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第59节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的生平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文学大师，著有十卷本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等
作品，并获得了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
1866年1月29日，罗曼·罗兰出生于克拉美西城的一个中产者的家庭，父亲是公证人，母
亲是旧教教徒，爱好音乐。五六岁时，罗曼·罗兰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是法国大革命以来
的斗士的精神和信仰，而母亲带给他的是来自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的探索精神，艺术感受力
——音乐性的，神秘的敏感；二者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补充。
1882年全家移居巴黎，是年罗兰考入大路易中学，毕业后于1886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先学文学，后攻历史。在这里，他人文科学上的天赋和对音乐的热爱表达出来，开始梦想着
一个为世界心碎的单纯的艺术家的故事——《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原型。
罗兰青年时代曾受到18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向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他对巴黎公社表
示出崇敬的感情。他还接受了法国民主主义文化的优秀传统，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
实深恶痛绝。
22岁时，罗兰在彷徨和动摇的苦痛中给列夫·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信，诉说自己内心的矛盾
。后来得到了一封长达几十页的回信，对他提出的问题予以诚恳剀切的解答。托尔斯泰鼓励
他为人类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指出“一切使人们团结的，是善与美；一切使人们分裂的，是
恶与丑。”但托尔斯泰使他过分重视道德精神的力量。托尔斯泰在信中还申述了民众艺术的
概念，指出“艺术不应为某一特殊阶级之所有物……艺术而不转向民众，则绝无生存之理。
”这对罗兰艺术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1889年8月，罗兰得到高等师范的奖学金，到罗马游学两年，负责整理文献工作，在典籍目
录中探寻历史。这两年中，罗兰感受的最多的是友谊，来自七十岁的老太太马尔薇达·冯·
迈森布洛的友谊。在两人身上有同样的理想主义，不同的是老太太的思维久经考验而纯净，
年轻人则激烈而狂热。从这样的交往中，罗曼·罗兰得到了他游学两年中最重要的学识。1
895年罗兰完成 难宦畚摹断执杈缰鹪础罚竦貌┦垦唬⑹艿椒ɡ嘉餮吭旱·
褒奖。90年代，罗兰曾对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很大的兴趣，声言“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了我的全
身”，但他是“感觉上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1903年至1910年，罗
兰在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
1912年，罗曼·罗兰离职退休。为改善身体状况，罗兰许多年来都在瑞士度过假日。19
14年夏季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身在瑞士，战争使他的写作、友谊和影响都一分为二。对于
他的同胞来说，他是个懦夫，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抛弃了它；但是，不顾这些攻击的罗兰继
续留在瑞士，做他与国际主义相一致的工作。
1919年，罗曼·罗兰与母亲一起返回巴黎，当时她已病重。母亲去世后，罗兰回到瑞士
，自1922年至1938年与父亲和妹妹定居在那里。这个时期里，他对社会主义和东方宗教产生
了兴趣。此后，罗兰前往他家乡附近的一个法国小镇，在那里继续写作，后因反纳粹活动而
遭到软禁，于1944年12月30日谢世于家中。
罗曼·罗兰的创作
罗曼·罗兰是世界上著名的多产作家，他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到二十世纪
四十年代结束他的创作生涯。五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他写出了戏剧二十多种，传记文学十
多种，小说五部，另有政论、戏剧评论、书简、自传等约计几百万字的著作。这个大作家正
如高尔基所指出，在四方社会阴暗的岁月中，罗曼·罗兰是那些不知疲倦地不断地创造文化
财富的人当中的一个。
罗曼·罗兰的文学创作时期正是资产阶级统治从全盛到衰落的时代，是资产阶级从进步过渡
到反动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也是新生的无产阶级逐渐准备和集聚革命力量的时代。罗
曼·罗兰的创作思想，生动而有力地反映了这一大动荡时期的社会思想状况。正如罗兰在回
忆录中所写的：“我用作品使人们激昂起来！”罗兰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强，在同时
代的作家中是比较杰出的。
戏剧和传记创作
罗曼·罗兰是以戏剧创作开始，也是以戏剧创作结束他的文学家生涯的。他喜爱戏剧这种
艺术。他说：“我爱戏剧，因为它使人在同样的感情激动之中，能够互相友爱地沟通。”罗
曼·罗兰一生大约写了二十多个剧本。最早写的六个剧本，没有留存下来。现在完整保存的
剧本只有十二个，而十二个当中只有一半是上演过的。罗曼·罗兰的剧本按其内容可分作：
“信仰悲剧”、“革命戏剧”和“反战戏剧”三大类。
“信仰悲剧”包括《圣路易》（1894）、 栋亍罚·895）、《理性的胜利》（1899）
等。这组戏剧的主人公是作者理想中的英雄，他们不屈不挠地追求人生的崇高理想。他们所
追求的理想是带有抽象的人道色彩的所谓真理、正义、自由。这类戏剧文学缺少物质环境的
形象描写，真实感不强。“革命戏剧”包括：《群狼》（1898）、《理性的胜利》（1899）
、《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2）、《爱与死的搏斗》（1925）、《百花盛开
