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哥为了保护自己的一班朋党，也为了防止自己的劣迹暴露，又做出一条规定；凡百司百官收受贿赂，不须台宪官员审问，只须本行了断。当时，各部衙门，官官相护。对于部下属员犯事自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就为当时的贪官污吏肆行贪赃不法的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如此，桑哥及其属交的贪赃行为，仍然不断地受到大臣的奏劾。监察御史周柞劾桑党忙兀带、纳速刺丁来里等奸害百姓、贪赃不法。然而由于桑哥党人已经布满朝野，周柞的奏疏被桑党知道以后，桑哥马上组织材料，诬陷周作，奏请忽必烈流放了周评，并把他妻子家财皆没人官府。漕运司达鲁花赤怯来，未曾巡查沿河的各处仓库，致使粮谷被盗、腐烂的很多，桑哥建议以兵部侍郎塔察儿取代他。自从设立尚书省，所有的仓库诸司，无不检查考核，先是委派六部负责，后又认为职责不专，于是设立征理司，以惩治应被追回财物、粮谷的人。当时桑哥以清理核算粮谷、钱财为主要任务，条分缕析，管理仓库的人无不破产；及至应该更换替代时，人们抛弃家小四处逃避。中书参政杨居宽。郭佑。台吏王良说、等皆因同样情况或被诛，或被弃在桑哥的疯狂迫害，使得朝中上下再也无人敢与桑哥作对，无人敢轻易奏劾桑哥及其同党。
桑哥占有了大量财赋，他又以财赋不断地向忽必烈邀功市宠，以求继续加官晋爵，当时，总制院所统属的西乐各个宣慰司，主要掌管当地的军民钱谷，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桑哥向忽必烈提出，应将宣慰司改为宣政院，级品提高为从一品，并且用三台银印。忽必烈问：“谁能肩此重任？”桑哥恬不知耻地回答，说：“臣最合适。”忽必烈一生“黩武嗜利”，谁能为他聚敛财富，他就可以慷慨封官，他马上满足了桑哥的要求，命他兼任宣政院使，并赐给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就这样，宣政司级别的提高，又为桑哥谋得一个更高级的职位。
桑哥每窃取二份权利都设法以权谋私，谋私取利。此时，他又利用新的权利来卖官纳贿，或者安插亲属。西蕃有一个巩昌府，原来是驻扎地方军队的一个区域，桑哥利用新得的职权，把巩昌府“特升为宣慰司”，从属于宣政院，这样一来巩昌府就与行省平级。然后他安排其弟答麻刺答思为使，掌管巩昌府宣慰司。通过这一环节，桑哥不仅安插了自己的亲属，并且进一步控制了陇西一带财谷大权。
罗甸，本是西南边陲一个小邑，原名普里，桑哥征滇时归附蒙古，隶属云南行省，设为普定府辖管的一个县。至元二十七年，普定府的斡罗思、吕国瑞听说桑哥兼任宣政院使，便向桑哥及桑哥，的妻党要来木等朝中要员送去大量礼物，请求增设罗甸宣慰司，桑哥收到贿赂以后，马上答应了这个要求，将罗甸小已连升数级，置为罗甸宣慰司与行省平级，斡罗思、吕国瑞二人同被任为宣慰使。
桑哥的权利欲远远没有止境，他的贪婪之。远没有满足。至元。十七年年底，他又在忽必烈手中窃取了一部分封赏大权。他假惺惺地上奏说：“有封地的大臣，都以土地贫瘠为理由，请求增加赏赐，但是财物并非是天地自然生出的，都取自于人民，假如征取不慎，恐怕国家的财用就不够了。”忽必烈信以为真，说“自今尔后，不该赏赐者由你划去，应当赏赐者由你奏报，最后我才来裁定。”这样，谁要得到赏赐，必须通过桑哥这一关，桑哥也因此也“广开财路”了。
