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座，回师部还是先回大少爷的公馆休息一下。”听到两人的事谈完后，开车的沈义扭过头来问道。
沈修文微微沉吟了一下道：“还是先去军部报到。”
自从荣一师并入七十二军之后，沈修文俨然是七十二军的第二号人物。副官不敢怠慢连忙前往通报。
“报告，荣一师师长沈修文前来报到。”走进军长办公室，除了军长孙元良以外，参谋长陈素农也在。办公桌上还铺着一张硕大的华北地图。
“光复，我还以为你还有两三天才能到，想不到这么快就回来了。”孙元良笑容满面的迎了上来：“你来的正好，我和参谋长正在研究华北的形势，一起过来看看。”
参谋长陈素农黄埔三期毕业，是张治中的老部下了，当年沈修文在八十八师当营长的时候，他已经是二六二旅的副旅长了，虽然不是沈修文的直接长官，但是由于张治中的关系，两人的关系也挺不错。
“光复，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刚才我和军座推演敌我双方目前的态势，你也过来参谋参谋。”陈素农朝着正含笑和他打招呼的沈修文招手道。
“校长已经着令成立石家庄行营，由军令部长徐永昌长官任主任，铨叙厅长林蔚长官任参谋长。并且已经命令孙连仲将军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两个师开往保定集中，继而再进至琉璃河；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开赴石家庄，进驻沧县，归宋哲元节制；又调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三个师附第九十一师前往保定集中，向固安、永清、雄县布防，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调至大同、怀来。小鬼子的华北驻屯军不过一个旅团，即便加上热河一带的关东军两个旅团，就想拿下平津，简直是痴人做梦。”陈素农略显得意地说道。
沈修文看着地图上陈素农已经标识出来的敌我双方的进攻态势。正如陈素农所说的，如今日军在华北的兵力，除了北平城下的华北驻屯军之外，还有就是分布在热河的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加起来还不到三万人。平津冀察地区有二十九军近十万人，再加上增援的这些部队总兵力不下二十万。虽然都是杂牌军，但是这些部队大部分都参加过长城抗战，战斗力并不弱，挡住日军的进攻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沈修文记得历史上的芦沟桥事变后，平津地区很快就失守，而且日军沿平汉线、津浦路和平绥线分三路进攻，打的中国军队是溃不成军。
哪到底是什么原因才使得中国军队会如此溃败呢？在淞沪会战提前爆发，南京、上海都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还会不会出现历史上的溃败呢？沈修文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脑子里迅速地在盘算着。
突然沈修文意识到，淞沪会战以及后来的南京保卫战，参战的主力基本上都是中央军。但是如今在华北，中央政府还无法掌控，调上去的这些部队都是分属不同派系的杂牌军。这统一指挥都成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宋哲元究竟有没有决心抗战到底？淞沪会战和南京战役的结果已经摆在眼前，七十万打不过日军三十万，连上海和南京都丢了。宋哲元有没有勇气把他的全部家底都拿出来和日本人拼，还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选择和日本人合作呢？
孙元良却远不像陈素农那么乐观，看了看正皱着眉头长考的沈修文道：“光复，论兵力部属，明摆着日军根本占不了什么便宜，你用得着看这么久吗？说说你的看法。”
“一旦战事扩大，日军在东北的关东军，还有朝鲜军随时可以增援关内。而且现在天津和青岛都驻有日本军队，日本国内的增援部队也完全有可能在这两处登陆。弄不好就会演变成象淞沪会战这样的大战，再说形势瞬息万变，实在是说不好啊。”沈修文考虑了一下，叹了口气说道。
“东北的关东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防范北面的苏俄，不可能派出过多的部队增援华北战场，至于朝鲜军，他们的兵力有限，能抽出一个师团就算不错了。现在，如今九个师团近三十万大军被我牵制在华中一线，国内的兵力已经不多了，就算他们从国内抽掉援军，那我们中央军以及南方其他部队也能马上迅速北上增援。再说，山西有阎锡山，山东有韩复榘，他们的部队也可以随时增援。华北不是淞沪地区，日军想占领华北哪怕象华中一样派出三十万部队，我看也不一定能得逞。”陈素农一脸不服气地说道。
沈修文没有分辩，只是暗暗苦笑，华北毕竟不同于华中，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全中国，但是各路军阀盘踞在华北，即便中央政府的军事部属有板有眼，但能够落到实处的，究竟能有多少呢？
孙元良显然听出了沈修文刚才话中那句“形势瞬息万变”的潜台词，苦笑着摇了摇头道：“叔龙，你不要把形势估计得太乐观了，且不说这些部队能不能不打一丝折扣的把命令贯彻到底，他宋明轩有没有勇气跟日本人放手一搏还是个问题。”
陈素农一愣，连忙道：“现在全国上下抗日之声一片，张汉卿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他们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和日本人合作不成？”
