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里的气氛更加紧张。原宣布总罢工为24小时，但24小时后，罢工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扩大了范围。这时，劳动者的斗争采取了新的形式。工人占领了企业。5月14日，开始占领南特附近的南方飞机工厂。后两天，占领扩大到国家“雷诺”汽车公司。最后，罢工官员占领了法国企业主的民族委员会府邸，公共交通和通信中断，电台和电视台人员罢工。5月20日前，法国完全陷入瘫痪，罢工人数达到1000万人。
工厂的工人们也开群众大会。但是，他们提出的要求与索邦大学不同。他们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使工资更合理。
当法国国内形势急剧恶化的时候，戴高乐仍在国外继续访问，部长们在国内不知所措。德勃雷和富歇向布加勒斯特给将军打电话，请将军停止访问回国。最后，经总理同将军长时间电话谈话后，戴高乐才缩短在罗马尼亚逗留的时间12小时，于星期天，即5月18日晚很晚返回巴黎。
政府的成员们去接他，向他报告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他狂怒起来，冷讽热嘲地斥责他们。他愤怒地说：“戴高乐一离开，一切就要倒塌！”回到爱丽舍宫后，将军断然宣布：“必须停止这一切。不是他们胜，就是我们胜……对，——改革可以，胡闹不行。”
部长会议在戴高乐主持下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究竟应采取什么措施。将军面色苍白，显得很疲倦，很老了，两肩下垂，有时头明显地颤抖。部长们广泛地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戴高乐建议进行新的全民公决，准备在5月24日的广播电视讲话中向全国通告。有的部长建议最好提前进行议会选举。总统有些动摇，但仍选择了惯用的手段——全民公决。
5月24日，戴高乐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发表了6分钟的讲话。这次讲话可能是在许多次讲话中最平凡的、最萎靡不振的、最空洞无物的一次讲话。这次讲话与形势完全不相适应。
他承认“瘫痪威胁着国家”，并说，要防止国家“由于内战而陷入最令人厌恶和最受害的冒险行动”。怎么办呢？就是要全民投票公决，拥护授予“国家，首先是国家元首全权，以保证改革”。至于这种改革的性质，则令人很难判断，因为将军的话很笼统。戴高乐警告说：“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不言而喻，我就干不下去了。”
法国人都问，他在过去许多讲话中的伟大和勇气，他的坚决、强硬和自信都消失到哪里去了呢？他的健谈、信念和激情似乎一下子都消失了。不，他已经不是那个传奇般强有力的人了。他的讲话反映出失望、无能和愤慨。很多人都说：“这是滑铁卢！”这次讲话的前夜，他征求过部长们的意见。比奥特说，公众希望他的讲话能表现出一个“伟大的戴高乐”。讲话应使人相信“我们能毁掉保守主义的一切巴士底狱”。任何这种情况都没有发生。与此相反，大部分报纸对他讲话的评价是：他承认失败，已无能为力。《人道报》社论说：“这一次，魔法彻底破灭了。这个神人威望扫地了。执政的10年把他改变了。此时，他只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政治家，他随机应变，只不过是为了延缓失败的时日。”他告诉国民，如果全民公决的结果对他不利，他就放弃国务活动。他已感到有些沮丧。他意识到，他的讲话对仍朝危险方向发展的事态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果然，当天在巴黎又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几十万人在街上边走边喊：“要人民政府！”“戴高乐退休！”夜里，警察在拉丁区又施放了毒气弹，又有数百人受伤和被捕。在各省也爆发了愤怒的浪潮。
戴高乐一生中还从未如此感到无力而绝望。他过去的一切失败、危机和考验都未曾使他陷入如此惊慌失措之中。图尔努在《我的将军》一书中描写那些天的详情时，作结论说：“他痛心的程度达到了顶点。他的全部法兰西自豪感是想竭力阻止民族再沦为欧洲病夫。”
甚至有一次在同不得不接见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将军意外地说出令人深思的和吃惊的话：“将来不决定于我们。将来决定于上帝。”
戴高乐以往从未相信过这一点。5月24日发表讲话前，他指望全民公决能为摆脱困境找到出路。但是，反应是否定的，全民公决成了讥笑和蔑视的靶子。“我没打中目标”——戴高乐在给自己做总结时这样说。他说，他构划了一个错误的进程，现在自己陷入了自设的陷阱。