接着，桑哥又把手伸向中书省，企图摘取中书省向外颁发和宣布皇帝“敕”“诏”的大权，桑哥向忽必烈密商此事，果然如愿以偿，忽必烈下令：“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即一切颁发命令的大权都由桑哥主管。至此桑哥不仅控制了财政大权，也控制了封赏大权和控制了官吏进退、黜沙大权，“凡控调内外官，皆由于己”，同时又控制了宣诏大权，几乎控制全部朝政，不仅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而且也驾空了忽必烈。桑哥窃取上述大权以后，即“刑爵为货而贩之”，当时，凡是贪徒败类，“成走其门，人贵价以买所欲，贵价人，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
三、横征暴敛官逼民反
桑哥竭精全力地敛财，但毕竟财有限而敛无度，地方仓库可征者甚微，其效果亦一年不如一年。至元二十六年十月，桑哥又想出一个敛财新招：增值钞引，增加盐、茶赋税。此外，桑哥又上奏，加征迁移户的赋税。这些都迎合忽必烈的胃口，忽必烈自然开心，一切都按桑哥所说施行。
桑哥每次推行一项新的敛财之术，都故伎重演，出卖一批官职，网罗一批贪官污吏，让这些贪官污吏镇使四方。这些贪官污吏的贪赃不法，推行桑哥的敛财措施极为用心。当时增值钞引，增加赋税，他们也十分卖力地督办，借机从中勒索，大饱私囊。然而重重的苛捐杂税，逼得人民走投无路，一些正直官员也冒死上书揭露桑党的不法行为。京师地区更是首当其冲，桑党的贪酷行为很快被忽必烈知道，忽必烈为平息民愤，决定给负责在京师地区催征的官员萧仪重罚。但又念其多年聚敛有功，贷其不死，让他徙边淘金，桑哥不忍物伤其类，在桑哥的要求下，贪官萧仗义被忽必烈宽释。
桑哥不遗余力保护同类，而对于违件他的人则给予残酷打击与排斥。早在钩考钱谷之初，就有少数御史曾冒死奏报朝廷，可是桑丹倚仗威势，鞭挞御史，压服大臣。同时，他又安插亲信赵国辅为御史中丞，控制台政，压抑下属，严禁揭露和奏劾桑哥及其党人。但是，桑哥越是想一手遮天，越是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御大台有一老臣赵世延曾率领同班御史五人，共同劾奏桑哥敛财乱政、奸贪不法的罪状，并当面质问赵国辅，要求赵国辅必须奏报忽必烈。赵国辅见众人气势汹汹，只好表面上答应了。但他实际上却扣压奏一，并把超世延等人情况密报桑哥。桑哥先发制人，罗织罪名参奏起世延等五人，把他们全部黜至外地。当时，集资院学士兼传御史程巨大深受忽必烈赏识，眼看“桑哥专政，法令苛急，四方骚动”，便亲自向忽必烈参奏：“今权奸用事，书钩考钱谷，以剥割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香邀利之人……”强烈要求忽必烈制止、惩治桑党。桑哥听说这事愤恨万分，六奏忽必烈诛杀程巨大。忽必烈没有准奏。忽必烈虽然没有诛杀程巨大，但是，他也并不重视程巨大的意见，更没有处治桑哥。
桑丹贪赃不法，残暴聚敛的各种倒行逆施，虽然受到大部分大臣的参奏弹劾，但由于忽必烈视若无睹，放任自流，致使桑哥越发有恃无恐。在残暴聚敛的政策统治下，各地民不聊生，饿裁遍野。官逼民反，人民不得不揭竿而起，举行了反元大起义。至元十六年，全国起。多达。古余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南贫民钟明亮起义。此外，广东的黄贤举，福建的立老大，漳州的陈机察、建昌的丘元、泉州南安的陈师七、兴化的朱三十五，浙东台州的杨镇龙，基州、处州的吕重仁、杨元六等，都先后举起反抗压迫的大旗。农民起义如火如茶，给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四、身首分离罪恶下场