陈素农是个纯粹的军人，不懂政治。孙元良苦笑着朝沈修文看了看，最后还是沈修文叹了口气道：“参座，利益有时能蒙蔽人的眼睛，华北是他们的根基，牵涉到他们的根本利益。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虽然我们现在都看的很清楚，但是设身处地，如果换了你我，恐怕也难免会存在侥幸心理。”
正如沈修文和孙元良预言的那样，此时此刻华北的局势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经过三天的激战，二十九军和日军华北驻屯军都没有占到便宜，但是二十九军的顽强抵抗，加之外围中国军队的频繁调动，让华北驻屯军感觉不妙了，目前和二十九军作战的只有他们华北驻屯军的河边旅团，各路援军还未到达。而且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在华中的战局稍微稳固的情况下，内阁大多数的意见并不赞同轻启华北战端。毕竟中苏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时的日本内阁还不敢排除苏俄军队出兵干涉的可能。
于是，十月四日上午，日军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来到北平二十九军指挥部，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说起了软话。松井太久郎向秦德纯表示，此番卢沟桥引发的冲突系出误会，希望两军能停战会商。
秦德纯身为军人，又与日军在华北周旋多年，深知其秉性狡诈，此举议和，很可能是缓兵之计。但由于二十九军几年来“不应战”的一贯政策，使其生出些侥幸心理。而且此时军长宋哲元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在军长未到的时候，他这个代理军长自然不愿把事情闹大，一切等军长来了再说。既然日本人主动提出就地协商解决，何乐而不为。双方经过商定后，达成了几点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战；（二）双方各回原防；（三）双方组织视察团监督双方撤兵情形。
而此时正在往天津赶的宋哲元此时的心情也非常的矛盾，芦沟桥的炮声让他不能在回避下去了。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军人，他和他的二十九军官兵从感情上是爱国仇日的，长城抗战，便使他这种感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但从私的角度说，宋哲元心里还有本小账。宋哲元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几次倒蒋，与蒋介石“拔刀相见”，蒋介石不可能无动于衷。但蒋介石的政治伎俩，所有的地方势力的人心中都清楚，冯玉样倒蒋，蒋介石绝不会杀冯玉样本人，那样做目标太大。但冯玉样的旧部，作为冯玉祥倒蒋的资本，却跑不了。蒋介石为一件事会记上十年，只要时机一到，是定要收拾这些非蒋嫡系不可。民国二十四年蒋介石找了个借口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再次给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难堪和怨忿中，宋哲元开始与日军接触，想挟日人以自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丢掉军队老本。
作为旧中国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奸”的骂名，也要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
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他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当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弟弟劝其像蒋介石、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说：“冀察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府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中央命我尽力折冲，争取三年时间，使政府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并说：“今后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
民国二十五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给砸了。
但是华北地区中日矛盾日益激化，仅靠宋哲元的调节缓解显然已无法解决问题。特别是淞沪会战爆发，日军更加变本加厉，几乎天天找他的麻烦，步步施压，宋哲元心绪烦乱，心情坏到了极点。而南京政府已经公然宣称要抗战到底，绝不跟日军妥协。在两面都不能讨好的情况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宋哲元没有选择抗争，反而选择了逃避，回到山东乐陵老家。但是他的离开并不能解决问题，芦沟桥的枪炮声最终还是响了。
