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唉,我的沧桑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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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2002,买断工龄 (3)

第十八章 2002,买断工龄 (3)

干点什么呢?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上街捡饮料瓶子。这个大家都知道,既不要文凭也不要本钱,那时候有不少下岗的人都干这个。原来我还笑话过人家,心说干点什么不好,偏要干这个,这不就是捡破烂吗?说出去多丢人啊。现在好了,我遭了现世报,自己也要干这个了。由此可见做人要厚道,总嚼别人舌头根子,自己早晚要倒霉。

说干就干,不能犹豫。第二天我就开始上街捡瓶子。我还特意跑到好远的地方去捡,怕万一被俩儿子看见,心里不自在。干了一天我才发现,这个活儿也是有门道的,绝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必须得眼疾手快,街上捡瓶子的不止我一个,瓶子上也没写我的名,不能说谁先看见了就是谁的。开始的时候我还抹不开面儿,看见个瓶子还不好意思立马就捡,先在瓶子旁边转悠,偷眼观察四周,想等周围没人了再捡,结果一个老头蹦出来一脚把瓶子踩扁,捡起来就走。我只好在旁边干瞪眼,想想这么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再看见瓶子,我就假装遛弯没看见,走过去先一脚踩住,准备等没人了再捡。我心想都踩在脚底下了,这回该是我的了吧,结果那老头又蹦出来了,走到我跟前说:“师傅您让让。”我只好一脸尴尬地挪开脚,眼睁睁看着老头捡起瓶子走了。

一天下来,我口袋里就仨瓶子,其中还有一个是我自己喝水剩下的。天气又热,热得我满头大汗,心里憋屈得不行,只好坐在花坛子旁边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坐了一会儿,抢我瓶子那老头不知道又从哪蹦出来,坐在我旁边,点了一根烟抽。抽了一会儿,老头开腔问道:“下岗的吧?”

我点点头,心中更加郁闷。

“一看就是。”老头说,“哪个厂的?”

“锅炉厂。”我说。

“嗯,我也是下岗的,机械厂的。”老头说,“出来捡瓶子对吧?怎么看见了不捡啊?”

“有点儿不好意思。”我红着脸说,“想等没人的时候再捡,哪知道被您老先下手为强了。”

“哈哈。”老头笑着说,“都成这样了还有啥不好意思?别绷着了,兄弟,我问问你,你是要脸还是要命?”

一句话说得我茅塞顿开,那天回家后我越想老头的话越有道理,是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命都快没了还要什么脸啊。想想也奇怪,我记得我原来不大知道要脸的,刚回城那时候,破烂也捡过,井盖子也偷过,从来没觉得丢人,怎么现在变得这么矫情了,还装模作样地知道要脸了?唉,都是前几年那破劳模当的,虚荣心害死人啊。

想明白了这一节,我顿时豁然开朗,决定放下自己劳模的尊架,一心一意捡瓶子去。你还别说,这心理障碍一克服,这收成还真不错,虽然没有原来上班的时候挣得多,可是一天也能弄个十块八块的。

这个活干了一阵儿我就不干了,因为季节性太强,夏天还好,冬天就不行了。再加上那年夏天闹非典,弄得人心惶惶的,全城人出门都戴着大口罩,喝饮料的人少多了,都嫌麻烦。而且我也有点害怕,谁知道哪个瓶子上带着病菌呢。

那之后我还干过许多事,都不是很成功。我卖过早点,做煎饼果子,结果弄出来的煎饼跟破布一样,还没等咬就漏一手辣椒酱,别说吃了,看着都恶心,一早上就卖出去四个,没两天就坚持不住了。

我还有过清洗油烟机的打算,因为不太会,所以先拿家里的油烟机试验了一下,结果拆开洗完了之后装不回去了,急得我一身汗,鼓捣俩小时才给装回去。晚上我妈做饭,一开油烟机,里面稀里哗啦一阵乱响,最后“砰”的一声爆掉了,气得我妈拿着锅铲要铲了我。出师未捷身先死,我害怕把人家的修坏了还得赔钱,只好取消了这个计划。

