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650～721年)，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孟津)人。他曾在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和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元年(713年)三次为相，对挽救危局，整顿吏治，振兴经济，开创开元之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称之为“救世宰相”。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也说：“唐世宰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意思是，在唐朝360多名宰相中，房玄龄、杜如晦和姚崇、宋碌是最出色的。
一、整肃吏治
姚崇一向认为：“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鉴此，在他任相期间，除了确保自己“身正”，还分外下力气整肃吏治。
早在睿宗即位前，曾一度时兴“斜封官”：公主、后妃们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皇帝面前撒娇求情，由皇帝直接颁下敕书任命官吏，并用斜封交付中书省办理有关手续。如此一来，铨选官吏的机构形同虚设，买官卖官现象日益严重。据史料，当时官多为患，滥官充溢，甚至出现了宰相、御史及员外官办公时连座位都没有的现象，被时人戏称为“三无坐处”，大大影响了正常的政务活动。那些花钱买官的人，做官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财，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同时，官多俸多，国家开支更大，也进一步加重了百姓负担。
鉴此，姚崇联合宋碌等人上疏睿宗皇帝，力主：“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是，他迅速撤销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司、监、署，并一次性罢免了斜封官数千人。
玄宗继位后，姚崇裁减冗员的力度有增无减。他先后罢免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并申明：曾担任这三种官职的人，如果今后没有突出政绩或战功，吏部和兵部不得重新录用。
对于那些“走后门”谋取官职的，无论何人，姚崇无不坚决制止。有一次，申王李成义向玄宗请托，要求把他府中一个名叫阎楚圭的录事升为参军。录事为九品，参军为正七品，如此破格提拔，在当时还不多见。但是，玄宗竟然答应下来。姚崇闻讯，立即上疏反对。他说：“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意思是：量材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命部门，如果因亲故之恩就给以升官晋爵，将会重蹈前朝冗官泛滥之辙，扰乱国家法纪。经他一番力争，玄宗才收回了成命。从此，向皇帝请谒讨官的恶习大为收敛。
姚崇十分注重以法制约束百官。对违法乱纪者，无论是谁，决不宽容。有一次，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理当治罪。但是，当王仙童受到御使的弹劾后，李业竟面见父皇，求他网开一面宽释王仙童。姚崇听说后，又马上上疏道：“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玄宗经过反复考虑，终于采纳了他的意见，使王仙童得到了应有的惩治。这一举措，给了那些无法无天的豪强贵族当头一棒，使他们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了。
此外，姚崇还鉴于武后末年以来接连发生政变的教训，协助玄宗将诸王改任外州刺史，只享爵位，不再掌握军政大权；规谏玄宗“戚属不任台省”、“不预朝政”；还奏请玄宗同意后，实施了中央官和地方官相互交流的制度等等。凡此种种，都收到了显着的成效。
二、施惠百姓
姚崇在第三次拜相之前，曾向玄宗提出了十项改革建议。其中，第一项是“施政应以仁义为先”，第二项是“数十年不求边功”，第五项是杜绝一切苛捐杂税，和第七项禁止建造寺观宫殿，都直接涉及百姓利益。
在唐代，佛教盛行全国。特别是中宗以来，达官贵人、豪绅富户都纷纷营造佛寺，“度人为僧无穷，免租庸者达数十万”。这股寺院地主势力的形成，大大加重了百姓负担，也造成了国家财政的日趋枯竭。为此，姚崇上疏玄宗，请求裁减和尚。他说：“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接着，又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只知信佛的危害性。玄宗深以为然，遂下令裁僧尼3万人，令他们还俗从事生产；并禁止新造佛寺等等。
开元三年(715年)，山东、河南等地闹蝗灾。据说，当时蝗虫多得飞起来遮天蔽日，停下来密密麻麻，将禾苗吃得干干净净。由于时人长期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都认为这是“天灾”，只有上天开恩才能禳祸。所以，眼睁睁地“坐视食苗不敢扑”，只求上天降吉祥。消息传到朝堂，文武百官也一筹莫展；惟有姚崇上疏，主张扑杀蝗虫。为消除皇帝疑虑，姚崇还坚决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谍处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消除！”玄宗见他这般态度，才下了扑蝗的决心。
