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次雄辩的报告折服了一些人，也激怒了一些人。多数人为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博引强记、铿锵有力的演讲所倾倒。也有些人，特别是那些老教授们，对第一讲感到气忿，对第二讲感到厌烦，对第三讲感到平淡。一些人认为他的演讲犹如自我画像。另一些人认为，他的演讲是对贝当的颂扬。事实上，戴高乐在讲话里所塑造的二位兼而有之的人物，既有贝当的许多特点，也有戴高乐自己的才华。贝当在报告里是被列举的惟一的当代健在的大军事家。显然，戴高乐演讲达到了贝当预期的目的。贝当对这次演讲自感满意，戴高乐也感到扬眉吐气。
被俘上尉戴高乐（右）（1916年3月）但是，总的来说，演讲的结果是令人怀疑的。他那令人感到不习惯的和意外的动人而夸张的声调，使得听众产生了敌对的情绪。由于军队的头号人物贝当元帅如此示威式地庇护，引起一些听众的嫉妒和仇视，从而更加深了听众对戴高乐的敌对情绪。他们觉得，戴高乐是个名不见经传但很自负的上尉。
然而，经贝当允许，不久后，戴高乐在索邦（巴黎大学）给地方特别是知识分子重做这些报告时，效果却全然不同。听众们虽然对他演讲的主要内容并不甚了解，但看到戴高乐记忆力非凡，旁征博引，对史实年代了如指掌，对名人言论引用自如，不禁钦佩不已。在这里，戴高乐以其文化、独创和勇气，以及激昂的表达姿势，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博得听众的热烈欢迎。不管怎样，这些演讲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成了戴高乐的动力，推动他几年后写出了一部标题令人感到惊奇的新书《剑刃》。
此后，贝当元帅一直把戴高乐视为军队的希望，并常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而戴高乐则埋头按贝当的主意撰写法国军队的历史。经几个月的努力，戴高乐写完了1914年前的所有部分。贝当感到十分满意。但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考虑到有很多问题涉及贝当本人，需要慎重考虑，戴高乐就把撰写工作停了下来。
不久，戴高乐在当了12年上尉之后，于1927年9月被正式批准晋升少校，戴上4条纹肩章，并同时被破例任命为法国驻德国莱茵区占领军第19轻步营营长。自此，戴高乐离开贝当办公室工作。
戴高乐离开贝当办公室后，奥德中校接替了他的工作，并接过了经元帅细心修改的《法军历史》一书的手稿，而且很快写信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戴高乐。戴高乐回信说：“一本书就是一个人，直到目前这个人就是我……我反对在书中破坏我的思想、我的哲学观点和我的风格。我要把我的意见告诉元帅。”元帅接到他的信后，愤怒之下，中断了奥德的工作，并给戴高乐回信说：“你是根据我的指示撰写的，这是一项公务。”这样，他们之间产生了无可挽回的不和，但双方都秘而不宣，外界也一无所知。不过，从此两人之间的关系中投下了一个阴影。
戴高乐于1927年12月离开荣军大院，即携妻子和3个孩子来到第19轻步兵营驻地特里尔上任。由于常常要向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展示优秀部队，戴高乐的营就成了法军闻名的一支精锐分队。
为了提高部队的素质，戴高乐整天要求士兵们参加战斗演习、执行警戒勤务、强行军、队列训练、打靶和各种竞技活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文娱体育活动；有时还要听他做报告。考虑到该营青年军官虽战后受过军事教育，但未参加过实战，缺乏对战争的仇恨感，所以他的报告内容多为战史或战略战术。官兵们常对他的报告听得着了迷，全营721名官兵都很爱戴他，把他视为尊敬的偶像。
有一天，未报上级批准，他自作主张带领全营官兵搞了一次急行军，拂晓出发，当晚返回特里尔营地。临行前有人提醒他说，此违纪错误，按纪律条令规定，会处以两周禁闭。但戴高乐毫不在意，并很自信地说：“准保没事。”果然，事后上级未予追究。
1928年冬，摩泽尔地区出现严寒，气温下降到零下25℃，一些有名的葡萄园因冰冻受灾，法军中爆发流感。在特里尔有30多名士兵病死。这一消息传到了巴黎。第19营中有些对战斗训练紧张不满的人向议会告状。据此，议会派出一个高级工作组到特里尔进行调查。结果工作组查明情况，并由成员皮科上校向上做了报告。报告表明，第19营的工作很出色，堪称典范。报告人通报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插曲。在流行病猖獗时，士兵古罗病死；他身后没有任何亲人，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那时，少校营长戴高乐竟断然身穿丧服为死者送葬。
议员们听到这一情况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而在政府办公的彭加勒总理听到这一情况时，特别表示称赞。戴高乐对士兵的关注和尊敬后来变成了他对全体法国人的永远关注和尊敬。