我也在街上干过零工,这种零工各位大概在小区门口、劳务市场之类的地方见过,大部分都是下岗职工,也有不少农民工。每人弄个小纸牌,上面写上“电工”、“水暖工”、“杂工”之类的,举在手里或放在地上都可以,也有挂在胸前的,就像标了价的牲口,一旦有人来问,大家就一拥而上,追着人家喊:“要不要人,要不要人?我什么都干。”就跟打群架一样。

我就是那个“杂工”。因为除了焊接啥也不会,而一般家装又很少用得到焊工,所以只好做“杂工”,可谁知道做“杂工”也不是那么简单,人家那些“杂工”都是全能型的,粉刷墙壁、铺地砖,甚至简单的走线、水暖都会。而我这个“杂工”,说来惭愧,只会打打杂。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我在劳务市场蹲了三天也没人答理我,唯一接到的一个活儿还是一个水暖工看我可怜,让我帮忙打打下手,干了三个小时,挣了十块钱。

后来我还摆地摊卖过小商品,就是些手机挂件啊,竹编小家具啊之类的小玩意儿。那次可真是倒霉,摆摊第二天就碰上城管、公安、工商联合执法,百十号人浩浩荡荡杀到街上,整条街的小商小贩抱头鼠窜人仰马翻,水果青菜胸罩裤衩扔得遍地都是。我因为长得驴高马大,又对联合执法出言不逊,说了些什么“还让不让人活了”之类的话,所以被英勇的城管同志重点打击了一下,摊子被掀翻不说,还挨了几下正宗的窝心脚,肋骨差点被踹断。执法行动结束后,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自己花了几百块钱进的货被踩得稀烂,感觉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心里涌起一阵阵难以言表的伤心和委屈,几乎就要失声痛哭。

这些大概就是我下岗头两年的遭遇,说实话混得是真不怎么样,最惨的一个月才挣了六十二块七毛钱。虽然当时每个月还有两百多块的低保,但是一家四口人又要吃饭又要穿衣,这点钱根本不够,而且这钱有时候还拖欠。我零零碎碎挣的那点钱,都给孩子交了学校的各种费。叶红也下岗了,她父母退休在家,身体一直不好,动不动就进医院,日子也很艰难,除了定期来看孩子以外,孩子每个月三百的抚养费,我从来没问她要过。

家里的日子很拮据,我妈住的是平房,冬天取暖要靠烧炉子,可是我连蜂窝煤都买不起,更烧不起电炉子,俩孩子放学回来只好裹着被子写作业,要等到做饭的时候才能围在煤气灶旁边,借着煤气灶的火暖和暖和。吃的就更别提了,半个月也吃不着一顿肉,基本上就是白菜土豆萝卜,吃得俩孩子看见白菜就要吐。有一次学校上美术课,老师让孩子们画自己做的梦,我那俩儿子,一个画了一堆白菜,另一个画了一堆萝卜,结果还被老师训了一顿,说他们俩哗众取宠想出风头,两个孩子无言以对。因为老师不能相信,在堂堂的二十一世纪新中国,眼看就要实现小康的年代,还有人家里天天吃萝卜白菜,简直是故意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抹黑。

让我头疼的还不止这些,因为我每天在外面疲于奔命,我妈的身体又不是很好,两个孩子都没人管。我还欠着学校好多学杂费,老师让孩子带话回来,说没钱上什么学?干脆不要上了,回家看奥特曼去好了。可我就是拿不出钱,结果孩子在学校被老师一次一次训,被同学一次一次笑,性格变得很乖戾,经常在学校跟同学打架,抢同学的钱和东西,还旷课跑到网吧去玩儿,有时候甚至一两天都不回家。学习成绩越来越差,有一次考试,一门功课俩人加起来都没考够60分。学校一次又一次地请我去谈谈,勒令我严加管束,要不然就要开除他们。