接着，姚崇下令各地官员带领百姓去灭蝗；还特派御史，取名“扑蝗使”，分赴各地，前去督办。这时，有个名叫仉若水的地方官跳了出来。他不但不欢迎“扑蝗使”，不组织灭蝗，还给皇帝写了个奏章，说蝗灾是上天对人的惩罚，不是人力所能灭除的。并劝皇上多做有德行的事，尽快感动上天，请上天把蝗虫收回去。姚崇看罢奏章，气愤异常，当即给仉若水写信说：“如果多做有德行的事就能解除蝗灾，那么，你管辖的地方出了那么多蝗虫，不正说明你没有德行吗？目前，你眼看着禾苗被蝗虫吃掉而不管，将来闹起饥荒，你又当如何？”倪若水见信后胆战心惊，再也顾不得上天怪罪不怪罪，连忙发动百姓去灭蝗，并在几天内消灭蝗虫14万只之多。
接着，京城有位名叫卢怀慎的官员又劝阻姚崇说：“外面的人议论纷纷，说蝗虫杀得太多了，恐怕会得罪上天”，劝他手下留情。姚崇毫不动摇，还脱口而出：“若如此而会招来灾祸，那么，我一个人承担就是了！”
由于姚崇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结果山东等地才“蝗虫渐止息”，避免了一场大灾荒。
三、公正无私
姚崇公正无私，重视法纪。他力保吏部尚书魏知古的事，一直被传为美谈。
魏知古原是一位小吏，姚崇见他忠君爱民又精明能干，一步步将他提拔起来，并引荐他进人了内阁。开元二年(714年)，玄宗令魏知古赴东京洛阳考察选拔官员。这时，姚崇的两个儿子正在那儿任职。他们基于其父和魏知古之间的关系，便求魏知古予以“关照”，从而得到晋升。不料，魏知古却原原本本将此事报告给了玄宗皇帝。玄宗帝为考验姚崇，便找了个机会，装作聊天的样子问他的儿子德才如何、任何官职？姚崇遂坦诚地介绍了两个儿子的情况，说他们“为人多欲而不谨”，一定会找魏知古“走后门”。玄宗见他如此诚恳，很高兴。同时，又“薄知古负崇，欲斥之”。也就是：对魏知古对不起姚崇的做法，很不满意，并打算把他赶出吏部。对此，姚崇坚决不同意，再三请求道：“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私于臣，累圣政矣。”意思是：臣的儿子没有规矩，扰乱陛下的法律，陛下能原谅他们，已是臣之大幸。但为了臣而驱逐魏知古，天下人就会认为陛下对臣有私心，就无益于帝王的教化了。玄宗见他情真意切，思忖再三，才取消了自己赶走魏知古的打算。
二年后，姚崇的那两个儿子由于劣性未改，又“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以至于为时所讥”。也就是：到处拉关系，走后门，接受别人的馈赠，结果遭到时人的嘲讽。此外，姚崇所信任的中书省主簿赵海，也“受胡人赂”。姚崇认为，在此情况下自己若继续担任宰相，将于国于民都不利。于是，恳请玄宗让他辞职，同时举荐了广州都督宋璟来接替他。
此后，姚崇在尽力报国济民的同时，分外加紧了对子女的教育。他还仿照前贤陆贾、石苞的做法，将其田园家产分给诸子，让他们人各一份，独自经营管理，自食其力。经过他多方训导，他的儿子们才改邪归正，并成了国家的良材。其中，长子姚彝担任了光禄少卿，次子姚异担任了坊州刺史，少子姚奕先后担任了礼部侍郎、尚书右丞。
四、清正廉洁
姚崇曾作过五篇短文，分别为《执称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和《冰壶诫》。他在其《执称诫》中，提出“为政以公，毫厘不差”；为官应“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弹琴诫》中，主张“移风易俗”，“治国之首，大急小缓”；在《执镜诫》中，告诫官吏要“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在《辞金诫》中，要求官吏“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而在《冰壶诫》中，又表示“与其浊富，宁比清贫”。他如此言，也如此行，而且率先垂范，为人师表。
在开元前期，姚崇虽然官居相位，却在朝堂附近一直没有自己的宅第，全家人都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他每天上朝理政之后，常常不能回家，而只身借宿在一个名叫冈极寺的寺院里。有一次，他患了疟疾，又怕耽误了公务，就让家人到冈极寺侍候他。一旦感到病情好转，仍然坚持上朝议政，或者批阅属下送来的公文。上常令源乾曜于心不忍，特地奏请皇帝让姚崇搬进中书省所属的四方馆居住，皇帝当即予以批准。但姚崇却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存有公文，不便居住。于是，坚决予以谢绝。皇帝感慨万千，当着许多人的面对他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姚崇去世时，社会上盛行厚葬之风。他对此极为反感，特留下遗嘱：他死后，不准崇佛敬道，不准为他厚葬。还说：“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备一副而已。”之后，又再三叮嘱他的子孙，一定要按照他的嘱咐去做。还告诫子孙：“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唐玄宗得知姚崇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下令为他撰写碑文，并赞誉道：“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