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坠入情网 (3)
它非常憎恨我，一直冲我吠叫。她抱起它搂在怀里——啊，天哪!——爱护它，但它还是不停地冲我吠叫。我想抚摸它，但它不肯让我抚摸。于是她打它。看她用手拍它瘪鼻子的鼻梁处作为告诫，它却闭起眼睛，碰她的手，同时还是像一个小低音提琴一样呜呜地叫，这更增加了我的难受。它终于好了——它自然安静了，因为她那有酒窝的下颌正放在它的脑袋上——于是我们一同去花房。
“你与摩德斯通小姐并不很亲近，是吗?”朵拉说，“我的宝贝?”(后面一句是对狗说的，但愿是对我说的!)
“是的，”我说，“一点也不亲!”
“她是一个讨厌的人，”她噘着嘴说，“我猜不透我爸爸找了这样一个讨人厌的东西给我做伴，到底是什么意思。谁要人保护，我一定不要人保护。吉普可以保护我，比摩德斯通小姐好多了——是不是，吉普，亲爱的?”
当她吻它圆球一般的头时，它只懒洋洋地眨了眨眼睛。
“爸爸称她为我的密友，但我敢说，她不是——是不是，吉普?我们——吉普和我——不会信任那种脾气古怪的老怪物。我们喜欢谁就喜欢谁，我们要自己找朋友，我们不要他们替我们找，是不是，吉普?”
它舒畅地吱了一声来回答，有点像水沸时的小茶壶。至于我，每一句话都是一堆新的枷锁，加在旧锁链上。
“我们没有一个慈爱的妈妈，就得找一个像摩德斯通小姐那样既怪僻又无聊的老怪物整天跟着我们，这真叫人难过——是不是，吉普?但我们不要相信她，不管她，只要我们自己开心，我们不理她，让她生气，不要讨她喜欢——是不是，吉普?”
假如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我相信我就要跪在石子路上了，结果我的膝盖就蹭破了皮，而立刻被赶出宅外。不过，幸好我们离花房不远了，我们到了。
温室中陈列着许多天竺葵，我们在花前闲逛。朵拉有时在这盆或那盆前停下赞美一番，我也站住了赞美同一盆。朵拉笑着把狗举起来，稚气地让它闻花的香味。直到现在，我一闻到天竺葵的清香，我就产生一种亦庄亦谐的奇异之感了。那时我看到在层层叠叠的花儿和翠绿的叶子前，一顶草帽，还有翠蓝带结，如云的鬓发，还有抱着小黑狗的秀美的双臂。
摩德斯通小姐正在找我们，她在那里找到了我们，她伸出那抑郁阴沉的脸颊让朵拉吻。然后她拉起朵拉的胳膊，带我们去用早餐。
因为茶是朵拉泡的，所以我喝个不停。但我记得我坐在那里，使劲地喝茶，直到我整个神经系统(如果那时我有神经系统的话)破产。不久，我们去做礼拜，在教堂的长椅子上，摩德斯通小姐坐在我和朵拉中间。但我却只听见她唱诗，而所有的会众我全都听不见了，会上有一篇说教——那是关于朵拉的——我恐惧，那次的礼拜，我就知道这些了。
那一天过得很顺利，没有客人，只有一次闲逛，四个人吃了一顿晚餐，晚上浏览书画。摩德斯通小姐面前是一本讲道书，但眼睛盯着我们，极尽监守之责!啊!那天晚餐后，斯本罗先生坐在我对面，头上盖着小手巾，他绝不曾想到，我在幻想以女婿的身份热烈地拥抱他。晚上道晚安时，他也绝想不出，我幻想他已经答应了我与朵拉的婚事，我正祈求上帝保佑他。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因为海军法庭正在办理一件救船的案子，这需要对全部航海术的认识相当精确。关于这类问题，我们博士院中的人当然不会懂多少，因此法官已经聘请了两个年老的三一院专家，完全是为了慈善的缘故来帮助他。不过，早餐还是朵拉泡的茶。我上了车，她抱着吉普站在台阶上，我在马车中悲喜交加地脱帽向她告别。
那一天，海军法庭对我是怎么一回事。当我听审时，我怎么把这个案子搞得一塌糊涂。我把他们放在桌子上作为高等裁判权标记的银桨上看出“朵拉”的名字，当斯本罗先生回家时，并没带上我(我当时有一种疯狂的希望，希望他再把我带回去)。我又怎样觉得，我就是一个水手，我驾的那条船已经开走，而把我留在一个荒岛上。所有这些我全不必费力来详述。假如那个昏睡的老法庭能醒过来，把那天发生的一切表现出来，才可能再现我的真情。
当然，我的梦并不限于那一天，而是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季节又一季节地做梦。我整天想着朵拉。当那些案件慢条斯理地进行时，我曾有时把心思放到案件上，但那只在婚姻案中，想知道结了婚的人怎么会不甜美。在遗产案中考虑，如果把财产全给我，那我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在我发生热恋的第一个星期里，我买了四件华美的背心——不是为我自己，我并不羡慕那东西，而是专门为了朵拉——我出门时，带上草色的羊皮手套，也使我的鸡眼在那时生了根，假如你费心地让我把在那段日子里穿的靴子再拿出来，和我的脚天生的大小比一下，就能极为动人地表明我那时的心态。