于是我每天除了出去挣钱,又多了一个任务:到网吧找儿子。开始的时候,我还能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但是收效甚微,后来我就渐渐没了耐心,终于有一天开始动手打,这一动手就越发不可收拾,我越打他们就越跑,他们越跑我就越打,这种恶性循环,让两个孩子看见我如见仇雠。我记得有一次,两个小子在网吧玩了三天没回家,我跑遍了半个城,好不容易给找了回来,不由分说就是一顿胖揍,两个孩子顶着我的皮带,从头到尾一声都没哭,临了给我撂下一句话:“爸,你也就这点本事了。”一句话说得我四肢冰凉如坠冰窟,颓然坐倒在床上,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孩子的事儿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妈的眼睛越来越不好,可是去不起医院,又没钱买药,每天都疼得厉害,还不停地流眼泪,老太太也不告诉我,自己偷着用凉水冲。我让她好好歇着,什么也别干,可她瞒着我找李老太太帮忙,偷偷把十几年前的破缝纫机搬出来,摆在胡同门口,给人家缝补衣服。可是她的眼睛实在看不清,有一次人家让她给一条新裤子锁裤边儿,她弄了好半天,弄好了之后人家一看,发现裤子的裤腿都被缝上了,裤子直接变兜子了,人家当然不干了,就嚷嚷着让她赔钱,老太太哪有钱赔给人家,只好一个劲儿地跟人家道歉。那天正好我回家比较早,走到胡同口看见有人嚷嚷,过去一看,一个女的正在那儿横眉立眼地训我妈,我当时就急了,过去一把推开那女的,说你他妈的干什么,那女的说关你什么事?我说这是我妈。那女的说你妈把我新买的裤子弄坏了,我让她赔钱她还想赖账,说没钱赔给我,你说怎么办?我说多少钱,那女的说一百二,我咬咬牙,从兜里掏出一百二十块钱扔给她,说少废话,赶紧滚你妈的。那女的捡起钱骂骂咧咧地走了。我赶紧搀着我妈回家,又出来把破缝纫机搬了回去。

回到屋里,我妈低着头坐在凳子上,一句话都不说。

“没事儿,妈,你歇一会儿吧,我去做晚饭。”我安慰我妈说。

我妈抬起头,看着我说:“小六,妈是不是瞎了?”

我的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当然了,我也不是没想过要找其他的兄弟姐妹帮忙,可是那几年不光是我过得不好,我的几个兄弟姐妹过得都不顺。我七妹赵四清大学毕业以后,趁着出国热的劲儿去了美国,一去就是好多年,在美国离了好几次婚,现在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境况相当凄凉。我四姐赵争鸣,我压根儿也不知道怎么联系她,就算知道,我也不好意思问她要钱。我二姐赵援朝和我姐夫一直在牧场当职工,大概2001年的时候,承包了一片牧场,干起了牛羊养殖,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阵子大家都说牛羊肉有口蹄疫,还有什么疯牛病,结果肉都卖不出去,赔了不少钱。而且他们还得供儿子上学,已经完全自顾不暇了。

还有就是赵跃进,赵跃进两口子前些年养猪倒是挣了不少钱,可是富起来没多久,小黛农就被查出来得了一种肌肉萎缩的怪病,身体会莫名其妙地抽搐甚至痉挛,因为怕这个病会遗传,他们连小孩都不敢要。一开始小黛农还能勉强支持,可是到了2001年的时候,小黛农的病突然加重,不但失去行走能力,甚至连呼吸都很困难。赵跃进为了给小黛农看病,把猪场转让出去,领着小黛农辗转于各大城市,四处求医问药。大家也知道咱国家的医疗费有多贵,几年下来,医药费花了几十万,不但积蓄全用光了,还欠了好多债,这个时候的赵跃进,恰恰需要我的帮忙,我还怎么张得开嘴问他要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老八赵红兵,可是我已经两年没见过他了,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真是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焦头烂额。

要不是后来我碰上了原来在纺织厂烧锅炉的师傅刘云山,我恐怕就要去跳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