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两天于副处长又找他去办公室谈话,一开始,先肯定了他这段时间的工作成绩,然后又说:“不过,也有人反应了你一些问题。”他说着话,手好像无意间的,放到了一摞拆开的信封上,信封上是疗养院的专用信封,却没有部队专用的三角形邮戳,而是贴着普通的邮票。看来告密者颇为心思地把信件拿到外面去寄,绕了一个大圈,才回到疗养院。这就是所谓的‘花上八分钱,让你查半年。’只是吴放歌觉得奇怪:既然费劲地拿到外边去寄,为什么不把信封也换成普通的呢?不换信封,你就是拿到联合国去寄,不是也会让人一眼就看出,这写信人就是疗养院内部的吗?这真有点好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更何况原本就是自以为聪明的蠢蛋呢?
于副处长用手指敲打着那叠信封,却一直不说倒是吴放歌被举报了有什么问题,这也是给谈话对象施加压力的一种吧。可惜的很,吴放歌对这手一点儿也陌生,到觉得有点失望:毕竟和于副处长是一个部队走出来的,有什么话直接说就是,用不着耍着一套嘛。不过同时也让吴放歌明白了,想要和一个人建立友谊是何其的难呐,特别是在这两个人地位有差别的情况下。
“无非就是要求清查我这段时间在图书室和水暖仓库的账目,再有就是生活作风问题,一般告状的,就这两条儿,没新鲜的了。”既然于副处长拿捏着不说,吴放歌只好自己说出来。
“哦?”于副处长微笑着说“那你说说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吴放歌回答说:“看法?我的看法不重要吧。”
于副处长又问:“那谁的看法才重要?”
吴放歌说:“组织上的看法最重要。如果组织上信任我,那么这种信件再来个十封二十封,甚至一百封都没有关系。如果组织上不信任我,就是没有这些信,我一定也会倒霉的。”
于副处长听了哈哈一笑说:“放歌,这我可要批评你了,怎么叫组织不信任你,你就要倒霉呢?真的就是真的,组织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同志的。”
吴放歌说:“我当然是相信组织的,而且我很快就要退伍了,不想节外生枝出点什么岔子。”
“说起退伍。”于副处长说“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走哩。”
吴放歌说:“疗养院人才济济,我不过是个义务兵,而且已经超期服役一年了,早点走也可以空下个名额给农村来的兄弟以后转志愿兵用嘛。”
“是这么回事。”于副处长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因为你太能干了,就耽误你的前途地!不过虽然你快要退伍了,我还是希望对你的工作作出一些调整,所以才来找你谈话的。”