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即根据老百姓家中财产的数量，分别叫他们出钱雇人服役，下到单丁、户，这些本来本就不必服役的家庭，也一概叫他们出钱，这叫助役钱，免役法的推行，使各等户都出钱，豪富之家财产多，出役钱也最多。同时也使轮流充役的农民得以回乡务农，有利于农业生产。此法熙宁五年（1072）开始实施。这是继均输法之后，对大商人的进一步限制，并首先在开封设立市易务，作为执行市易法的专门机构，还从内藏库拨出一百发给作为市易本钱。以后在杭州、成都、广州等许多城市也设立了市易务。市易法的推行，使中小商贩和外来客商避免了豪富巨贾的压榨，使一部分商业利益从大商人手中转到政府手中，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税收。
方田均税法。以东、西、南、北四至各千步，相当于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的面积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县位分地统计，查验田地的肥沃与贫瘠，确定它们的土色和质地，分为五等，根据土地等级，均定地税数额。此法于熙宁五年（1072）八月颁布施行。先在京东路实行，以后推广河北、陕西、河东等五路，且只限于五路的平原地区。方田均税法的推行，给隐田漏税的家强地主以沉重打击，对地少地薄而税重的贫苦农民，相对减轻了一些负担。
整顿治安，加强军备，也是新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下面诸方面；
保甲法，把乡村各农产登记入册，二名男丁中取一名，十家为一保，保了都发给弓努，教他们作战的阵法。此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首先在开封府地区实行，以后推广到京东、京西、河北、陕西诸路，最后推广到全国。实行保甲法，建立起严密的治安网，就是使保甲丁成为正规军的补充力量，“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这是军队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因而王安石要求对保甲兵加强了训练，并取得较好效果。“教艺既成，更胜正兵。”到熙宁九年（1076）止，全国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保甲兵已达五十六万多人，加强了宋朝军队的实力。
保马法，凡是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养一匹，以牧马监现有的马匹给他们饲养，或者官府给予马价，让他们自行选购良马，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有马匹死亡或生病的给予补偿。此法熙宁五年（1072）五月先在开封府试行，熙宁六年八月颁布实行。保马法的推行，由于饲养较好，减少了马的死亡，同时也减少了政府的开支。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王安石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打击了大官僚贵族、大商人对人民的疯狂掠夺，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财力的再调整，“损有余以补不足”，力求民不加赋而国足用。正因为限制了大官僚贵族的经济特权，新法遭到守旧势力的猛烈反扑和围攻。
王安石曾经讲过三句有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认为自然界的灾害，不用害怕；祖宗的主法，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可以改变；社会上的舆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错误的言论就不应当接受。这三句话反映了王安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革新的精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的变法措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王安石所采取的措施，只是为了缓和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挽救宋王朝的危机，他只能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腐败的官僚机构，在统治政策上作了某些调整。王安石对大官僚贵族的限制是有限度的，革新派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从一些反对新法人们的奏章和文书中，还可看到，有些新法为某些贪官污吏所利用，反而起了扰民的作用。
四、西望国门无力回天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受到猛烈的攻击。新法刚一出台，就马上遭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御史中丞吕海评论王安石有十大过失，出判大名府的韩琦把劝谏停止实行青苗法的奏疏送到朝廷；翰林学士司马光在起草批答诏书中有“士大夫沸腾，黎民百姓骚动”的强烈指责新法的词句，他并且引用朋友间应互相劝勉从善的道理，三次写信反复劝导王安石……
他们的反对使神宗开始动摇，并且疑虑重重，再加上曾公亮等人也出来指责青苗法，王安石虽然为辩，也不能解除神宗疑虑，于是王安石称病在家，并上章奏请罢职。这时，翰林学士司马光也称青苗法使“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王安石再度上章奏辩，后来神宗头脑才清醒过来，承认自己为“众论所惑”，并遣使督王安石视事，王安石才又继续执政，进一步推行新法。
然而斗争远未停止，反对派又在免役法、市役法等问题上变着法儿掀起反变法的浪潮一熙宁四年（1072），监察御史刘挚、御史中丞刘绘多次上疏神宗反对免役法，声称免役法“有十害”；熙宁五年（1072），华州山崩，枢密使文彦博说这是市易司差官自卖果实所造成的后果面对着进攻，王安石一一予以还击，他上奏神宗反驳说：“华州山崩，臣不知天意为何？若有意，必为小人发，不为君子”并认为人之所为，“亦不必合天意”。熙宁六年（1073）七月，反对派对市易务实行的“免行钱”又发动攻击。“免行钱”是将商行为开封官府供给的百货改为按商行收利多少交纳“免行钱”，这是参照免役法而实行的新法规，这个法规使那些肆意勒索的官吏和从中渔利的禁中皇族、后族以至宦官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因而他们和反对变法派的官僚结合在一起，发起猛烈进攻一此时神宗也疑虑起来，问王安石：“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不便，何也？两宫乃至江下，忧京师乱起，”王安石毫不犹疑地揭露了后族所以反对免行钱的原因。因此更招来后宫的强烈反对，她们纷纷要求废除新法，赶走王安石。参知政事冯京见风使舵也随声附和，宫廷中形成了一股反变法的逆流。熙宁六年至八年，又连续发生两年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脸上布满了愁云，在朝上叹息不已，这也成为反对派攻击变法的口实。变法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遭遇大旱，一个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吏郑侠在冯京的指使下，在熙宁七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后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声泪俱下，皇帝终于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种说法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民间的声音因为《流民图》事件而上达天听也是事实。这时王安石已处在反对派的包围之中，很难继续执政，因而要求辞去宰相，熙宁七年（1074）四月，神宗罢王安石宰相，诏令出知江宁府。
