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父亲被厂里派下乡去收"搭子"（做斗笠的胚架），要去两三个月，我又自由了。为了庆祝重获自由，布扣子和我决定搞点钱去看电影。布扣子带着我撬开了文化馆的一间库房。里面都是破旧书刊，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布扣子边骂边用编织袋装书。我问他要这书干什么，卖废纸又不值钱。他说他家没有厕纸了，让我也选些软乎的拿回家擦屁股。我选了硬壳的《红与黑》和《约翰·克里斯朵夫》，原因很简单，外国书用来擦屁股不容易犯错误，文革虽然已经结束几年，但心里还有余悸，家里大人经常在这方面敲警钟。当然，我并不是真用这些书来擦屁股。我把它们垫在枕头底下，偶尔翻一翻，慢慢被吸引住了。尤其是于连勾引雷纳尔夫人的过程，看得我血脉喷张，这比《红楼梦》里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刺激多了。少年对少妇一定是会有些幻想的，何况是这么高雅的贵妇。后来，我又看了《约翰·克里斯多夫》，我发现每个非凡人物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个风情万种的少妇存在，那么我的成长过程中会不会有也这么一个少妇在等着我呢？我开始变得对异性充满了兴趣。
我第一次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未来。当时高中生就已经算是有文化了，所以我从没奢望过考大学，直到张亚丽的出现。
张亚丽是从上海来的大学生，担任我的高中英语老师。她第一次走进教室全班男生都被震呆了，太漂亮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这种漂亮。只能说是洋气，很舒服的洋气！这种洋气我只在大众电影上看到过，是个叫栗原小卷的日本明星，她和高仓健主演了一部叫《追捕》的电影在中国风靡一时，而当它真真切切出现在眼前，简直惊为天人。
当时早晨的阳光穿过玻璃窗照在张亚丽白皙的脸庞上，鬓角细微的绒毛染上金黄的光晕，我正观察这个细节时她恰好笑了，像一大团棉花糖飘到我的面前，暖洋洋的，真恨不得自己一头栽进去永远也别出来，在里面甜死算了。
下课后，我对布扣子说以后上英语课不许捣蛋。布扣子问凭什么。我恶狠狠地说老子是好学生下次英语要考80分，你捣蛋影响我听课。他挖苦我猪鼻子插葱装象 。布扣子不闹，其他人也不敢闹，英语课的课堂纪律从此一改旧气象，活泼热烈安静有序，让张亚丽很是诧异。我以问功课为由寻找各种机会主动接近张亚丽。那些日子我恨不得每节都是英语课，可英语成绩还是没有多大起色，主要是上课老走神。
由于我是班里考大学的重点苗子，张亚丽经常把我留下单独补课，这样我有了很多两个人相处的时间。这时我突然变得无比聪明起来，一点就透。我主要是想尽快完成补课的任务，和她扯点别的，什么都行，只要不是英语。我教她说当地的土话，还用土话念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张亚丽有一套祖国风光明信片，其中有张峨眉山的我很喜欢，那景象似曾相识，好像在哪里见过。我和她说起小时候不吃荤，瞎子爷说我是峨眉山的和尚下凡的故事。她觉得很好笑，把这张明信片送给了我，还在后面写上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