芦沟桥事变后，十月二日和三日，宋哲元接连接到蒋介石的两封电报：“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让宋哲元的心里直犯嘀咕，以他的经验来看，华北中日两军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一次两次，这次的芦沟桥事变虽然发生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后。但是此时的正如沈修文所说的那样，还报着侥幸心理，认为卢沟桥事件有可能降为地方事件而加以解决的前提下，有必要与日本人全面交战吗？战端开启容易，收时就难了。难道我西北军辛辛苦苦营造的华北局面今天就这样完结了吗？这一切让宋哲元瞻前顾后，矛盾重重。
同时，蒋介石积极地调兵遣将，更让感到疑虑，虽然蒋介石调来的孙连仲和庞炳勋两部部归他节制，这两支部队也是西北军。但是早在中原大战时期，孙连仲就明确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同样庞炳勋也在最后关头临阵倒戈，这两个在宋哲元眼中的背叛者，他并不信任。说不定就是趁此机会来夺权的。还在赶往天津路上的宋哲元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为了保住自己能在华北继续统治，为了保住二十九军这支维持统治的军队，和日本人只能和，不能战。
十月四日晚，宋哲元秘密返回天津，一到天津他就接到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报告，当他听说日军主动提出协商解决，并且已经签订了停战三项协定，顿时大喜过望，更加坚定了他只能和，不能战的初衷。同时，立即召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召开军政会议。
会上，鉴于日军华北驻屯军的兵力有限，包括主管军事训练团的副军长佟麟阁在内不少将领主张乘胜攻击日军，在日军援兵开至前结束战斗，形成既定局面，这样既有利于日后的谈判，又能压住日本人的气焰，使日军不敢在华北扩大战事。而且为此，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甚至已拟好了进攻作战方案。二十九军大多数旅、团长也都主张向日军发起攻击。
下面的反应显然跟宋哲元的想法背道而驰，他把目光注视到了一言未发的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的身上：“尽忱，你怎么看？”
西北军在冯玉祥创建以来，一直是以家长制管理，曾经的冯玉祥一向以家长自诩，对待下属动辄打骂、罚跪，就连对待他的副手兼把兄弟鹿仲麟也不例外，这也是造成冯玉祥后来众叛亲离的原因之一。不过，张自忠却是一个异类，他一向把忠义看的很重。当年中原大战，明知败局已定，但是他还是断然拒绝蒋介石高官厚禄，依旧为冯玉祥卖命。
当年宋哲元出面改编西北军残军，组建二十九军时，手下几名师长，张自忠的势力是最大的，而且现在正在北平和日本人对峙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又是张自忠的老部下兼好友，所以在二十九军中除了他宋明轩，张自忠的威信要超过秦德纯和佟麟阁两位副军长。所以张自忠的态度是举足轻重的，此时的宋哲元很希望张自忠能站出来支持自己。
张自忠很明白宋哲元的意思，他也知道要想保全二十九军这支西北军的唯一力量，只能和不能战。其实，在开战前冯治安曾征求过他的意见，当时张自忠也是主张给日本人一个教训。但是此时面对宋哲元的目光，从小扎根在他心中的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使得他在稍稍考虑后，低沉地说道：“军座，您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只要您做出决定，我张自忠绝对服从并且拥护。”
宋哲元闻言顿时大喜，连忙道：“好，好，好。尽忱，果然深明大义。”接着，扫视了一圈，清了清喉咙道：“目前的局势已经到了我们二十九军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大家都赞成打，但是我现在要问问大家，怎么个打法？如何打？虽然目前我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大家别忘了，在东北和朝鲜还有日军的几十万大军。淞沪大战我们七十万人尚不能挡住日军的三十万人马，南京战役十万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更是不到一个星期就前线溃退。一旦事态演变成华中的局势，我们二十九军又能坚持多久呢？我们要好好想想，打起来到底对谁有利？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唯独对我们二十九军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不能打，只能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住华北地区的和平，才能保全我们二十九军十万将士的生命。”
宋哲元这席话说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那些原本主战的将领有的若有所思，有的则一脸的迷茫。主战态度最强烈的副军长佟麟阁和副参谋长张克侠则瞪大了眼睛，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