严酷的事实迫使元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对策，不得不对引起农民起义的原因进行急索。也先帖木儿等相继参奏桑子专术黜货。奸贪不法的种种罪恶勾当，语言皆无比犀利。忽必烈受到震动，数次遣召定信的大臣不忽木询问症结，不忽本也奏曰：“桑哥欺上罔下，壅寨圣听，贪赃枉法，紊乱朝政，忠良受辱，小人见用……如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祸乱旦夕。桑哥不诛，遗患无穷。”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世祖诏谕大夫月儿鲁说：“屡屡听说桑哥破坏朝廷纲纪，杜塞进言者之口；还曾殴打御史，他有什么罪状，应该坚决审查处理。”桑哥等人拿着御史李渠等人已经审查的文卷前来，世祖令侍御史杜恩敬等人查验并与桑哥辩论，先后往返四次，桑哥等人理屈辞穷。次日，世祖驻在大口，又召集御史台和中书省、尚书省的官员辩论。尚书省官员拿着文书上前进奏说：“前任浙西按察使只必，因在监督焚烧钱钞时接受赃钱一千锭，曾发送檄文给御史台征召他，却二年没有得到结果。”杜思敬说：“文书发送的次序，都在卷宗里，如今尚书省却拆开卷宗应对，可见其有弊。”速古儿赤暗里抱着卷宗上前进奏说：“用红色印章封于纸缝，是为了防止欺瞒之弊，这些人身为宰相i却拆开卷宗破坏封印与人辩论，这是教唆属吏作奸犯科，应当将其治罪。”世祖表示同意，又责备御史台说：“桑哥作恶历时四年，暴露出来的奸邪贪赃之事不止一件，你们御史台之臣很难说不知道。”中丞赵国辅回答说：“知道。”世祖说：“知道而不加弹劾，该当何罪？”杜思敬等应对说：“夺去官位，追还俸禄，唯靠圣上裁决。”辩论多日没有结果。大夫月儿鲁上奏说：“御史台的臣属任职长久的，应当斥责罢免，新任官者留下。”忽必烈即时下诏，罢免桑哥所有职务，停止钩考，清算桑哥旧账，没收桑哥的家产，三百禁卫军包围了桑哥住宅，抄出金银财宝无数，几乎是皇家内府所藏之半，朝廷上下无不触目惊心。
桑哥被罢免抄家之后，各地揭露弹劾桑哥罪行的奏章就像雪片似飞向朝廷。
至元二十八年四月，中书省臣麦术督下、崔或上奏曰：“桑哥专横四年，中外百官无不以贿赂而进身仕林，其兄弟、故旧、亲族，皆得高官关职、此等险恶之徒惟以欺蔽天下，贪剥百姓为能事，宜让中书、尚书严加考校。凡是桑哥党人，皆应籍除为民。”忽必烈接受了这个意见，开始清查桑党，桑哥党人自此纷纷落网。
五月，桑哥妻党要来木被下诏“械致湖广省诛之”。桑哥妻弟八吉由因“受贿积赃”，被罢免燕南宣慰司使职务，被诛身死，桑哥昆弟、巩昌宣慰司使答麻刺答思畏罪自杀、七月，扬州路学政李诠上言尚书右丞叶李妄举桑哥之罪“宜斩叶李以谢天下”。叶李未等到审判就死了，在朝野上下的强烈要求下，桑哥亦于当月在京师街市被砍头，十月，下诏捕桑哥党羽、佛教首领杨琏真伽、沙不丁、乌马儿回京师，十一月，查明“沙不丁、纳刺速下来里、乌马儿、王巨齐、杨琏真伽、沙的、教化的皆桑哥党羽，受贿肆虐，使江淮之民怨怨声载路”，忽必烈下诏将其全部逮捕下狱。至元二十九年三月、纳刺速了来里以盗取官民钞一十三万余锭，忻都以征收迫杀五百二十人，都被处以极刑，翰林院应奉使唐玉曾结党桑哥，被逮捕入狱至元三十年十一月，上都同知孙民献，被籍其家财、妻奴，械送至湖广处死、至此，桑哥党羽中，除佛教头目杨琏真伽、沙不丁二人受到忽必烈的宽释以外，其余皆受刑严惩。
元朝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才推倒了桑党，诛杀了部分贪官污吏，但是，元王朝的政风并没有多少改变。正如时人王件所言：“贪图贿赂，蔚以成风，擅征横敛，无所不致，”明代叶子奇也指出，元代，贪污名目繁多：“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得肥差曰“好地分”；得职近，曰‘好实窟’。”桑哥在执政期间，曾暗示手下人为其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于是在至元二十六年十月，制成了《桑哥辅政碑》，树立在尚书省前，在上面盖了一座搂，并涂以红漆；这块碑也就成了桑哥的耻辱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