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里维说：“民众吗？他们过着闭塞的生活。当优秀分子想拉拢他们时，他们充耳不闻，以前他们还会听听政客的谎言，但现在却一心一意地耕耘了。尽管那些政客打得头破血流，可他们毫不关心。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有上百万之多，他们关心的只有一个，那些政客打架时别妨碍他种田就行了。但万一出事的话，他们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什么党派，也要对他迎头猛击，只要影响工作和休息的，无论是帝王、共和政府、教士、共济会员，还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会反抗。他们要的很简单，只要能让他们平安地生活，否则，他们就会想，难道这些混蛋不能给我们清静吗？这些畜生真是欺人太甚，我们非要拿起镰刀来把他们赶出门去不可！几百年来在土地上并肩工作，土地和他们并为一体了，对于法国人来说，吸引他们的只是这片土地，土地才是他们热爱的对象，不管一生祸福如何，他们只管种田，他们觉得每一寸泥土都那么珍贵。”
克利斯朵夫视野范围内，在法兰西的大地上一切都是田地——欧罗巴文明的大花园。当然，土地的肥沃并非可爱之处，真正的美在于这个民族孜孜不倦地开垦、播种，使美好的土地更加美好。
因为克利斯朵夫并不真正了解法国，他终究也看不透它持久不变的面目。他对四分五裂的土地最感奇怪，奥里维说，法国人各有各的园地，而且都用墙壁、篱垣、各式的栅栏区分开，最宽容的要算是偶尔有些公共草木和树林，把两边分开，而使这一边的居民不得不比对岸的居民挤得更紧些。而且，法国人都把自己关在家里。虽然经历了几世纪的毗邻生活，但这种互不侵犯的个人主义依旧存在、而且似乎加强了，克利斯朵夫见此而暗想道：
“噢，他们多孤独啊！”
要是说孤独，克利斯朵夫他们的房子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他们与其他人毫无联系。那所破朽不堪的六层楼老房子，地板在脚底下吱吱地响，而天花板被虫蛀得不像样。一下雨，雨水就顺着天花板淌进他们的顶楼，他们只好找人来修理一番。当工人们在上面修理时，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则“躲”在底下听他们说话，其中一个人让克利斯朵夫觉得他又好笑又烦人。他不停地唠叨，自己对自己傻笑，当他积极地干活时嘴里念叨着：“再敲一颗钉，嘿，锤子呢？好，我敲了，敲了两只，再来一下！嘿，嘿，朋友，好了……”
可当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那家伙先会静听一会儿，随后，便肆无忌惮地打着唿哨，而当碰到曲调轻快时，他便在上面重重地用锤子和拍子。这令克利斯朵夫相当愤怒，可当他爬上去打算怒骂他一通时，却被那个骑在屋脊上，满嘴衔着钉子的青年工人逗笑了。那时，那年青的小伙子亦会露出笑脸，于是克利斯朵夫便会忘记怨恨，和他闲聊，临了，他突然灵机一动，便说：
“啊，朋友，我问你：是不是我弹琴会妨碍你工作？”
他回答说不，但又要求他别弹节奏太慢的曲子。因为他工作时会跟着音乐的节拍，太慢了他会干不好，于是他们友好地分别了。克利斯朵夫住在这里以来同邻居所说的话还没有这会儿和这工匠谈得多。
每层楼上有两个公寓，分别有三间屋和两间屋，除二楼的房间是由两间公寓合起来以外，其余的公寓里没有一个雇仆。每个家庭都自己照顾自己。
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邻居是一位姓夏尔乃伊的神甫，四十来岁，思想活跃，胸襟广阔，亦很博学。他原来在一所大修道院教圣经，但却因为自由的思想受到罗马主教的处分，他虽不服气，但却保持沉默，也不公开自己的主张以示反抗，只是做克利斯朵夫看不懂的人：他躲在一边，宁可让自己的思想崩溃也不愿伸张出去。当克利斯朵夫想与他沟通时，他却客客气气地、冷冰冰地绝口不提自己的问题，——他的骄傲让他死去。
