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绰(498～546年)，字令绰，北朝岐州武功(今陕西武功)人。史书上说他“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并以天下统一和百姓安乐为己任；后经人荐举，当了西魏丞相、尚书令、大冢宰宇文泰的行台郎中。宇文泰十分赏识他，于大统十一年(545年)提升他为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领着作郎，总管国家财政、农业及朝政机密事务。
一
宇文泰是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鲜卑人。其政权中的大多数官吏，也都是些军人出身的鲜卑贵族。多年来，那些人只知拼杀疆场，不会治国安邦。在宇文泰重用苏绰之前，朝政混乱，吏治腐败，百业不兴，国力孱弱。苏绰上任后，认真总结前朝兴衰更迭的得失，悉心研究当时的社会弊病，在宇文泰的支持下，提出并推行了一系列革新主张。
首先，他从整顿日常公务人手，创立了几项新制度：如公文政令的撰拟、颁布程序、财务记账、户籍管理的办法等等。其中，在账面上采用黑色计数来表示收入、用红色计数来表示支出的做法，令人一目了然，“天下称便”，至今仍被沿用着。
随后，苏绰又鉴于北魏忽视基层建设、不关心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在乡村设置了里长、党长，负责调解和处理民间纠纷，倡导和安排百姓垦荒，并及时反映百姓的要求和愿望等等。
苏绰还特别强调政治清明。他曾亲自在阳武门摆下笔墨纸砚，征求各界有识之士的建议劝谏；亲自为官吏讲学，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一旦发现哪位官员在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方面表现优异，又马上对他们进行及时的表彰和广泛宣传。
二
苏绰一生最大的贡献，当是他审时度势，及时向宇文泰提出了六项汉化改革方案。宇文泰看后，赞叹不已，即让朝廷以诏书的形式颁布天下，此即历史上有名的《六条诏书》，即：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所谓“先治心”，是说“凡治民之体，先当治心”。要求宰相乃至国君率先垂范，令百官“不贪货财”，无“邪僻之虑”，能“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吏治氛围。
所谓“敦教化”，是针对“世道凋丧”，“民不见德”的积弊，要求百官不以刑罚是用，而要以自身的行为去示范百姓，“教之于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于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于礼义，使民敬让”，从而达到天下大治。
所谓“尽地利”，就是广泛发动男女老少，充分利用土地资源，除农耕、蚕织之外，还要“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畜育鸡豚”，进行多种经营。基于春耕、夏种、秋收三时正是农忙季节，他主张此间尽量避免军事行动，切勿大兴徭役。他还建议将垦田和收成的多少，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重要标准，好的表彰晋升，坏的惩罚、免职。
所谓“擢贤良”，就是一改过去选拔官吏的陋习，不再限于门第、资历，而放手将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
所谓“恤狱讼”，就是针对当时官吏执法普遍存在宁酷勿宽的状况，主张明慎庶狱，刑罚适当。
至于“均赋役”，则是针对当时赋税征收中“舍豪强而征贫弱”、“纵奸巧而困愚拙”，以及“差发徭役”时“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等等不合理现象，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地做到“平均”、公道。
《六条诏书》一度成为西魏统治集团治国临民的纲领。由于它的实施，西魏随之万象更新，并很快变得富强起来。
三
苏绰尽管功高名大，位尊权重，但他从来不谋私利。史书上说：他“心如清水，形如白玉”，素“以廉慎见称”。在生活上，他一直保持着俭朴的习惯。他不为自己谋殖田产宅第，除了所得俸禄，家中别无余财。
在严于律己的同时，苏绰也严以律子。他的儿子苏威，后来成为隋朝宰相，不但以节俭为美，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去保护忠臣，致使隋文帝杨坚动情地说：“像你这样忠臣敢谏，我从此可以无忧了！”
苏绰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日夜操劳，终于积劳成疾，不到50岁便与世长辞。
苏绰死后，宇文泰十分悲痛。他曾含着眼泪对众公卿说：“苏尚书平生谦退、敦尚俭约，我想成全他平素的志向，却怕人们会有议论；如果厚葬盛敛，又悖于昔日与苏尚书相知之道。实在是进退两难！”最后，为了免人议论又不夺其志，采取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由朝廷以最高的祭祀规格太牢祭奠；却从俭薄葬，用一辆牛车将其灵柩载回故里；而当灵车离京时，宇文泰又亲率满朝文武大臣徒步送行到郊外，又亲自在车后酶酒，还说：“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随后举杯恸哭，杯子掉在了地上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