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堂吉诃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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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第三章

唐吉诃德与桑丘?潘沙以及参孙?加拉斯果学士的有趣对话

等待学士的时候,唐吉诃德一直在浮想联翩,他希望从他那儿听到有关自己的消息,希望这些都如桑丘所说已记录成书。他怎么也不能相信会有这么一部传奇存在,因为他剑上敌人的鲜血未干,他们不可能就把记录他丰功伟业的传奇写完付印成书。但他最后还是得出结论:一位学识渊博的法师通过魔法把这本书写出来了。他也许是作为朋友,想把他的业绩吹得超过最有名的骑士最辉煌的成就;他也许是作为敌人,要把他的业绩贬得低于最卑劣的仆人最污秽的行为。不过,他暗想仆人的行为从没有记录成书的。

不管怎么说,如果真出了那么一本书,那么,因为这本书记的是骑士的历史,那它只可能是文辞优美、立意高尚、场景宠大、取材翔实。这样一想,他一时又觉得聊以自慰了。接着,他又有几分疑虑,因为他想到作者自称“熙德”,一定是摩尔人。摩尔人总是用谎言和夸大其辞的故事影响别人,弄虚作假,并以此为荣,不可能指望他们讲真话。想到作者在描述他的罗曼史时可能用笔不慎,有损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的清名,心中也很不安。他对那位小姐一片真情,为了她,他鄙视王后、女王及各等各色的女人,但他颇能自律,彬彬有礼,到了朝圣的程度,压制着自己危险的自然冲动。他诚挚地希望该书对此有非常真实的反映。桑丘和加拉斯果进来时,他正千思万虑,时而兴奋,时而迷惘;不过,这并不妨碍他非常客气地接待这位陌生人。

这位名叫参孙的学士空有其名,个子矮小、但是个大滑头,他脸色苍白,但思想敏锐。大约24岁,脸圆圆的,鼻子扁平,阔嘴,一付恶作剧的样子,专以取笑他人为乐。这一点在他一见到唐吉诃德时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他在他面前跪下来,大声说:

“请允许我吻你的手吧,最高尚的唐吉诃德,因为凭我身穿的这身圣彼得道袍发誓(尽管我只是教会里的下四等职员):您毋容置疑是这个地球上从古到今直至将来最有名的骑士之一。我求上帝赐福给熙德?阿默德?贝南墨利,是他把您的业绩写成书,丰富了这个世界。上帝更应赐福给那位喜欢猎奇的艺术收藏家,是他劳神费力把这部书从阿拉伯文译成了西班牙文,让整个人类可奇文共赏。”

“先生,”唐吉诃德一面把他扶起来,一面说,“这样看来,我的传记真的是出来了?作者真的是位摩尔人?”

“千真万确,”学士说。“我可以肯定地讲,到今天为止已发行了一万二千册以上。如有机会,可以到印刷此书的葡萄牙、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去亲眼看看。据说眼下安特卫普也在印。我确信,将来很少有语种不翻译它的。”

唐吉诃德说:“说实话,先生,德高望重的人最满意的,无过于活着就看到自己的美名传遍世界,自己的事迹付诸文字出版。我讲的是‘美名’,否则,就生不如死了。’

加拉斯果回答说:“要说‘美名’,阁下在所有的骑士中是首屈一指的。无论是阿拉伯文本还是基督教徒的译本都非常忠实地再现了您的性格:您无与伦比的骑士风度,您面临危险时的伟大魄力与一往无前,身处逆境时您的执著精神,您身受创伤时的忍耐能力,在阁下与我们的唐娜?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中,您是那么彬彬有礼和超凡的自制,等等,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哩。”

桑丘叫起来:“怪事!我还从没听说过她叫‘唐娜’,这倒是个新招。以前都只不过叫她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小姐。在这点上,传记错啦。”加拉斯果说:“这并无实质上的差异。”

“对,的确如此,”唐吉诃德补了一句。“不过,尊敬的学士先生,请告诉我:在我的所有事迹中,这本传记描述得最好的是哪一件呢?”

“这个问题嘛,”加拉斯果回答说,“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有的人认为风车事件最精彩,就是在你面前出现许多长臂巨人的那次事件;有的人喜欢漂洗机事件;有些人欣赏关于两支大军后来变成了两群羊的描述;另一些人最赞赏死尸迁葬赛果维亚的那一段经历;有人认为释放囚徒那一节独占鳌头,还有人提出贝尼多会巨人与英勇的比斯盖人那段经历出类拔萃。”

桑丘问:“学士先生,请问书上是否也写了我们碰到杨维斯人的事,——也就是驽骍难得想觅点风流韵事的那一段经历?”加拉斯果回答说:“一丁点也没有遗漏。作者把所有的事件都穿插进去,编织得天衣无缝。连老实的桑丘被逮在毯子里翻跟斗的事也有章节记述。”