在两个朋友的底层，则住着一个工程师全家，他叫哀里?哀斯白闭，夫妇俩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两个都是挺优秀的人，可因为家境不好而羞于与人交往，他们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年青的太太为了隐瞒自己的清贫，宁愿加倍地辛劳。其实，夫妇俩完全是为了德莱弗斯事件的大风潮——为了这件案子，他们激动得几个月平静不下来，他们亦相互刺激，情绪激昂，而且参加示威活动，而他们其实是胆小温和的人，夜里他俩被激动得热泪直流。为了战斗，他们付出全部热情，等胜利来了的时候却已经没有力气去快乐了，没有精力接着生活了。但胜利的果实似乎也只是换些人去抢赃物、夺政权、争荣誉、争位置，早先所让他们那么热情地信奉的英雄们，此刻在政治上讨价还价，把他们的正义踩在脚下，只剩下他们仍怀着纯洁的信仰贫穷、孤独、无声无息地退隐、忍受痛苦和忧郁的折磨、对生活绝望、对人类厌恶。
他们躲在房子里悄无声息，怕打搅邻人，被邻人打扰却不声张。但克利斯朵夫却喜欢那两个女孩，只要在楼梯上一碰到她们便表示种种亲热。女孩们最初较胆小，慢慢地也和克利斯朵夫混熟了。他永远有说不完的笑话和分不完的糖果，她们对父母称赞他，开始他们不领情，后来他们看到克利斯朵夫那么坦诚便被打动了，接受了这个常用音乐烦扰他们的邻居。但因克利斯朵夫带有村野的态度令矜持的工程师感到惊骇，开始他们的谈话并不是很投机，直到在克利斯朵夫恳切的眼神和愉快的心情的驱使下，工程师才从嘴里吐出一点儿有关于他们自身的秘密。工程师兴趣较广，做事亦比较勇敢，惟一的遗憾是意志消沉，性情忧郁，处处忍让，他有毅力承受艰苦的生活，却仿佛要证明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似的——他下不了决心改变生活，有人请他去巴西的工厂任经理，报酬极高，但他却拒绝了，因为怕不适应那边的气候。
“那么为什么不把家人留下，你自己去为他们挣钱呢？”克利斯朵夫问道。
“留下他们?”工程师嚷道，“你真是个没孩子的人。”
“倘使我有孩子的话我也这样想！”
“我才不呢！……要远离乡土！噢，我宁可在家乡受苦。”
克利斯朵夫觉得他们留在家里过苦日子才算爱恋家乡的想法很奇怪。可是奥里维能理解，他说：“想想，出门在外举目无亲，骨肉分离、客死他乡，种种孤苦加在一起多么可怕？何况人生苦短，何必那么辛苦呢？……”
“难道非去考虑死不可吗？”克利斯朵夫反驳道，“而且，即使死了，也是为让家人幸福死的，比束手待毙好多了吧！”
五层楼的较小的公寓里，住着一个叫奥贝的电工，他是个小个子，一副病态的样子，长着一副凶巴巴的脑门，而眼睛上面横着一条皱褶，他的目光很有神，盯着人时十分尖锐，淡黄色的短髭后的嘴巴老是带着一副讥讽的笑，而脖子里老是裹着围巾，因为喉咙不舒服，他的语调很低，声音沙哑，脾气暴躁。他出生于平民阶层，是一个布尔乔亚的私生子，不知父亲是谁，而抚养他的母亲又不受人尊重。自小，目睹过无数凄惨的下流的事，所以他发誓永不回到平民阶层，他也不与那些平民阶层的邻居来往。为了摆脱这个阶层，他学过各种手艺，四处流浪，还自修了历史、哲学、颓丧派的诗。他紧跟潮流，但他却自高自大，语言刻薄，只有满腹牢骚。因为浮夸和天真，他时时刻刻受着人生的愚弄。他非常崇拜文学和布尔乔亚，满脑大革命时期使中产阶级疯狂的那些念头。他强烈反对教会，认为宗教都是陈腐的东西，是进步的敌人，由于他不愿和平民来往，而他渴望的中产阶级却对他紧锁大门。结果，他和谁都没有来往了。于是，克利斯朵夫很容易就和他接近了，但，遗憾的是克利斯朵夫只想和平民谈平民的事，话不投机的他们于是完全隔膜了。
一层一层地往下，是与克利斯朵夫关系疏远令克利斯朵夫较难踏进的四层楼的房间，其中一间住着两个女人：三十五岁的奚尔曼太太和她老而虔诚的婆婆。奚尔曼太太的丈夫的死及女儿的过世折磨得她们两个懵懵懂懂，她们终于一步不出门了。而另外一间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叫华德莱先生和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头发秃了，却留着漂亮的胡子，也不知道他是德国人还是比利时人。他的手细长且说话温和、举止有礼，据说他却参加过一八七一年的暴动，判了死刑，但却不知怎么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