的复活节》（1926）、《流星》（1928）、《罗伯斯庇尔》（1939）。这组戏剧是以十八世
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主要题材，用大革命的激昂精神来鼓励、鞭策法国人民振作起来，
积极进行反对强暴、清除外患的重大社会政治斗争。“反战戏剧”包括《总有一天》（1903
）和《里吕里》（1919）等几个剧本。
罗曼·罗兰很早就倾心于英雄传记的写作，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写作英雄传记，他预计写几十
种，有的未完成，已经发表的有十多种，如《米勒传》（1902）、《贝多芬传》（1903）、
《米开朗基罗传》（1906）、《亨德尔传》（1910）、《托尔斯泰传》（1911）、《昂贝道
格传》（1915）、《甘地传》（1924）、《贝济传》（1944）等。
小说创作
罗曼·罗兰一生出版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母与子》、《哥拉·布勒尼翁》、《格莱
昂波》、《比哀和吕丝》等多部中长篇小说。罗曼·罗兰在小说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戏
剧创作，也超过他的传记文学。最为成功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
《约翰·克利斯朵夫》
小说叙述出生在莱因河畔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故事。约翰由于家境贫穷，再加上父亲终日
酗酒，幼年时代就在悲惨的情况下度过。但是，不久他那丰富的幻想力和强韧的生命力以及
与生俱来的才华，被祖父发掘了；而具有音乐家头衔的父亲，却希望借着儿子的才华赚钱糊
口，加上约翰本身的过于自负，使得他的才能逐渐地消失，幸好叔叔塔佛利特在一番劝诱下
又引他走向正途。随着年龄的成长，他对德国社会里的虚伪和不正常有了相当的了解，在他
的心中一方面排斥着，另一面又企图去克服它。某日，当约翰外出散步时，被卷入了一场村
民与军人对抗的暴乱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好逃到国外去。只身来到巴黎的约翰，在
巴黎颓废的时潮里，又再度对抗孤独的侵袭。就在他几乎要无法承受下去的时候，内向的青
年奥立维适时出现在他面前，他让约翰真正了解到隐藏在虚伪后面的法国，和重视友谊且具
有真挚情感的法国人民。可是这段友谊，却因为奥立维的死亡而整个结束。约翰不得不再次
的逃亡到瑞士，去投靠他往昔的朋友布朗。布朗的妻子安娜以热烈的情焰袭击着约翰，双方
终于堕入情海深渊中。最后，约翰与安娜企图以自杀来结束一切，却无法如愿以偿，在失望
之余，只好孤独地隐居到修加山。不久，春天来了，约翰受创的心灵复苏了。而音乐上的才
能也终获各界的认同，就在平稳和寂静之中打算度过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时，和意籍女友克
拉蒂的重逢，又使得约翰内心再次点燃爱的火苗，然而这次的恋情，却纯属精神方面之爱的
升华。克拉蒂死后，他一面看着成长中的年轻人，一面等着死神到来。象河里滚滚流水，注
入大海中般。
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包含着巨大的时代内容和社会内容。作品通过克利斯朵夫的经历和遭遇揭
示德、法两国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社会矛盾，揭露和批判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艺术
和腐败的政治，在客观上提出了改造社会的问题。而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正是当时工人
阶级和其他被压迫者的共同呼声。克利斯朵夫这一形象的魅力，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有强
烈的批判意义。克利斯朵夫个人反抗的悲剧，说明了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里已不能
产生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人物。而克利斯朵夫祖孙三代人的悲剧遭遇，则说明了无论是封建
统治者还是资产阶级，都是真正艺术的摧残者和敌人。
《约翰·克利斯朵夫》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作者细致地描绘了人物的心理和思想感情，他
们对大自然景物的深切感受，使作品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作者又以大自然的美来对照现实
的黑暗，使作品生动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令人窒息的气氛，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揭露和批判
力量。同时，作品的心理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处处与作者的议论和思想发挥相映衬，抒情
因素和哲理、政论因素互相交织，构成作品“长篇叙事诗”的独特格调。作者笔锋纵横地描
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三十年欧洲生活的广阔社会图景，提出了社会生活中众多的重大问
题，使作品成为反映当时欧洲生活和思想文化的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社会性长篇小说。
这部循环式小说为20世纪力求捕获整个生命经历的伟大传记小说开辟了道路。爱德蒙·高斯
称《约翰·克里斯朵夫》为20世纪的最高贵的小说作品。另一方面，现代评论家对罗兰的这
部最著名作品挑剔得最多，一些人认为它过于零碎、冗长。对另一些评论家来说，它缺乏文
体感：语调方面有一定量的跳跃性，语言也总在狂欢式和严肃式之间变化不息。即便在有生
之年，罗兰也经常遭到这些批评，他的辩护是：《约翰·克里斯朵夫》恰似生活本身一样充
满插曲和偶然。对他来说，作品的意义在于生命的延续，从一个灵魂到另一个灵魂的火花。
《约翰·克里斯朵夫》牢固地奠定了罗曼·罗兰在20世纪早期文坛的声望。有趣的是，他在
这部作品中预见了一场毁灭欧洲的战争的来临，作品完成不久，这样的战争就爆发了。此时
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15年的小册子《战斗之上》呼吁作战国的
知识分子们去争取和平。这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文学地位的强烈愤怒。法国评论家们认为他只
是个智商高的骂街文人，这成为他和法国年轻人之间的也许永难愈合的一条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