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中的纪传，可以看出，司马迁互见法的运用是刻画人物的需要。司马迁巧妙地运用互见法。在人物的本传中，围绕主题，集中叙述和描写那睦与人物相关的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的事件，突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将人物的次要方面，即些不利于表现主题、或有损于人物形象完整性的其他史实，放到与之有关的人物传记中去加以补述。如《魏公子列传》里，司马迁塑造了一个礼贤下士、急人所难的政治家形象。
司马迁《项羽本纪》是运用互见法塑造人物形象最为出色的范例。项羽自叙七十余战，司马迁在传记中所记独矩鹿、垓下两战为详。在楚汉相争中，司马迁又通过重点写鸿门宴，塑造政治风云中的项羽的形象。《项羽本纪》主要是通过钜鹿之战、鸿门宴、核下之围这3个典型事件，描写了项羽在推翻暴秦统治斗争中的丰功伟绩，塑造了一个“力拔山、气盖世”的英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项羽并非一个完美的人物，他有许多缺点，打过败仗，品性凶残，是一个不得人心的孤家寡人。为了保持项羽形象在本传中的统一完整，对项羽的种种缺点，司马迁在本纪中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是略而不载。而在《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黯布列传》等篇中作了补叙。例如，刘邦曾与群臣论项羽之败，集中叙写了项羽的缺点。而项羽的致命弱点刚愎自用，又是通过韩信之口说出来的。司马迁运用互见法，既组织了历史素材，突出了人物形象，又保持了历史真实，收到了“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良好效果。
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之一秉笔直书，春秋时齐国的太史兄弟和晋国的董狐都是秉笔直书的良史，司马迁继承了他们这种“实录”精神。《史记》完成不久，便以信史闻名于世，扬雄（《法言·重黎篇》）就曾指出：“太史公曰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也说：“自刘向、扬雄博览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稳恶，故谓之实录。”从班固的评价中看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主要表现以下两点：
第一、“其文直，其事核”。
这是要求史家作史有据，不向壁虚造，忠于史实，不作曲笔。关于这方面的评价，前人多有论述。刘知几说：“《史记》者……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史通·二体》）这是总论《史记》的文直事核。何乔新论述得较为具体：“上自皇帝丁迄汉武，首尾三千余年，论着才五十万言，非文之直乎？纪帝王，则本《诗》、《书》。世列国，则据左氏。言秦兼诸侯，则采《战国策》。言汉定天下，则述《楚汉春秋》，非事之核乎？”（《何文肃公文集》卷二）据何氏所言，所谓文直，在于能用简洁的文字概括悠久的历史。据王鸣盛的理解，“文直”即直笔无隐，他说：“子长于《封禅》、《平准》等书，《匈奴》、《大宛》等传，直笔无隐。”《史记》中属于“直笔无隐”的书传何止王氏所列这些？最能反映司马迁“文直”实录精神《陈涉世家》。司马迁之所以要为陈涉立“世家”，把他作为诸侯来对待，正是由于他尊重史实，从秦汉之际风云变幻的历史实际中，他看到了陈涉在推翻暴秦统治的起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于是在《史记》中实录了这一历史过程。他（《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认为，“初作难，发于陈涉”。又（《陈涉世家》）说：“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说明司马迁充分肯定陈涉的“首事”之功，从司马迁这些记载中看出，如果没有陈涉的“首事”，便没有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更没有汉王朝的代兴。所以，在司马迁的心目中，陈涉就是“开国”的王侯，理应立为“世家”，惟有如此，才算忠于历史事实，他在《自序》宣布了为陈涉立传的目的，说：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文直”的实录精神是要有胆识的。有胆无识，难称良史；有识无胆，必作曲笔。班固后来作《汉书·陈涉传》时，虽基本上保留了《史记·陈涉世家》中的史实，却不承认陈涉首功，把司马迁写的“由涉首事也”故意抹去，并将“王迹之兴，起于问巷”也加以改写，反映了他的曲笔之弊，说明他的胆识远在司马迁之下。这就使人们更加反映出《史记》“文直”可贵的精神。
“事核”即其涵义述事准确。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说；“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在《五帝本纪》中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说明他的着述以六艺为根据，诸子争鸣称引古人古事以自证，其意本不在历史，多不可取。他据戴记从纪五帝，而不取百家；据《论语》以传太伯，而疑许由、正轶诗。至于记上古轶事，凡非属雅驯之文，尽删汰无遗。由此可见司马迁写作的求实精神。《史记》述事必取信于六艺，以求史实的准确无误。如《殷本纪》记载的殷的始祖契的一段文字是综合《诗经·商颂》之《玄鸟》、《长发》而成。又记载汤伐桀于鸣条的史实全采自《尚书·汤誓》。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又《周本纪》记载周始祖珀稷的事迹的那段文字全是采摭《诗经·大雅·生民》篇融会而写成。
