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回答都来自提问，有什么样的提问，就会有什么样的回答。假如我们将这个结论扩大到人类的认知领域，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今天的所有知识，都是自然对我们提问方式的某种回应。当我们问：人类的身体是由什么构成的？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基因。我们再问：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回答必然是血红蛋白含有一定数量的铁，等等。
然而，如果说，“人类的知识都来自自然对我们提问方式的回应”，这样就会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由于自然只是被动地在回应提问，也就是说自然的回答很可能并不是自然的全部，它只回答了能够满足人们提问的一小部分。一个完整的蛋糕由奶油、面粉、巧克力、糖、水、鸡蛋等等构成。如果问蛋糕：你有多少巧克力？它会回答说：有234克巧克力。此时你知道了蛋糕中的巧克力成分，但绝不会知道其他的成分。
第二、由于提问与回答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关系，全面、准确的提问，是获得真理的前提条件，而相对于无限的宇宙而言，我们的提问总是有限的。比如，我们认识一个人，都来自我们时时的提问：这个人是男是女？品质如何？有多少潜能？发展方向如何……但即使我们不断地提问，不断得到回答，但最终我们还是很难彻底了解这个人。这说明即使我们不断地提问，但我们的所有提问还是有限的。
192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发现，对虚空中穿行的一个粒子，我们最终是无法全面认识的，因为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能同时被测量，要测准一个，另一个就完全测不准。这就是著名的“测不准原理”。
测量就是一种提问的方式，而“测不准”则是自然对我们提问的一种答复，即自然只回答提问的一部分内容，而不会完全回应提问。因此说，我们凭借所谓科学提问建立起来的知识大厦并不是完美的，其中既有提问方式的限制，也有回答提问的制约。
好啦！我们谈提问与回答的关系，并不是想讨论哲学问题，枯燥的哲学还是留给那些所谓的哲学家吧。我们只是想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一下目前我们究竟对自己的身体、生命结构、生命真相等知道多少。我们可以不关心宇宙中的黑洞如何吞噬星系，也可以不关心地球升温以后的严重后果，但我们必须关心自己的身体。
如果用上面的角度来看目前科学对人体生命的认识，结论依然是：今天我们对生命的看法，只源于我们固有的提问。在这个结论里，自然包含着另外一种可能：我们的提问有可能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为什么我的母亲能感应到我回家的日期？为什么梦里可以展现还没有发生的事件经过？目前的科学提问就不能涵盖以上事实。
事实上，从古至今，在人类生命的过程中，有许多奇异的生命现象用目前的提问方式是无法得到答案的。这些生命现象归结为一个提问：我是谁？你又是谁？
你是谁？
古斯都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神奇并不违反自然，它违反的只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人类异常的生命现象正是如此，它原本就真实存在，就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因而探索“神奇”，在任何社会都不应该是一种“罪过”。
牛顿在晚年致力于宗教研究，很多人认为他误入歧途。以牛顿那样的智慧当真是误入了吗？其实不仅是牛顿，还有许多科学大师都痴迷宗教，有些甚至中途转变了研究方向，专心致力于与宗教有关的研究。我们不能误解了这些科学巨人，他们一定是在寻找什么。
在漫长历史中，不但有个人不断介入特异生命的研究，许多世界上著名的大学也曾设立过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不能用科学解释的生命现象，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超心理学，印度还专门给此类研究授予正式学位。
19世纪20年代，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某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相继开始了对人体潜能的科学实验。1935年，美国杜克大学的专门实验室，首先采用特异心理学一词来定名人体潜能研究。1957年，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国际特异心理学联合会，并于1969年被接纳进美国科学促进会。
美国杜克大学的赖恩博士是研究超心理学的先驱，他的课题是透视或遥感之类的特异功能感知，而方法则是统计学的，比如他要求受试者从纸样的背面判断正面的图画或符号，然后对大量实验结果进行统计。赖恩将人类心灵能力分为四类：遥视、传心术、预知、心灵致动。赖恩同时发现心灵能力的显示需要有利的环境，需要处于轻松的、最自然的状态中。
1946年美国斯坦福研究所成立，从事遥感、遥测方面的研究，1970年从斯坦福大学里独立出来，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和军方。
1948年，美国杜克大学超心理学创始人赖恩博士，发表了《心理范畴》一书。书中第一次对人类超心理现象进行了科学研究。我们不用管他的结论是否正确，只看他在书中引证的一个真实事例：
这是一个关于梦的实例，提供人是赖恩博士的好友L博士。“我在少年时代，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救了我的生命。我预定坐汽车到巴临顿旅行，可是旅行前晚，我梦到汽车翻覆，我被汽车暖房压在底下——当时汽车暖房设置装的是煤炭设置——我全身重伤。梦后，我考虑结果不敢妄自旅行，同时将此事告诉别人。果然不错，当天的汽车翻覆，乘客被暖房设置烧死。”
关于梦的预见性，我们不用翻看江湖术士们写成的带有广告色彩的“梦书”，只要翻翻世界上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的书信、文集，就可以找到确定的答案。
爱因斯坦是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对20世纪的人类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爱因斯坦本人却将他一生的科学成就归功于一个年轻时代的梦：他梦见自己用雪橇沿着陡峭的山坡滑下，越滑越快，当他接近光速时，他意识到头顶上的星星把光折射成从未见过的光谱。这一情景，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他发明了相对论以后，他曾经认为，其实自己一生的科学追求，都来自对年轻时那个梦的沉思，这个梦给他的整套理论提供了一个“思想实验”的基础。
20世纪另外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是波耳，他创造了量子理论，并获得诺贝尔奖。但据他自己回忆，量子理论的发现，与梦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他正在研究元素周期表的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在氢和氢之间没有过渡元素？此时他做了一个梦：几匹马正在比赛，所有的马都在用白粉标出的道路上奔驰，只要相互保持一定的距离，马允许改变跑道。如果有一匹马沿着白线跑，踢起白粉，它就被立即罚下。他醒来时意识到，“跑道规则”象征着他的问题答案，当环绕原子核作轨道运行时，电子就像马奔驰在跑道中一样，它必须沿着规定的路线运行，而运行电子的路线则由量子来决定。在梦中经验的提示下，波耳创造了他的量子理论。
关于苯的分子结构的发明故事，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用不着一再重复这个传奇的梦境。值得我们钦佩的是，苯分子结构的发明人凯库勒，他在1890年的科学讨论会上说过的一句话：“阁下，让我们跟梦学习，那时也许我们将获悉真知。”
以上几个事例都取自权威人士，是为了更具说服力。其实在我看来，大量平民百姓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故事，远比以上这些更精彩、更具体。
因此可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一堆堆有序的蛋白体，一条条结构完好的基因链。同时，我们还是另外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体里很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生命结构，存在另外一种非物理性质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我们”。
以前工作时有一位同事，总不满意自己的处境，总想自己能做些而且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于是向领导提议：有什么大事告诉我？领导回答说：有大事还能告诉你？我自己做去。
人总是希望一生中能干出几件轰轰烈烈的事，最好能青史留名，最不济也要轰动一时。其实对于许多人而言，“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大事，是没机会干的。一生中如果能做一两件让自己满意的事，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最想干的事，就是解答自己的困惑，而不想稀里糊涂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