桑丘说:“没在毯子里翻,是在空中翻的。翻得比我希望的快些,弄得我惨兮兮的。”

“在我看来,”唐吉诃德说,“世上各人的经历总是各不相同,骑士的经历就更不用说了,常胜将军是没有的。”

“然而,”加拉斯果说,“有些人看过传记之后,希望作者不要自找苦吃,让高贵的唐吉诃德先生没完没了地挨打。”桑丘插话说:“这恰好说明本书的真实性。”唐吉诃德说:“那些凡俗之事,尽可以略过不提。有些情节对整个故事的真实性无碍,却又有损故事主人公声誉的,最好是不要写。肯定地说,伊尼亚斯决不会像维吉尔写的那么孝顺,尤利西斯也不会像荷马所写的那么老谋深算。”

“我同意您的意见。”加拉斯果说。“不过,诗人的写法与历史学家的写法是大不一样的。诗人写事可以加上幻想,这不足为怪;而历史学家就一定得按事实的真相写,不可以用任何借口去增减一丝一毫。”

桑丘说:“那好,既然这位摩尔先生要真实表述一切,就得清楚我主人每次挨揍时,我也免不了挨一顿,每次打他的肩,都要打遍我全身。这也不奇怪,主人先生自己有条规矩:头痛则全身病。”

唐吉诃德说:“桑丘,你真是个头号无赖。我敢说你想记什么就一定记得住。”

“不然,”桑丘说。“尽管我想忘记我挨的打,但肋骨上伤痛犹在,不让我忘记。”

“住嘴,”唐吉诃德说。“让这位有学问的学士继续讲,我要了解这本书是怎样说我的。”

桑丘说:“还有我哩,他们说我也是本书的主要‘人户’之一。”

加拉斯果说:“桑丘,你该说‘人物’,不是‘人户’。”

桑丘说:“嘿,又多了一个挑字眼的!照这样下去,就没完没了啦!”

加拉斯果说:“诚实的桑丘,如你不是本书的第二号人物,我不得好报。有些人情愿听你说话,胜过喜欢听书上最重要的人说话。不过也有些人觉得你愚直得可怕,在座的这位主人答应给你一座海岛,你就心安理得在准备去当总督了。”

唐吉诃德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随着时间流逝,经验积累,桑丘成熟了,就比现在更适合当总督了。”

桑丘说:“胡说八道!如果活了这么些年还不适于管一座岛,那我一辈子也不会,即使我活到玛苏撒拉的年纪。可笑的是,管海岛的脑子足够,而海岛还没有哩。”

“得了吧,桑丘,”唐吉诃德说,“抱最好的希望,笃信上帝,一切都会好的,也许比你想象的还要好。不过你得知道:没有上帝的允许,树上的任一片叶子都不会乱动。”

“说得太对了,”加拉斯果说。“我敢肯定地说,只要上帝愿意,桑丘要管一千个岛也有,更不用说是一个。”

“怎么不行?”桑丘说。“我这一辈子也见过几位总督。在我看来,这些人给我递鞋也不够份儿,可都得称他们‘大人’,他们吃东西都用银盘子。”

“不错,”加拉斯果说:“不过这些人与海岛总督不可同日而语,海岛总督难做得多,至少嘛,他们得懂文法。”

桑丘接话了:“至于文法嘛,我曾经是‘文’不知,‘法’不晓,但我是一定要弄熟他的,我向你保证。不过这当官的事就随上帝去安排,他一定会让我称心的。我必须告诉你,参孙?加拉斯果学士先生,我非常非常高兴,你那位作者既没有忘记我,又没有把我写成坏人。凭好仆人的忠诚起誓,如果他说的事有一点点不适合我这样的老基督教徒的身份,那我要鸣钟喊冤,让聋子也听得见。”

加拉斯果说:“那倒会成为奇迹的。”

“别跟我奇迹不奇迹的啦,”桑丘大声说,“谈别人、写别人时,都应该留心点,不要随心所欲,想啥说啥,乱七八糟一锅熬。”

加拉斯果说:“本书的缺点之一是作者插进了一段小说,名叫《何必追根究底》。倒不是写得不好,也不是情节不妙,而是位置不当,与唐吉诃德的故事毫无关连。”

桑丘说“我敢打赌,这小子把一切都混起来了。”

唐吉诃德说:“现在依我的理解,给我写传的人不是什么博士,而是一个不学无术、信口开河的傻瓜。他乱涂乱写,连一丝一毫的理智也没有。这就像乌贝达的画家奥巴内哈,有人问他画的是什么,他回答说‘像什么就是什么’。他曾画过一只公鸡,走形得都认不出了,不得不用粗笔划在下面注明:这是一只公鸡。我相信我的传奇作者也是这样干的,没有注释就看不懂。”