从以上司马迁对古代史的记述，对近代史和当代史，他也同样重视史实的准确性。不是取信于儒家的典籍，而是“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据汉王朝藏书处所收藏的各国史书和汉朝的档案资料，有关他对当代史记述的真实性，可以看出对当时汉武帝的描述。《史记》虽然是效法《春秋》而作，但在为武帝立传时，司马迁一反《春秋》为尊者讳的笔法，把直书的实录精神贯彻于《史记》的写作过程。在《史记》中，他首先肯定了汉武帝的功绩。他认为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起到了强干弱枝的作用，有利于汉的统一。他肯定了武帝在兴修水利事业方面的贡献。在《河渠书》中，他以赞赏的心情，记述了武帝的治河的业绩：
“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沈白马玉壁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决河。”
司马迁在歌颂汉武帝的诸多功绩的同时，对他的好大喜功、不爱惜民力等方面的过错，也决不放过，如实的记载下来，体现了他的不为尊者讳的实录精神。汉武帝征伐匈，对巩固政局的稳定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由于连年穷兵黩武，使汉朝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受到了重大损失，文景时期的积累已挥霍殆尽，元气大伤。百姓更加贫困，出现了“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悲惨景况。司马迁对武帝征伐匈奴采取直书的态度，既肯定战争取得的胜利和它的作用，又如实准确地记载了战争给汉朝及广大人民带来的灾害。他在（《史记·匈奴列传》）指出：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在我国古代，着述史书每为本朝的事迹讳饰，能文直事核是十分少见的。司马迁敢于面对现实，信史直书，其胆识令人敬佩。第二“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认为撰史应该求是存真，兴驻要善恶必书，而且要做到恰如其分。即班固所讲的“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曾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实，婚者或损其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做法。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卷二）对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具体做法作了简要评论，他说：“伯夷古之贤人，则冠之于传首；晏婴善与人交，则愿为之执鞭，其不虚美可知。陈平之谋略，而不讳其盗嫂受金之奸；张汤之荐贤，而不略其文深意忌之酷，其不隐恶可见。”何乔新论述是有根据的。司马迁怀着一种十分崇敬的心情写《伯夷列传》的。在这篇传记中，他主要不是记述伯夷、叔齐的事迹，而是传写他们的高尚精神，是借伯夷、叔齐的不幸遭遇而抒愤慨之情和发不平之议论。表述了自己的写作态度和撰述《史记》的思想意图。这种写法，很像屈原列传，而与其他传记不同。明陈懿典《读史漫笔》即指出：“屈原、伯夷乃太史公列传变体。叙事中忽入议论，议论中忽接叙事，离合变化，如神龙乘云驭风，莫可端倪。”的确道出了这篇传记写作上的特点，即不在写人物的事迹，而重在表现人物的精神。所以林駉说：“以伯夷居于列传之首，重清节也。”（《古今源流至论·史学》）伯夷、叔齐有关“清节”，司马迁在传记中记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代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爱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从这段文字看出，伯夷、叔齐是主张礼让而反对战争，主张仁政而反对暴政的，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司马迁，他无限同情地说：“余悲伯夷之意。”他不同意孔子所谓“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河怨乎”的看法，认为这与史实不合。他说：“睹轶诗可异焉。”因此采摭史实，以反驳孔子的错误观点，并传写伯夷、叔齐的真实精神。从轶诗《采薇》看，伯夷、叔齐何尝不怨！在司马迁看来，一个重清节的人遭遇不幸，“能无怨乎？”（《史记·屈原列传》）他们含怨怀恨是正常的现象。
司马迁仅用上述一段文字记述伯夷、叔齐的“清节”事迹，其余全是传写他们的精神。如：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
这是谴责天道之不公，是赞美伯夷、叔齐的高尚品格和宁死不屈的精神。又如：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
这是指斥近代历史上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现象，残暴者享富贵，忠贞者遭祸患等，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写出伯夷、叔齐的清廉节操及其悲剧结局。他还用孔子对廉洁之土的赞颂来表现伯夷、叔齐：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一个廉洁之士，是不会与自己政治理想不同的人共事的，也不会抛弃自己的信仰去追求富贵，他们的高尚节操越是在乱世越表现得明显，只有这种人才应当为世所重。孔子所谈的是一个“积仁洁行”的人应采取的行径，实质上，司马迁是借此赞扬伯夷、叔齐的高尚品德。
