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21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与贝特西以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谈话中了解到要求他的仅仅是让他妻子安宁，不要由于见到他的面而受到搅扰，他妻子本人也希望这样，从那时起他就觉得自己有很大的失落感，以致不能够由他自己决定任何事情，自己也不知道他现在想做什么，甚至完全听从那些非常乐意关心他事情的人的摆布，对一切都表示同意。只是当安娜已经从他的家里出走，当那个英国家庭女教师派人来问他她该同他一起用餐还是分开用餐时，他才第一次清楚地理解了自己的处境，并对此感到惶恐。
在这种处境中最困难的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把他自己的过去同他现在的情况联结起来，调和起来。使他心里难忍受的并非他同妻子幸福地度过的以往的那些日子，他已经痛苦地经受了从他同妻子以往共同生活的那些日子到他得知她对他不忠的转折；这种处境是沉痛的，但当时他是理解的。如若妻子告诉他对他不忠而弃他而去，他会感到伤心和不幸，但是他不会像现在这样陷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绝境。他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前不久自己对妻子以及她生的别人的孩子的宽恕，怜悯和爱与现在他的境遇协调起来。也就是说，他现在落得孤苦伶仃、蒙受耻辱、遭人耻笑、无人需要和人人都蔑视的下场，仿佛这一切都是他饶恕和爱妻子所得的回报。
安娜离去的头两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还照常接待请愿者和秘书，去委员会出席会议，到餐室去用餐。这头两天，他只是竭尽自己的心力来做出平静的、甚至是无所谓的样子，他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回答如何处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东西以及她的房间时，他最大限度地扼制着自己以便表现出这样一种神态，即好像对于他来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并非事先没有预料到，而且它本身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他的目的达到了：谁也看不出他有绝望的迹象。但是，安娜出走的第二天，当科尔涅伊呈交他一份安娜忘记支付的时装店帐单，并报告他说店员还在等候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那个店员唤来。
“大人，恭请原谅，请恕罪冒昧打搅。如果您吩咐我们去找夫人的话，恳祈恩赐夫人的住址。”
店员觉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仿佛陷入沉思中了，他突然回身坐到了桌旁。他把头低垂到双手上，这种姿态他保持了很久，有几次试图要说话，却又没有说。
科尔涅伊理解老爷的心情，就请店员下次再来。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明白，他再也没有力量硬充一个坚强和平静的角色了。他吩咐卸掉正在等候他外出的马车，吩咐不接见任何人，也不出来用餐。
他感到他再也经受不住轻蔑和残忍对他的巨大压力，这种轻蔑和残忍的表情他在这位店员，在科尔涅伊，以及毫无例外地在这两天他遇见的所有人的脸上都清楚地看到了。他感到他不能摆脱人们对他的憎恶，因为这种憎恶的产生不是因为他坏(如果他坏，他会尽量变得好一些)，而是因为他蒙受着令人屈辱和不齿于人的不幸。他知道，就为了这个，就为了他痛苦得心要破碎，人们才会对他残酷无情。他感到人们将会毁掉他，如同许多狗将会扼死一条被咬得遍体鳞伤痛得尖声嗷叫的狗。他知道，惟一从众人手下得救的办法——就是向他们掩藏起自己的创伤，于是他无意识地就试着这样做了两天，但是现在他又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再继续这种寡不敌众的抗争了。
他的绝望心情越来越厉害，那是由于他意识到在痛苦中他是绝对孤立无援的。不仅仅在彼得堡找不到一个人他可以对之倾诉他的遭遇，而且也找不到一个人不把他当作一个最高层的官员，不把他看作一个上流社会成员，而只把他作为一个受折磨的人来怜悯他；在别的任何地方他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小就是个孤儿。他们只兄弟二人。兄弟俩都不记得他们的父亲。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十岁时，母亲也去世了。他们的家产不多。叔叔曾经是政府的要员，先皇的宠臣，他收养了他们兄弟二人。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中学和大学毕业时都获得了成绩优异的奖章。他还在叔叔的帮助下立即走上了显要的仕途，并从此沉湎于追求功名。无论在中学，无论在大学，也无论在出校门以后的任职期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都没有与任何人结交而成为朋友。他的哥哥是他最贴心的人，但是却在外交部任职，经常住在国外，并且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结婚后不久，就死在异邦了。
当他出任省长的时候，安娜的姑姑，一位省里富有的夫人，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他这个虽然已不年轻但就职位来说却是一个年轻的省长。这就把他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要么他提出求婚的请求，要么他自己离开省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赞同迈出这一步和反对迈出这一步的理由那时势均力敌，也没有一项决定性的论据能使他改变一下他的处事原则：疑虑重重时，别忙于行事。但是安娜的姑姑却通过一个熟人暗示他说，他已经损害了姑娘的名誉，他要是有责任感，就该向她求婚。于是他提出求婚并将他所有能够表现出来的感情都付予未婚妻及后来的妻子。
他感受到的对安娜的依恋排除了他心灵中与别人倾心相交的需求。现在所有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他亲近的。关系倒是不少，但交情却没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有很多他可以邀请来家里吃午饭的人，可以请他们参与使他感兴趣的事务，支援寻求庇护的人，他还能够同他们坦率地讨论别的一些人物和最高政府当局的行为；但是他与这些人的关系仅限于习俗牢固确定的一种范围之内，超越这一范围是不可能的。曾经有过一位大学的同学，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后来同他关系比较近，他原本可以同他说说自己的痛苦；但是这位同学是一个边远教育区的督学。在彼得堡的那些人中间最亲近和最可能交谈的人不过是他的秘书和大夫。
秘书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柳金是朴实，聪明，善良和有道德情操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他对自己有好感；但是他们五年来的共事使他们之间有一种隔阂妨碍倾心交谈。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签署完文件以后，盯着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沉默无语，有几次试图要说话，但却没有开口。他本来准备要说的一句话是：“您听说过我的悲痛吗?”但是结果说出来的却是通常说的那句：“那么就请您把这个给我准备好。”然后就让他走了。
另外一个人是大夫，这人对他也有好感；但是他们之间也早已达成了一种默契，就是他们两人都有一大堆事要做，因此都应该去忙自己的事才对。
至于在妇女中间的朋友以及她们中间居于首位的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则没有去考虑。所有的妇女，单只作为女人来说，他都感到可怕和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