戴高乐另有一个大的策略企图：争取工人停止罢工和游行示威。这个企图也遭到失败。蓬皮杜和企业主同总工会谈判了25个小时。他们做了罕见的让步，同意大幅度提高工资及其他优惠；给低收入者提高工资35％，中等收入者提高15％。但是，工人们根据过去沉痛的经验知道，同政府和主人达成的协议往往是一纸空文。他们蔑视和反对这种协议，决定继续罢工。
局势不给戴高乐喘息的时机。5月28日，星期二，中午，原1965年将军竞选总统时的对手左翼联盟领袖米特朗在大陆饭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将军在1958年快要再度出山时，于5月19日，也曾在这个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米特朗选定在这里举行这次招待会，是意味深长的。他在这次招待会上宣称，如果戴高乐在6月16日举行的全民投票中公决失败，他愿负责组成一个临时政府，并可能依法委任孟戴斯一弗朗斯担任总理。同时，他还宣布，他将成为总统候选人。
这个消息使戴高乐不胜震惊。这时，戴高乐政权的危机已到顶峰。国家似要垮台，政府机关也很混乱。虽然戴高乐对米特朗和孟戴斯一弗朗斯冷嘲热讽地反驳说，他们“被认为是废品的政治家”，但他不能不记得米特朗在1965年的选举中曾获得1500万张选票。这时，在政府里人们互相低语：“惟一的决定是让戴高乐下野。”戴高乐此时所处的情况同科蒂总统10年前所处的情况一样。甚至戴高乐自己也开始对部长们谈到自己的下野了。他叹道：“法国人不愿再要戴高乐了。”因此，大家都期待次日（5月29日）在预定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情况能够明朗。
预定5月29日召开的内阁会议定于当日上午10时举行。可是在开会前45分钟，即9时15分，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接到戴高乐的指示说，让他从爱丽舍宫打电话通知蓬皮杜总理：原定29日10时召开的内阁会议推迟到30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戴高乐将偕夫人到科隆贝去休息一天，睡一天觉。
蓬皮杜得到这一通知后感到大惑不解。为了弄清戴高乐此举意图，蓬皮杜请特里科转告戴高乐，希望戴高乐临行前一定能接见他一次。特里科听了蓬皮杜的这话后，吞吞吐吐，未置可否，就挂上了电话。这时，蓬皮杜非常着急，因为他不知道戴高乐究竟是怎么想的，这一去科隆贝是否还会回来。
当蓬皮杜正在纳闷的时候，大约在特里科给他打电话后10分钟，戴高乐亲自从爱丽舍宫向马蒂尼翁大厦给蓬皮杜打来了电话。
戴高乐在电话里很平静地对蓬皮杜说：“听着，亲爱的朋友，我离开一会儿。我感到累了，需要休息。我要独自呆着，不想会客。我也需要睡点觉。看来，这儿是睡不成了。我明天下午3点回来。”
蓬皮杜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安，急切想弄明白戴高乐是否真的还会回来。
戴高乐懒洋洋地说：“不，您不必担心那个。不管怎样，还是有前途的，您还是有前途的。我老了，即使我不回来了……您还年轻，有希望的。不过我会回来的。我明天下午还要参加内阁会议。”最后，戴高乐用了一句不寻常的告别话说：“我拥抱您。”这也许意味着戴高乐当时已决定让蓬皮杜做自己的接班人了。蓬皮杜对戴高乐的意图模模糊糊有了一点底。
但是，此事未及通知许多部长。他们都按时到爱丽舍宫开会，只是到了以后才知道，总统出人意外地离开首都，并带着档案箱走了。大家对此都感到困惑不解，不知所措。他们都记得路易十六如何逃往瓦雷纳，1871年3月18日梯耶尔如何去凡尔赛……政府大多数代表都感到垂头丧气。一个老戴派人物说：“唉，我们绝对相信，他要下野。”接着，他又补充说：“多么遗憾，将军不在1965年下野1
14时30分，总理接见政府多数人的一个代表团。他向代表们转达了早晨他听到戴高乐在电话里说的话：“我现在疲惫不堪，已6个晚上没睡觉了。我需要24小时安静和休息，以便定下决心。我现在去科隆贝睡觉！”接着，总理说：“现在必须要等将军的决定。但是，根据他这几天的精神状况，我觉得不能排除他会卸任。”然而，时不待人，就在这几分钟内，工人们在巴黎又按劳工总联合会的号召开始了新的示威游行。近百万人上街，他们打的标语是：建立人民政府。于是，当局惊慌失措中在首都集中了65个省区的警察和其他部队，其中包括伞兵部队和坦克部队，准备进行“内战”。其次，戴派领导人还急忙准备5月30日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戴高乐。