虽然我因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而把自己弄成了可怜的跛子，可我依然每天走许多许多里地，希望能见她一面。我虽然不像那一区的邮差那样著名，但是在整个伦敦街上无处不去。我在设有最好的女人用品商店的街市徘徊，我像一个不安分的幽灵一样，总被商品的陈列所萦绕。我本已十分疲倦了，却依然在公园里不知辛苦地走来走去。有时，经过长期的间隔，我见到她，也许看见她在车窗中摇摆她的手套；也许碰到她，跟她和摩德斯通小姐走上一小会儿，并和她讲讲话。但是，我很难过，因为我并没有说什么重要的话。或她完全不知道我对她倾倒的程度，或者她对我一点也不关心。我希望斯本罗先生再请我一次(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却总是沮丧，因为再也未被请过。
克鲁普太太是一个眼光锐利的女人。因为我这种爱恋只有一段时间，并在我写信给艾妮斯时，我也只写，我去过斯本罗先生家，“他只有一个女儿。”我没有胆量再多写了。我说克鲁普太太是一个眼光锐利的女人，因为我在恋爱的最早的时候，她就看出来了。一天晚上，当我心情非常低沉时，她上来问(她那时又犯我前面说的那种病)能不能给她一点搀着大黄和七滴J香精的豆蔻液，这是治她那种病最好的良方——如果我身边没有的话，那给她点儿白兰地，那是次好的药。她说，她并不爱喝那种东西，只是因为这是其次的最好的药。因为我从来不知道第一种，而我的柜子里只有第二种，因此我就把第二种给了她一杯，她开始当着我的面喝起来(免得我疑心她用这东西用作任何不合理的用途)。
“振作起来，”她说，“见你这样，先生，我不好受啊。”
我不大清楚这句话怎能用在我身上，不过我还是勉强对她笑了笑。
“喂，先生，”克鲁普太太说，“原谅我，我明白了，先生。这里边有女人的关系。”
“克鲁普太太。”我红着脸说。
“哦，哎哟哟!要有信心，先生!”她点着头鼓励我说，“不要失望，先生!要是她不对你笑，还有别人。你是一个令人喜欢的年轻绅士，科波福尔先生，你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先生。”
克鲁普太太总叫科波福尔先生。第一、毫无疑问，因为那不是我的名字；第二、我不禁认为，因为它和一个洗衣日糊涂地联想在一起。
“你怎么会知道这里边有什么年轻小姐呢，克鲁普太太?”我说。
“科波福尔先生，”她带着感情说，“我自己也是一个做母亲的呀。”
有一会儿她仅能用手捂着围着紫花布的围裙的胸部，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药酒来抵消那疼痛。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又开口说：
“当初你亲爱的姨婆把这套房间定下时，科波福尔先生，”克鲁普太太说，“我说过，我现在找到一个可以照顾的人了。‘谢天谢地’，我说，‘我这回可找到一个我可以照顾的人了!’——你吃得太少，先生，喝得也太少了。”
“你就是根据这两点猜出来的吗，克鲁普太太?”我说道。
“先生，”她用近乎严厉的口气说，“除了你，我还给许多别的年轻绅士洗过衣服。一个年轻绅士可以对衣帽特别讲究，也可以特别不讲究。他的头发梳得也许特别光滑，也许特别不光滑。他可以穿太大的靴子，也可以穿太小的。这全由他天生的性格决定。但他若走了任何一个极端，先生，那总归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在这两种情形中。”
她那么坚定地摇头，我丝毫没有说得过她的机会。
“就在你以前死在这里的那位绅士，”克鲁普太太说，“与一个酒馆女招待发生了恋爱，虽然喝得胀了起来，但还立刻买进一些背心呢。”
“克鲁普太太，”我说，“我请你原谅，请不要把与我有关的年轻小姐与酒馆女招待相提并论。”
“科波福尔先生，”克鲁普太太说，“我自己是一个做母亲的，绝不至于那样。假如我打扰了你，请你原谅。不管什么地方，如不欢迎我，我从来不去打搅。不过你是一个年轻绅士，科波福尔先生，我说的是好话，振作起来，要有希望，也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假如你学一点什么，先生，”她说，“要是玩玩九柱戏，那或许可以转移你的思想，对你有好处。”
克鲁普太太说着这些话，假装很珍重那一杯白兰地的样子——已经完全喝干了——郑重地行了一个礼，离开了。当她的影子没入门口的黑暗中时，我突然觉得克鲁普太太有一点冒失。不过，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我愿意接受她的劝告，把它看作使我在将来格外注意保守秘密的一种提醒，一种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