“完全不是,”加拉斯果说。“他写的每一件事都清清楚楚,任何人都看得懂。孩子们轻松地翻翻,青年人仔细地阅读,成年人深明其理,老年人食髓知味,为之欢呼。总而言之,大家都在翻阅、探索、研究、理解,以至于只要见到一匹瘦马,马上就会叫起来:驽骍难得来了!不过,谁都没有那些侍童更起劲地读这部书。贵族家的会客室里没有不摆《唐吉诃德》这部书的。这一个刚刚读完,另一个又赶紧接手。这个刚借到手,另一个又把它抢走了。一句话,大家认为这部书是最有趣又最无危险的消遣读物,一本最没有下流话和最不诲淫诲盗的书。”

唐吉诃德说:“如果换一种写法,那就不是写实,而是说谎了。应该惩罚有这种罪行的历史学家,就像惩罚造假币的人一样,将他们烧死。不过,我没法理解作者为什么要在本书中穿插毫不相干的异国故事,我的事迹多着哩,够他练笔的。毫无疑问,这里用得上一句谚语:无论稻草麦草……等。其实,如果他一门心思专写我的思想、我的叹息、我的眼泪、我的宏伟计划、我的经历,那这本书也就够厚的了,至少可赶上多产作家‘焦黄脸’唐阿隆索的全部著作。学士先生,我还有理由相信:编一部史书或写任一部著作,其难度都超过人的想象。需要有宏博的见解,成熟的理解力。只有天才手笔才能写得优雅信达,把别人的举止和行为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喜剧中最有技术的角色是傻乎乎的小丑,所以傻瓜决不可装腔作势去写书,另一方面,史书只要忠于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圣物,因为真理所在,就可以说是上帝也在,至少是在关心真理。然而,有些人在造反,满世界乱发,就像是在卖一盘油饼一样。”

加拉斯果说:“再坏的书总有一点是处。”

“说得对,”唐吉诃德说,“不过,有的人靠写书赢得盛名,但书一出版,名声又江河日下,至少是下了一大半,这也是常事。”

道理很清楚,”加拉斯果说,“书印出以后,他们的缺点更易被发现,因为读的人多了,专门研究的人也多了。特别那些原来名声很大的作者,读者对他们的要求更严。所有靠自己的天才成名的人,那些大诗人和著名的史学家如果不总是、也是最常遭人嫉妒的;嫉妒他们的那些人以苛责别人的作品为乐,尽管他们自己从无作品问世。”

“毫不奇怪,”唐吉诃德说,“有许多神学家自己布道是枯燥无味,笨拙拙的,但对别人的讲道吹毛求疵却是敏捷得很。”

加拉斯果回答说:“这都是事实,所以我希望那些喜欢挑刺的人多几分宽容,少几分苛求,作品一些小缺点,无异于太阳表面上的黑子,他们不必小家子气地对之喋喋不休。见到聪明的荷马打盹了,他们就该想想:他该有多少夜没有休息,想使自己的巨著完美无瑕。很多情况下,挑出来的缺点也许还是一种饰品,如同痣有时可以增加脸上的娇媚。一句话,出书是要经受很大风险的,因为一本书要适合每个读者的口味是决不可能的。”

“的确不错,”唐吉诃德说,“喜欢我传记的没有几位吧。”

加拉斯果说:“恰好相反,正如‘愚昧之徒数不胜数’,喜欢您传记的人也数不胜数。只是有些人怪作者记忆不好或是不够诚恳,是谁偷了桑丘的驴也没写出来,因为这一细节书中没提,大家只好根据故事情节去推测,驴是给偷了。可读着读着,我们发现他骑着同一条驴了,连一点点暗示也没给。还有人说,作者忘了向读者交待:桑丘在黑山曾从皮包里找到一百块金币,他拿这些钱干什么去了?关于这也只字未提。很多人都想知道这笔钱他怎么花了,这是全书有缺陷的最实质的问题。”

“参孙先生,”桑丘说。“我现在可没法报帐,我突然觉得不适,肚子里空得难受,头晕晕的,如果不喝上两口老酒,我就会像烛花一样烟消火灭。老酒我家有,老伴在等我,吃完饭我再来,满足你和一切有脑袋的人的要求,世上的一切我可说清,包括偷驴事件,或是那些金币的来龙去脉等。”

说完,他再不吭声,也不等别人开口,蹬蹬地走了。唐吉诃德将学士留下来,吃顿便饭。学士接受他的邀请,留了下来。家常便饭加了一对鸽子。席上谈的都是骑士的事,加拉斯果一直在凑趣。饭后睡了个午觉,桑丘回来了,他们接着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