正在最紧张的时刻，大约5月29日下午2时，特里科惊慌失措地跑到马蒂尼翁大厦总理府，向吃惊的部长们宣布：“不好了！总统失踪了。他乘的直升飞机没有到达科隆贝！”
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总理和部长们都在震惊中胡乱猜测。他们想，总统未到科隆贝会到哪里去呢？飞机会失事吗？谁也猜不出总统的下落。有一位部长大声道：“总统神经失常了，我们都陷入了历史悲剧！”
最后，于5月29日16时，国防部长通知蓬皮杜说，防空机关发现了将军的踪迹：他的直升飞机飞往西德去了！蓬皮杜等人向巴登一巴登驻德法军司令部给马絮将军打电话询问。马絮通知说，戴高乐在他那里，一切正常。这时，马蒂尼翁大厦才松了一口气。蓬皮杜说：“我有两个小时心慌意乱。”晚6时，戴高乐从科隆贝给他打电话说，明天，即5月30日，他将回巴黎，按时召开预定的内阁会议。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怎样解释将军在5月事件最危急的日子里丢下首都这种令人震惊的行动呢？
当然，总统已疲惫不堪，并感觉到了严重的精神危机。接二连三的事件使他惊恐不已。后来，于1969年12月，在同马尔罗谈话时，他说：“在1968年5月我的一切都消失了。我不能再指望我自己的政府了。”的确，他的体力和精力都需要调整。人们都记得，在1940年由于远征达喀尔失败他感到多么震惊。但要知道，那时他还比较年轻。28年过去了，他变老了。而年老，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就是崩溃。如果把他的表述逐字译出，“这是船的沉没”。
当他出人意外地离开巴黎时，他没有任何确定的行动计划。在将军这一最不寻常的恶作剧中，有很多证据表明，他的行动是即兴作，是出人意外的。他飞往巴登一巴登不是一个人去的，还带家属去了，还专门叫他的儿子菲利普也到了巴登一巴登去。他带去了最重要的物品和文件。而当他从莱茵区回来时，他是从机场乘一辆临时警车去科隆贝的。因此可见，将军真考虑过卸任。总之，在他的特性里，常出现模棱两可的言行。他原则上不认为必须一定坚持既定计划。我们都记得他的军事“学说”，他对贝格森的深情向往，他在直观、感觉、激情影响下的行动。他还常常认为自己的行动应带神秘色彩，令人不可捉摸。当然，这都说明，将军当时的行动具有特别的意义。
将军的行动在法国已被普遍认为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谜。在无数分析这一行动的尝试中，有很多都是对戴高乐意向的假定。有很多人说，他的企图甚至在自己的拥护者中也引起了心理震荡。去巴登一巴登同马絮的会见似乎表明他对军队的信任，想以自己的威望吓唬一下，令人看出已出现了内战的阴影。人们都把戴高乐出人意外的离开巴黎同劳动者预定在5月29日举行的示威游行联系在一起。很难说，戴高乐是否真担心示威者会在大学生联合会头目影响下进攻爱丽舍宫。无论如何，他出人意外的出走暗示有这种可能。要知道，在法国历史上已有过这样的情况，统治者在革命进攻时撤离首都，以便在外面行动，而后把首都夺回来。归根结底，这是将军的策略。
5月30日14时30分，将军真的回到了爱丽舍宫。他出现在部长们面前时显得坚定、果断，好像变得年轻了。“我已决定，要留下。”——他在讨论下步行动计划的会议上这样宣布。戴高乐决定把5月24日宣布的全民公决推迟举行，而改为提前选举议会。要知道，全民公决的失败有可能导致总统下台，而提前选举议会的失败却不会妨碍他以后继续斗争。尤其他现在决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月30日16时30分，法国人都收听戴高乐广播讲话。同他在5月24日不成功的讲话相比，这次讲话声音比较响亮，铿锵有力。将军又开始了严肃而坚决的战斗。他说：“作为国家和共和法制的监护人，24小时以来，我一直在考虑着可以使我维持共和国的种种可能性。我已作出了决定。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不能退职。我受到人民的委托，我要履行我的职责……今天，我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这样，戴高乐又回到了自我，重新恢复了元气，走出了“五月风暴”这场恶梦。
发表广播讲话一小时后，戴高乐出现在爱丽舍宫的阳台上。戴高乐默默地听着戴派组织的示威游行群众发出的呼叫声和口号：“戴高乐万岁！”站在在他身旁的副官对他说：“我的将军，这是我们多大的成功！”戴高乐回答说：“这只能说是我的……”是的，这是他的，是他的胜利。不过，这是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最后的一次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