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安娜·卡列宁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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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章 15

第八卷15

“科斯佳,你可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这里时与谁同路?”多莉把黄瓜和蜂蜜分给孩子们以后对列文说,“与弗龙斯基同路!他到塞尔维亚去。”

“而且还不只是他一个人,还自己出钱带一连骑兵去!”卡塔瓦索夫说。

“这符合他的为人,”列文说,“难道说还一直有志愿兵往那里开拔吗?”他瞥了一眼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然后补充问道。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未予作答,因为碗里有一个白色的蜂巢,破口处往外流着蜜,上面粘着一只还活着的蜜蜂,他正小心翼翼地用一把钝刀子把蜜蜂往外挑。

“那还用说!如果您看见昨天车站上的情景就好了!”卡塔瓦索夫一边说,一边嘴里嚼着黄瓜。

“这个嘛,该怎样去理解?看在基督份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请您给我讲一下,这些志愿兵都要到哪里去,去同谁作战呢?”老公爵问道,显然是继续着列文没有来以前就已开始的话题。

“同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平静地笑着回答说,同时把那只粘了蜂蜜而变黑的、爪子无助地爬动着的蜜蜂挑出来,把它从钝刀上移到一片坚实的杨树叶子上。

“究竟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的呢?是伊万?伊万内奇?拉戈佐夫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谁也没有宣战,而是人们同情受苦受难的兄弟民族,并且愿意帮助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但是公爵说的并不是有关援助的事,”列文站在岳父一边辩解说,“他讲的是战争。公爵说,通常没有政府的允许个人是不能够去参加战争的。”

“科斯佳,你瞧,这里有一只蜜蜂!真的,它会蜇我们的!”多莉一边挥走黄蜂,一边说。

“可是这不是蜜蜂,而是一只黄蜂。”列文说。

“好啊,好啊,那么您的理论是什么呢?”卡塔瓦索夫微笑着对列文说,显然想挑起争论。“为什么个人就无权参加战争呢?”

“我的理论是:一方面,战争是一种野蛮的、极其残酷的行为,因此,任何一个人,更不要说是一个基督徒,都不能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而能够承担这种责任的只有政府。这是它的使命,它也回避不了。另一方面,无论从科学的角度看还是就健全的思想看,在国家的事务上,特别是在战争问题上,公民不得不放弃个人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同时用现成的话反驳他。

“老弟,问题就在这里,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有时政府不执行公民的意志,那么社会就来显示自己的意志。”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显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赞成这种反驳。他听了卡塔瓦索夫的话后,皱皱眉头,然后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你这样提出问题是没有用处的。这里没有宣战的问题,而只不过是人类的感情,基督徒的感情的一种表露。别人正在杀害同一血缘的同胞和同教的兄弟。好吧,即使不是同胞,不是同教的兄弟,而是一般的儿童,妇女,老人,也不能无动于衷。俄罗斯人动人感情,就跑去制止暴行。你设想一下,如果你在街上走,你看见醉汉正在殴打妇女或者儿童,你会怎么办呢?你不会去问是不是向这个人宣过战,我想你一定会冲上去,保护受欺负的人。”

“但是我不会打死他。”列文说。

“不,你会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如果我碰到这种事,我就凭我的直觉去行动,但事先我不敢说我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斯拉夫人受压迫,我的感情不会冲动,也不可能冲动。”

“可能你不会冲动,但是别人会冲动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地皱着眉头说,“民间还流传着‘渎神的伊斯兰教徒’压迫正教徒的传说。人民听说自己的兄弟受折磨,就站出来说话了。”

“可能是这样,”列文含含糊糊地说,“可是我却没有看见,我本人就是人民,我却没有这种感觉。”

“我也是这样,”公爵说,“那时我住在国外,读了报纸,并且,我承认,在保加利亚惨案之前,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突然之间爱起自己的斯拉兄弟来了,而我对他们却毫无爱意呢?我非常懊恼,我以为我是一个畸形人,要不就是卡尔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但是,回到这里以后,我放下心来了——我发现,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些人也只关心俄罗斯,而并不关心斯拉夫兄弟。康士坦丁就是其中的一个。”

“个人的意见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当整个俄罗斯人民表现出自己的意志时,个人意见就微不足道了。”

“很对不起。这我可看不出。人民连知道都不知道。”公爵说。

“爸爸,不是这样……怎么不知道呢?那个星期天在教堂里不是讲了吗?”多莉听着他们的谈话,说,“请递一下毛巾,”她对那位微笑着看着孩子们的老人说,“不可能所有的人……”

“星期天在教堂,那又怎么样?那是神父奉命而宣读的。他读啦。他们什么也没弄明白,只是叹气,就像平常传道一样。”公爵继续说道。“然后人家就对他们说,教堂为拯救灵魂,要募捐了,每人就掏出一个戈比。可是这钱干什么用,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人民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总是关心的,在如今这样的时刻,这种意识就表露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着那位养蜂的老人,十分肯定地说。

那位长着斑白胡须和浓密银发的漂亮老人手里端着一杯蜂蜜,一动不动地站着,亲切而又神态自如地凭着自己高大的身材俯视着这些老爷们,显然他并不明白他们说些什么,而且也不想弄明白。

“的确如此。”他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的话,意味深长地点着头说道。

“那么就请问问他。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去想它。”列文说。“米哈伊里奇,你听说过战争的事了吗?”他转向老人问道。“教堂里宣读了什么?你是怎么想的?我们应该为基督徒去作战吗?”

“我们有什么好想呢?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帝都替我们想得很周到了,他现在为我们考虑着所有的事情。他比谁看得都清楚。是不是再拿一点面包来?再给那个小家伙一点儿?”他指着格里沙问多莉,格里沙这时连面包皮都要吃完了。

“我用不着去辨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见过,也正看见成百上千的人舍弃一切来为正义的事业效力,他们自俄罗斯的天南海北,坦诚而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目的。他们出钱,或者亲自去,直截了当说出为了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这意味着,”列文有点激动,他说,“在八千万人民中间总会找到几百个,甚至像现在这样几万个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他们就等着参加到普加乔夫一伙中去,到基辅,到塞尔维亚……”

“我要对你说,不是成百上千的人,而且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而是人民中间的优秀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激动地说,仿佛在捍卫他最后一份财产似的。“那么那些捐款呢?这可是直接反映出全体人民的意志。”

“‘人民’这个词的含义非常含糊不清,”列文说,“乡里的那些文书,还有那些教师,还有千分之一的农民,倒可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其余的八千万人,像米哈伊里奇一样,不仅没有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也丝毫不明白,他们应该对什么事情表达自己的意志。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