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出生 (2)
“不会，绝不会，”贝西小姐说，“你先喝口茶吧。”
“哦，不过，喝茶就能好起来吗?”我母亲不太放心。
“当然能，”贝西小姐说，“你放心，别疑这疑那。哦，你叫你的女孩儿什么呢?”
“说不准是男孩子呢，小姐。”我母亲天真地说道。
“保佑孩子!”贝西小姐喊道，不过她并没把这句话用在我身上，而是用在了我母亲身上，“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的女佣人。”
“坡勾提。”我母亲说。
“坡勾提!”贝西小姐愤怒地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孩子，你的意思是说，真的有这样一个人进入基督教堂，给自己起这样古怪的名字——坡勾提吗?”
“这本是她的姓，”我母亲胆怯地说道，“科波菲尔先生那时就这样叫，因为我们的教名相同。”
“喂，坡勾提，过来。”贝西小姐打开客厅的门叫道，“拿茶来。你的太太不舒服，别磨蹭。”
贝西小姐带着那种一家之主似的派头说着，随后就往外看看，与从走廊那头拿着蜡烛急忙跑来的坡勾提打了个照面，然后她又关上门，像原先一样坐下来：双脚放在炉栏上，折起衣服的下摆，双手搭在一只膝盖上。
“我刚才说你生的是女孩儿，”贝西小姐说，“我敢肯定，肯定是女孩儿。我有一种预感，一定是女孩。我说，孩子，从这个女孩降生时起——”
“如果是男孩呢。”我母亲插嘴道。
“我跟你说，我有一种预感，孩子一定是女孩，”贝西小姐回答道，“不要跟我抬扛。从这女孩降生的时候起，孩子，我就跟她做朋友。我愿意做她的教母，我希望你叫她贝西?特洛乌德?科波菲尔。这个贝西?特洛乌德可不能糊里糊涂地度日。我决不让她糟踏她的爱情，可怜的孩子。她应该受好的教育，好的监护，使她不至于滥用她的情义，相信她原本不应该相信的事。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我自己的责任。”
贝西小姐每说一句话，她的头就抖一下，好像某种宿怨在内心发作，她极力地克制着，不让它们露骨地表现出来。不过因为我母亲太怕贝西小姐，所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孩子，大卫待你如何?”贝西小姐平静了一会儿问道，“你们俩在一起快乐吗?”
“我们很快活。”我母亲回答道，“科波菲尔待我真是好极了。”
“哦!我想他把你宠坏了吧。”贝西小姐接着说。
“我现在又是孤身一人留在这世界上困苦地活着，完全靠自己，从这方面看，我想他是把我宠坏了。”我母亲呜咽着。
“哦，别哭了!”贝西小姐说道，“你们两个并不合适——假如夫妻俩并不合适的话——因此我才问你那个问题。你是个孤儿，是吗?”
“是的。”
“你曾经当过保姆，是吗?”
“是的，我在一户人家当婴儿保姆，科波菲尔先生去过那家。他待我十分和蔼，而且关心我，随后就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于是我们就结了婚。”我母亲很坦白地说。
“哎，可怜的孩子。”贝西小姐沉吟着说，“你会什么?”
“我不懂你的意思，小姐。”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
“比如，管理家务等事情。”贝西小姐说道。
“恐怕不太会，”我母亲回答道，“没有我所料想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过去曾教过我——”
“他可懂得的太多了!”贝西小姐从旁插了一句。
“我本来希望可以有很大进步，因为我很用心地学，他也很耐心地教，但是他把我撇下了……”我母亲又哭起来，说不下去了。
“得啦，得啦!”贝西小姐劝慰道。
“我经常记帐，天天都记，晚上就和科波菲尔先生结算。”我母亲说了一句，又哭了起来。
“好啦，好啦。”贝西小姐说，“别哭了。”
“我敢说，我们俩在帐目上从没有过半句不合，除非科波菲尔先生说我把三和五写得太像了，或是在七和九上添上了小钩当尾巴。”我母亲在另一阵悲哀中又停下来。
“你别总是这样，”贝西小姐说，“那可对你，或对我的教女都没有好处。好啦，不许再哭了。”
这样的理由在劝解我母亲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使她平静的更大的原因是，她感到越来越不舒服。接着是一段沉默，有时贝西小姐发出的“唉”打破这种沉默，她仍然把脚放在炉栏上坐着。
“我知道大卫曾用他自己储蓄的钱买了一笔年金，”她说，“他怎么给你安排的?”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答着，这时她连说话都有点费劲儿了，“他对我十分体贴，把年金的一部分给了我。”
“多少?”贝西小姐问道。
“每年一百零五镑。”我母亲说。
“这还不错，”我姨婆说，“因为他大可以做得更糟呢。”
“糟”这个字可用得非常是时候，因为我母亲当时的情况确实糟得很。所以坡勾提拿着茶盘和蜡烛进来时，一眼就看出我母亲很难受——其实如果房间里再亮一点儿的话，贝西小姐早就看出来了。坡勾提立刻把她扶到楼上她自己的卧室，就打发她侄子汉姆?坡勾提去请护士和医生了。汉姆已经呆在我们家里不止一天了，以备紧急时听候差遣。
当这些人先后赶到时，发现一个陌生的女人，漠然地坐在壁炉前，左胳膊上系着帽子，耳朵上塞着珠宝商的棉花，他们都大为吃惊。坡勾提对于这个老太太是毫无所知，我母亲也从未提起过她，所以她坐在客厅里，完全是一个神秘人物。她虽然在衣袋里塞满了珠宝商的棉花，并且在耳朵里也像那样把棉花塞在里面，但这对她庄严的仪态却丝毫没有影响。
大夫到楼上看过病人后就下来了，因为据猜测，他既然认定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很可能要与他面对面地坐上几个钟头，他也就竭力表现出礼貌友善的样子。他是那种最谦逊、最温和的。他进出屋子时都侧起身子，以便少占些空间。他走起路来，脚步很轻，而且更慢。他把头向一边歪着，一半是由于要贬低自己，一半是要讨好所有的人。如果说他从来没有对一条狗费话，那还没什么稀奇，他甚至不曾对一条疯狗费话。如果他必须和狗打交道，那他也是很温和地对它说一句或一句的一半，或是一句的一小部分；因为他说话就像他走路一样缓慢。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他都不会对疯狗粗暴，甚至也不肯对它动一点气。
祁利浦先生头向一边歪着，柔顺地看着我姨婆，稍微地鞠了一躬，同时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左耳朵，暗示为什么耳朵里塞着棉花，说：
“是耳朵局部发炎吗，太太?”
