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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诗界革命

第2章第11节 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的产生

诗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作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诗歌改良运动就是梁启超等所谓“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的发生,是改良运动的需要,也是近代进步诗歌潮流进一步的发展。早在同治

七年(1868),黄遵宪作《杂感》诗,批判沉溺于故纸,以剽盗为创作的俗儒,表示要“我手

写我口”。光绪十七年(1891),他在《人境庐诗草序》中主张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

境”,提出了推陈出新的一整套纲领。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更直接称自己的创作为“新

派诗”。但是,黄遵宪的这些主张,一时还未能发生广泛的影响。在戊戌变法前一两年,梁

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这时所谓“诗界革命

”或“新诗”,确如梁启超所批评,只是“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但诗界这种尝试,

反映了人们对新思想、新文要求,并试图解决诗歌如何为改良运动服务的问题,还是有一定

意义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著《饮冰室诗话》,继续鼓吹“诗界革命”。他批

判“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诗风,认为“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

。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这是“诗界革命”的一个发展,它要解决

的虽然仍是诗歌如何为改良运动服务的问题,但它却是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一个概括和理想

诗界革命的发展

“诗界革命”的思想提出以后 杆傩纬闪艘桓銎木呱频?

新诗潮流,涌现出一批新派诗人。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丘逢甲、蒋

智由等,便是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新民丛报》在1902年到1904年间开辟了“诗界潮音集”

专栏,先后刊载了新派诗500余首,作者达40余人。这些诗歌初步显示了“诗界革命”的成

绩。最初,新派诗人的创作只追求形式上的“新”,把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生硬地搬用到

诗作中,表现出明显的不成熟性。后来他们逐渐认识到文学革命的真缔不仅在于变革旧形式

,更重要的是变革旧内容,作品的质量也有所提高。

后期诗界革命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说:“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

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又

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

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

他总结前期诗界革命的缺点,认为一在于“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二在于“不备诗家之资

格”,因而,将“新意境”放在第一位,这就纠正了前期的形式主义偏颇。诗歌不同于政治

宣传品,提出“意境”这一概念来,更加切合诗歌的艺术特征。但是,形式是和内容相联系

的,新内容必然要求嬗变出新的形式。梁启超强调“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也有其片面

性。

诗界革命的作者都不同程度地要求取法西方。梁启超说:“欧洲之语句意境,甚繁富而玮异

,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他表示要“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诗料。

”(《夏威夷游记》)康有为也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这些意见反映

了新派诗人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努力。但是,梁启超强调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和“旧风格”

谐和,避免不伦不类,出现“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的状况。

当时,音乐创作受到关注。在此影响下,黄遵宪写了《军歌》、《幼稚园上学歌》等“新体

”诗。对《军歌》,梁启超大为赞赏,认为其精神雄壮活

泼,沉浑深远,其文藻为二千年所未有,誉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光绪二十九年

(1903),《江苏》杂志发表的几首歌词也得到梁启超的肯定,视为“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

。他认为,有韵之文和音乐的结合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清朝统治以来,这一传统中断,

因而,文学对国民的影响也就因之隔绝。他希望有志者勇猛精进,“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

微妙之辞藻”, 〕晌泄纳勘妊呛兔侄佟保ā兑沂啊罚*?

这一时期,民间歌谣体也得到了重视。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期间,

黄遵宪向他建议,刊物发表的诗歌应“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

,或九言,或长短句,名之为杂歌谣。梁启超接受了这一建议,除刊出《爱国歌》、《新少

年歌》等歌词外,又发表了《粤讴?新解心》和《新粤讴》等作品。对于这些新创作的歌谣

,梁启超赞美其“芳馨怫恻,有《离骚》之意”,称其作者为“文界革命之骁将”。

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

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

的作用。但是,梁启超等强调保持旧风格,这就又束缚了手脚,使得它只是旧瓶装新酒,在

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上虽有前进,却前进不大。

“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

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广东

嘉应州(今梅县)人。当过20多年的外交官,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诗歌创作方

面,他坚决反对拘守六经,摹拟古人的宋诗派和同光体。他在自己的诗中批评道:“俗儒好

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人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

造丛罪愆。”在批判旧诗传统的基础上,他提出“我手写我口”的创作原则,强调写诗要能

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反映现实生活。因此,他主张诗人只有走出书斋,了解生活,才能写

出好的作品。他写道:“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

黄遵宪的诗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于政治风云、民族战争、异乡情趣、声光化电等,无不

涉猎,用艺术手段生动地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他的许多诗篇真实地反映了中国

人民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的民族义愤。他写的《逐客篇》揭露了美国

掠夺华工、虐待华侨的罪行。《冯将军歌》赞扬了爱国将领冯子材率部英勇抗击法国侵略军

的英雄事迹。《台湾行》则以十分沉痛的心情描写了台湾人民失去祖国的痛苦,热烈地歌颂

了他们高昂的爱国热情。黄遵宪还擅长写长诗,《美国留学生感赋》、《纪事》等诗均是千

言长篇,弥补了中国诗作缺乏长篇的不足。他的诗作在近代中国有“吏诗”之称,在文学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

维新派的“诗界革命”虽然没有完全突破旧诗形式的束缚,实现诗 宓恼嬲夥牛诖?

作方向及内容等重要方面对中国旧的诗歌传统进行了改革,对当时的诗歌创作发生了很大影

响。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诗人们继承了这些成果,继续借诗歌反映现实,使之成为宣传

共和革命的有力工具。秋瑾、章太炎、柳亚子,高旭、马君武等都曾发表过不少通俗晓畅、

脍炙人口的革命诗歌。尤其是以陈去病、柳亚子等为首的《南社》诗人,更是成绩卓著。他

们的创作实践,为五四时期的诗歌革命开辟了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