋升的同时，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官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务，控制了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