“什么?”我姨婆问道，并把那块棉花像塞子一般从耳朵里拔出来。
祁利浦先生被她的粗暴吓坏了，不过他还是很温和地重复了一遍：
“是耳朵局部发炎吗，太太?”
“胡说什么!”我姨婆回答道，一下子又把自己塞起来。
祁利浦碰了钉子后，惊恐地坐下怔怔地看我姨婆，她则坐在那儿瞧着炉火，最后他又被叫到楼上去。他上楼去了约有一刻钟，又下来了。
“喂?”我姨婆问，同时把靠近他一面的耳朵里塞着的棉花取了出来。
“呃，太太，”祁利浦先生回答道，“太太，这是——不能急的。”
“呸——呸——呸!”我姨婆在表示鄙夷时运用一种十分纯正的颤音，而后又像从前一样，用棉花塞起耳朵。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祁利浦先生后来对我母亲讲——他当时真有点儿叫我姨婆吓坏了。尽管这样，他依然坐在那儿看她，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差不多两个钟头后，他又被叫上楼去了。之后，他又回到客厅坐下。
“喂?”我姨婆忽然又把靠大夫那面那个耳朵里塞的棉花取了出来，问道。
“呃，太太，”祁利浦先生回答道，“我们正在——慢慢地进行呢，太太。”
“呀—呀—呀!”我姨婆说着。一副恶狠狠的样子，后来我姨婆也说那一声“呀”确实是设计了来折磨他的精神的。他不敢再呆在客厅里了，干脆在黑暗和冷风中坐在楼梯上。
汉姆?坡勾提免费小学的水平，善于课堂问答，因此可以看作靠得住的证人。他第二天讲述道，在这事发生一个钟头以后，他有时向客厅的门口偷偷地瞥上一眼，却立刻就被贝西小姐发觉，在他没来得及逃走前，便被抓住了。汉姆说，贝西小姐虽然耳朵里塞满棉花，但仍可听见楼上一阵儿一阵儿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他又说，那位太太显然是在声音最高时，太过于烦躁，没法发泄，才抓住他当替罪羊。她当时捉住他的领子，把他拖来拖去(仿佛她吃了太多鸦片)，她还摇他，抓他的头发，揉搓他的衬衣，又捂住他的耳朵，好像分不清他的耳朵与自己的耳朵；此外更是狠命地揉搓他，打他。他所讲的，有一部分由他的姑母证实。因为她在十二点半在他刚被释放时看见他，据说他那时和我一样红呢。
温和的祁利浦先生即使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怀有恶意，但在那样的时候他却不能。所以他一办完事，就侧着身子走进客厅，用他最和蔼的态度对我姨婆说：
“太太，恭喜你了。”
“为什么?”我姨婆厉声问道。
祁利浦先生一看我姨婆那严厉的态度又害怕起来；因此他向她微微地鞠了一躬，对她笑了笑。
“我的天，你在干什么呀!”我姨婆相当不耐烦，“你难道不会说话吗?”
“您放心，我亲爱的太太。”祁利浦先生用他十分柔和的声音说，“您不用着急，太太。”
我姨婆竟然未去摇晃他，把他心里的话摇晃出来，这被人当作一种奇迹。她只是对他晃了一下脑袋，但这小小的举动也使他心惊胆战。
“呃，太太，”祁利浦先生过了一会儿鼓起勇气接着说，“恭喜您，太太，一切都很妥当。”
我姨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她好吗?”我姨婆说道，交叉着双臂，一只胳膊上仍旧系着帽子。
“嗯，太太，我想她一会儿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了，”祁利浦先生回答道，“在这种悲惨的情形下，我们对一个生头胎的年轻母亲所能期望的舒服也不过这样罢了。太太，你要现在去看她，不会有什么不便，可能对她有好处呢。”
“她呢?她好吗?”我姨婆厉声责问。
祁利浦把他的头向下又歪了一点儿，活脱一只讨人喜欢的鸟儿。
“那个小孩，”我姨婆说道，“她好吗?”
“太太，”祁利浦先生回答道，“我以为您已经知道了呢。那可是个男孩呀。”
我姨婆听后，一言不发，只是使劲儿揪着帽带，对着祁利浦先生的头瞄准了一下，然后又把帽子瘪着戴在头上，站起身走了，永远没再回来。她像一个失望的仙人，或像大家所认为我能看见的神灵鬼怪那样，一下子消失了，而且再也不曾出现。
是的，永远也没再回来。现在我躺在篮形小床里，我母亲躺在她床上；而那个贝西?特洛乌德?科波菲尔却永远停留在梦影飘渺的国度。我们家卧室窗子上的光亮照在所有和我一样的旅行者的尘世归宿之地上，也照在无他即无我的那个人的残骸和尘土掩覆的墓丘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