就在这年，戴高乐个人遇到了不幸。那时，他的家住在营房对面摩泽尔河边一所简朴的房子里。他每天快步过桥去上班，中午自己在军官食堂里吃饭，到傍晚过桥回家陪妻子和看孩子。1928年1月1日，伊冯娜生了第二个女儿，叫安娜。因生产前几天伊冯娜一次外出被汽车撞倒，受过惊吓，或因戴高乐父亲与表妹结婚，隔代遗传影响，很快发现，这孩子患严重的先天性弱智病。当时有人建议把她送到育婴院去，但戴高乐夫妇对安娜特别溺爱，总想把她留在身边，更好地照顾她。伊冯娜给她的一个朋友写信说：“只要安娜能同别的女孩一样成长，我和戴高乐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
不知为什么，可以说1928年对戴高乐来说是个多事之年。这一年又发生了一起险些使戴高乐受到关禁闭60天处罚的事件。情况是这样的：有些士兵觉得，在他国异乡的特里尔，气候寒冷，训练严格，生活紧张，纷纷想通过各种关系调回本国到条件舒适的地方服役。戴高乐对此十分恼火，断然向全营官兵宣布：对试图调往他处服役的人员必予惩处，决不姑息。不料，此后不几天，戴高乐收到上级一个电令，要调走该营的一个士兵。戴高乐大发雷霆，不仅未让这个士兵调走，反而把他关了两星期禁闭。别人谁也不知道，这个士兵的后台是一位议员。这位议员得知此事后，便向陆军部告状。陆军部下令调查。驻莱茵区法军司令吉纳马将军立即对戴高乐大加申斥，并警告他说，这是不执行陆军部长命令的严重违纪行为，轻罚要关禁闭60天，重罚则要被撤职。戴高乐见势不妙，速往巴黎荣军大街总司令部向贝当元帅求救。幸得元帅向陆军部长保罗·潘勒韦说情，戴高乐才免了这场灾祸。
1928年8月27日，白里安一凯洛格公约正式签订。战争被宣布为非法。白里安为之欢呼。一年后，白里安提出泛欧洲计划，认为该计划可作为绝对消除战争的可靠手段。但在德国，佩戴“卐”字袖章的冲锋队员的队伍已在行动。年轻的希特勒信心十足地想夺权。鲁尔的主人们正欲寻找“强有力的人”；秘密改装已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戴高乐亲眼看到德国的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正在急剧地发展。所以他完全同意安德烈·塔尔季埃在议会上发表的声明：“白里安先生，您的政策，这是随波逐流的死狗政策。”
戴高乐从不对那些被白里安的持久和平奢谈弄得昏昏欲睡的人抱任何美好希望。这时，与德国议和的乐观情绪使得戴高乐感到愤慨。他感到未来将很昏暗。1928年底，他在给吕西安·纳香的一封信中说道：
“事件的进程，有力地打破了欧洲现有的一切协同一致的和其他可贵的壁垒。不可以不看到，德国侵奥在即。之后，德国将以武力或其他手段夺回被波兰从他那里攫取的一切。再后，德国就会向我们要阿尔萨斯。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显的。”
戴高乐愈益愤慨地看到，那些最高军事领导人洋洋得意地自认为是1918年胜利的缔造者，极力想维护他们的经验和方法，千方百计地阻挠实现任何新思想。他们指望，法军在未来战争中能躲在筑垒工事后苟安；现正对构筑这种工事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军队的技术装备却停滞不前。
1929年6月20日，戴高乐在给纳香的另一封信中，唉声叹气地写道：“现在当个军人真是活受罪！但又不得不当。过不了几年，他们将紧拽我们的军服后摆，央求我们拯救国家，到那时，首先出来央求的是那些群氓。”这些话既反映了他一时的悲观情绪，也反映了他对未来的信心。
到1929年底，戴高乐在莱茵区供职期已经届满。由于对陆军的幻想已经破灭，加之自己又不愿重回陆军总部，戴高乐主动要求调往黎凡特工作。也有的资料说，他是因为受到军事学院一帮人的排挤，而被迫要求去黎凡特工作的。
黎凡特这个词今已少用，所指范围包括地中海东岸曾受奥斯曼帝国统治400余年的几个行省。帝国崩溃后，在该地区出现了众多自主民族。建于1919年的国际联盟授权法国管理这一地区的今叙利亚和黎巴嫩大片土地。1929年，法国在这片土地上驻军约3万人，总司令为德比戈·德·格朗德鲁。
戴高乐要求赴黎凡特获准后，于1929年11月从特里尔出发，未在巴黎停留，直去黎巴嫩的贝鲁特赴任，担任法国驻军总司令部的参谋。
这时，戴高乐的妻子和3个孩子一起住在贝鲁特市内德鲁兹区一所宽敞的房子里。儿子菲利普进了耶稣会学校，大女儿伊丽莎自在古老的拿撒勒女修道院开始学习，小女儿安娜在家里天天由伊冯娜照料。戴高乐仍像在特里尔一样，每天早起，步行上班，很少和夫人一起外出活动。只是到1930年全家才到“圣地”度过两星期假。
在中东期间，戴高乐到过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阿莱卜和耶路撒冷。他到贝鲁特6个月后，在给他的挚友纳香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印象是：我国在此地的影响甚微。此间人民一如当初，与我们格格不人；反之亦然。我国想使此间人民自理其事的行动方针简直是拙劣透顶……君不见，若无鞭笞，焉有尼罗河灌渠之竣工，巴米尔渡槽之落成，罗马大道之修建，乃至橄榄园之开辟。依我所见，我们将面临两种前景，或者诉诸鞭笞，或者一走了事。”人们可以看出，他流露出的这种感情就为后来的“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凡是不能“留下印记”的地方，为什么非要留下呢，为什么不去摆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