接任王安石为相的是韩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这二人也是变法派的人物。然而吕惠卿虽然有才干，在变法中也出过不少力，却怀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在王安石罢相后，他虽为参知政事，但也一心要往上爬，于是作了些伤害王安石的事，同时他与韩维也不合作，在此情况下韩维请求神宗陕复工安石相位。熙宁八年（1075）二月，神宗第二次任用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的复相，使吕惠卿大为惊讶不已。
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以后，虽然还想进一步推行新法，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扩大了，吕惠卿对于王安石再度为相深感不安与不满，他在王安石生病时对神宗说，王安石数次称病不管事，把积压下来的公事都委托我，我怕将来会导致失败而吃罪不起，变法派内部的严重分裂，无疑给王安石以沉重的打击，而这时新老反对派的攻击火力仍有增无减，甚至天空出现彗星，也成为攻击变法的借口。神宗也不像以前那样信任、支持王安石了；对王安石的意见，也不那么言听计从了，这一切都使王安石更加心灰意冷一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在病中多次请求辞职。同年六月，他的儿子又因病死去，使他悲伤不已，力请解除宰相职，十月，种宗批准他的请求、王安石罢相后，出知江宁府，但他并不到任视事，次年六月就辞官退居江宁了。
王安石从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共推行七年新法。在王安石罢相后，神宗还是基本维持新法的，然而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官制改革和强化军兵保甲方面。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幼子赵熙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当时是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执掌朝政，高太后拜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一上台，尽废新法，这就是历史所称的“元祐更化”。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哲宗虽然也颇有政变精神，也恢复了神宗颁布的一些新法，罢免了一些元祐党人，但新法至此已经是寿终正寝，以失败而告终了。
五、生活中的王安石
王安石的做人特别有意思。此人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好在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使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
有些事情，颇能表现王安石的为人与私德：
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约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说自话为丈夫置了一个小妾。可能是想给丈夫一个惊喜的意思，白天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晚上临睡时，才让这女子梳妆好了前来侍候。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就是说，他不知道一个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来是想干什么。女子将夫人的意思讲给王安石听，王安石相当严肃地仔细盘问起来。这女子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将一船官麦沉船失却，倾家荡产后仍然不足以偿还官债，所以自己被丈夫卖掉好还债。王安石问：“共卖得多少钱？”女子回答：“九百缗。”就是九百贯钱的意思。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是今天不到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王安石听后，命该女子回她自己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命将该女子丈夫找到，让他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王安石22岁。是年，他一举中进士高第，为第四名。此后一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此人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该人一生少见私敌，所结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
王安石退居江宁后，虽然过着田野幽居的生活，但他的内心却还是深切地关怀着朝廷的局势发展的，所谓“西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阔五云深”，就是反映了他晚年不平静的心情，然而他毕竟是罢了官的人了，对朝廷的事已无能为力，退居的王安石，有时会会朋友，谈诗论文；有时骑驴出游，与人说佛谈禅。王安石本身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创作虽不多，但遒动豪气之中又富清新婉媚。著作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老年仍然热衷于读书、著述，编写了一本《字说》，对文字训诂有独特的见解。神宗逝世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但此时他已经是老迈体衰了。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他在退居江宁时封为邢国公，死后，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