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章 法家学说的形成 (2)
秦孝公支持了商鞅的主张，在秦国开展了一场变法活动。
商鞅在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实行了两次变法，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废井田，开阡陌。
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长期实行的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周天子按奴隶制的等级制度，把
地划分为一定亩数的方地，连同奴隶，分封给臣下，归他们世代享用。但井田仍归国家所有
，土地不能自由买卖。
商鞅颁布了“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的法令，
使得土地私有合法化，可以自由买卖，国家按实占田亩数合理征收实物地租，这有利于提高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奖励耕织，重农抑商，发展生产。
这样做便限制了商业同农业争夺劳动力，防止商人和高利贷者趁机牟取暴利，冲击农业生产
，而且提高、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废除“世卿世禄”，奖励军功。
商鞅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并制
定二十等军功爵，不论出身，“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此外，商鞅在秦国普遍推行县制，全境设31县，县下设乡、邑，县令由君国任免，受国君直
管辖。这样就从政治上、组织上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把政权集中到国君手中，使秦国走上
了封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道路。
此外，商鞅还采取了迁都咸阳，统一秦国的度、量、衡，彰明法令，禁绝游说，焚毁《诗》
、《书》，打击儒家等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
由于商鞅执法上不循私情，不久便收到了“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的效果。
商鞅变法取得了卓越成效：“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
战，怯
于私斗，乡邑大治。”这次变法是比较全面的、彻底的，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它使封建制度在秦国确立下来，秦国一跃为“兵革大
强，诸侯畏惧”的强国，为后来秦始皇吞并六国，完成中国的统一奠定了雄厚基础，也为
中国封建法律在秦朝确立拓平了道路。
韩非是战国后半期韩国的一个贵族，自幼拜集先秦诸子儒家思想为一体的大学者荀子为师，
与后来的秦相李斯是同学。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其基本思想是：用暴力手段实现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的意志
；对内实行暴力镇压，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对外进行武力兼并，借以巩固和扩大封建统治
，乃至统一天下；用严厉的“现实主义”眼光观察一切，不择手段地谋取封建统治者的最大
功利。
在法、术、势方面，韩非认为：法是“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的，除了
君主以外，要“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为此要“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
使“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韩非是主张重刑厚赏的，这样才能“奸之所利者细，而上
之所加焉者大”、“民不以小利蒙大难”，才能“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而术则是君
主“藏之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的工具，君王必须握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至
势，君主必须重视，必须运用其权势去统治人民。为此，韩非举例说：“桀为天子，能制天
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
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是统一的，不可孤立的。有法无术，难免大臣捣乱；有术无法，就
不能有效地推行政令，使国家富强；有法有术而无势，法和术都无法实现，无力推行。
在历史观方面，韩非最早驳斥了建立在宗教迷信基础上的王权神授论，指出古代领袖是民选
的，是“有圣人作，……而民悦之，使王天下”。
在自然观方面，韩非反对鬼神，反对迷信，认为“祸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
在认识论方面，韩非提出确立正确认识的方法——参验。他认为，人们要采取严肃认真和虚
心冷静的态度，避免主观臆断地来判断人、事是否正确，着重观察人、事在活动中的实际效
果，并不被表面上的假象所迷惑。
韩非为了贯彻他的政治改革主张，认为必须加强中央专制集权，必须进行法治。要加强中央
集权，制定残法酷刑，“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以法为本”，“凡事皆有法式”，
方可使国家“治道远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使“尊卑贵贱，不逾次行”，“职臣尊
分，各知所行”，“六亲相保，终无寇贱”，“禁止淫NB024，男女诘诚”。
韩非提出的上述思想，顺应了历史潮流，与当时的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他的一整套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正符合雄心勃勃、逞其大略的秦王嬴政的胃口。嬴政继
后，在李斯等法家干臣的辅佐下，雷厉风行地实践韩非的思想，特别是在秦统一六国后，秦
王嬴政更名号，称皇帝，改正朔，定皇帝之命为“制”、“诏”。设立郡、县，书同文，车
轨，统一度量衡，焚书坑儒，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使以建
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以法治国为中心的法家思想，变成了客观的历史现实。
阳儒阴法 百世传承
法家的思想加速了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一个划时代
的转变，他的思想虽然是时代的产物，但它又极大地影响了那个时代，加速了历史的进程。
事实上，法家的思想不仅主宰了秦王朝，而且也实际主宰了由秦到清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
后人虽然以秦王朝“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但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体
制皆为君主专制独裁制，因此法家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思想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的，始终是历代封建帝王统治人民的最锋利的武器。汉武帝虽然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实际上并未像儒家所说的那样“任德而不任刑”，他所倚重的仍是“作力”，即所谓“
阳儒阴法”。汉宣帝曾对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
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学，何委任之?”后世的曹操、
诸葛亮、晋元帝、魏道武帝、武则天、朱元璋等统治者也无是如此。正如周孔教所云：“韩
非子之书，世多以惨刻摈之，然之代而降，操其术而治者十九。”这才是历史实情。法家思
想未被正面推崇，这是因为它把剥削阶级的“利己”本性说得太露骨、太刻薄了。在封建时
代，虚伪比诚实更有利可图，于是难怪封建帝王们要挂“儒”之羊头，卖“法”之狗肉了。
总而言之、法家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大思想载入史册是当之无愧的。法家的思想，贯穿了中
国封建社会，直到今天仍有着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