从《伯夷列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司马迁当时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依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去赞美志行高洁的伯夷、叔齐，不是没有根据的，是有现实意义的，可以说是“不虚美”。
司马迁从实际出发，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善恶必书，决不护短。例如，李广是司马迁非常敬佩的人物。在李广传后，他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比喻，高度地评价了李广。司马迁在传中没有放过李广的缺点。在李广传中，记录他自己的一段话：“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揭示了李广也有残暴的一面，绝非完人。又如李广免官居家时，曾因犯夜禁被霸陵尉拘留过，后来李广做右北平太守时，“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反映了李广的心胸狭窄和报复心理。
司马迁对那些令人憎恶的人物，做到实事求是。可贵的是，在他所贬斥的人物里，如果有某些值得肯定的，他也能做到据实载述，不抑其善。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对于十多个酷吏的横行霸道，严刑峻法，都做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对酷吏也做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肯定。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写张汤是个既“乡上意”，即看君主眼色行事，又“傅古义”，即缘饰以儒术的酷吏。司马迁描写他值得肯定的方面，是他做廷尉时向汉武帝荐贤，常扬人之善，蔽人之短，把错误归于自己，把成绩让给别人。如记述：
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着谳决法廷尉洁令，扬主之明。奏事即谴，汤应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曰：“固为臣意，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释。间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正、监、掾史某为之。”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
在当时博得好的名声。张汤做廷尉、御史大夫多年，死后却家无余财：“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司马迁赞扬他说：“其廉者足以为仪表。”认为可以作为封建官吏的表率。司马迁又揭露张汤为人的另一方面，即“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干了很多诡诈的事。他“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阴一套，阳一套，完全是一个两面派。他“务在深文”，以酷察为忠，按照汉武帝的意旨断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是封建统治者的忠实爪牙。司马迁对张汤也都做了客观的记述。张汤的执法，为了打击豪强、宗室、外戚、猾吏、“豪强兼并之家”，这对巩固中央集权是有积极意义的；张汤为了镇压人民，推行严刑峻法，使得官事耗费，民不聊生。司马迁写他打击豪强、宗室的情况说：“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对张汤打击豪强、宗室方面的作用，司马迁是以赞许的笔调写出：
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
司马迁没忘记张汤受谴责的一面，在写他舞文弄法，大事兴作，搞得民心思变时说：“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张汤又成为天下人所痛恨的对象，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说，张汤死，“而民不思”。从人民的角度对张汤罪恶行径的批判鞭笞。
司马迁最大贡献首先是在历史学方面。他的史学思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启迪和影响着后世众多的史学家。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历史意识”，即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这也正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可贵之处。司马迁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用他自己的名词说，就是“变”，就是“渐”，就是“终始”。他曾说：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自序》）
原始察终，见盛见衰……天人之际承敝通变。（《自序》）
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
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词，不务综其终始。（《十二诸侯年表》）
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平准书》）
于是谨其终始，表见其文。（《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报任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